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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春天，一个女孩子给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说要讲讲她的一个女伴儿的故事。她说那个女孩子生长在安徽的大山里，家境贫寒使她被迫中断学业，而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使她无法忍受，终于有一天她从家里逃跑了。一个十六岁的没有受过完备教育的女孩儿，第一次跑出深山，外面复杂的世界是她没有能力辨识的，她迅速被人卖到绍兴乡下一户人家。一年后，仍是个孩子的她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她又跑了。她拼命做工，挣扎着在城市里生存下来。恋爱，爱上了一个开汽车的小伙子，这是她美好的初恋。他们打算结婚，想攒钱买一辆便宜的车，两口子倒着开出租，拉活儿，那正是他们所能想像的最幸福最浪漫的生活。但是，当对方的家庭知道她曾被卖的经历，终于不肯原谅她，她又跑了。她所受过的伤害，成了她的"原罪"，生活是没有希望的。绝望之下她进了一家舞厅当了小姐，条件是她只陪客人聊天，其他一概不接受。一年后，她遇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他对她很好，让她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温存和安全，她对生活又有了希望，对自己又有了信心。她离开舞厅，想要好好生活，但这个男人有家庭，她只好再次离开。她每天站在路的那一头远远地看着她爱的人进出单位的大门，却不敢走近他、跟他说一句话。不到30岁却有了这么复杂的过去，往事不堪回首，她一个人默默地生活……
       接听这个电话的是我们节目的策划人，他对电话那一头的女孩儿说："这不是你女伴儿的故事，这就是你自己。"话筒里一片寂静……
       经过整整一夜的考虑之后，她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宁波，我们的摄制组见到了这个叫芙蓉的姑娘，一个朴素而帅气的女孩儿，有一双那么忧郁而坚定的眼睛，她已经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我们告诉她，可以有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假名、背对镜头、逆光拍摄等等。她坦然地告诉我们不必，她将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是在她心里压抑了许久的故事。
       深夜，绍兴一条小河边，我和芙蓉一起录制了这期我们称之为《我这十年》的节目。从凌晨一点到三点，露水把我们的鞋子打湿了，路灯下放着两盒煎饺子，那是一个起初还在看热闹，后来撑不住去睡了的好心人悄悄送给我们的夜宵。两个小时，我们走过了一个普通中国女人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谈得心力交瘁、痛快淋漓……
       谈话将近结束时，我问她：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采访?人们总是要掩饰自己经历中的种种瑕疵，把最好看的孔雀羽毛展示给别人，她为什么要讲出一切伤害和不堪?而且拒绝任何保护和遮掩?我相信这个问题她已经考虑了很久，所以才可以回答得毫不犹豫。她说她首先为孩子，为她年少无知时生下又不得不抛下的女儿。尽管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顶着那里的亲戚和村人的咒骂去看孩子和给孩子送钱，但她相信她注定将失去这个孩子。她不求孩子能"理解"她，她只求她"了解"。有朝一日女孩儿会长大成为女人，她将了解她母亲所经历的一切，这个节目是为给以后的生活留下见证。同时，她也为自己，她隐居在宁波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只有很少的朋友和熟人。她从不对他们讲起她的过去。当年仅仅因为她被拐卖的"过去"，连她热恋中的男友都可以离开她，更何况其后复杂的经历呢?但是，这样的生活令她备感压抑和孤独，她想用某种方式告诉所有认识她的人，告诉他们她是谁，看看他们有没有勇气接受生活的真相!
       其实有着芙蓉那样经历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每个人的过去又有多少不可言说?只不过我们掩饰了，这当然无可非议；而她说出来了，即使只是由于冲动，这也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个倔头倔脑的山里来的野姑娘!她不是在讲"绝对隐私"，那对旁人毫无意义，她是一个活标本，一个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二十年中，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到开放、从无知到有知、从贫穷到相对富裕的变化中，一个"个人"所赢得的成长和承受的痛苦、"生存"和"情感"，他们的要求如此之少又如此之多。
       芙蓉的家也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简单得不可思议，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些书，很多证书文凭：电脑、英语、驾照等等，这是一个小学都没念完的女孩儿在艰苦的打工生涯中挤出钱和时间完成的，决不是装饰品，因为她操作电脑的熟练程度、表述及写作的流畅程度令人震惊。她告诉我她的网名叫"叶落城市"，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片漂在城市里的树叶，没有根，不知明天要漂向哪里……
       我还想说说她的衣服，一件灰夹克和衬在里面的两件衬衫，一件白一件紫，这些是她全部最好最正式的衣服。即使做"小姐"，她也只穿这些，那时候她也不化妆，现在她有了一管口红。节目做完了，做电视采访面对的掩饰太多，所以面对一个袒露的灵魂会有些害怕，怕节目播出后会给这个不设防的女孩儿带来麻烦。我甚至有些庆幸我原本不太喜欢的那个播出时间，晚11∶30播出，也许大家都睡了，也许没人看见……
       节目播出了，上千个电话、E-mail砸向我们特别是芙蓉本人。芙蓉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们，来自外地的、不认识的观众的信全都向她表达友善和好意；而她自己周围的朋友和熟人则在表示着鄙夷，理由是她如此"复杂"，她是"坏女人"。她的坦诚再一次彻底地伤害了自己。几天后，又传来了坏消息：她被单位开除了。
       不久，我到宁波出差。一到宁波，竟发现大报小报都在讲她的故事，我心里一紧，知道这下完蛋了!各类小报一旦上手热炒，人们猎奇的目光肯定全会盯住"三陪"、"第三者"这样的噱头，局面肯定会失控，当事人肯定会受到无穷的伤害，而我们就成了这场伤害的始作俑者。我急于找到芙蓉，想看看她的情况怎样，她是不是已成被围堵的猎物，无处藏身?果然，她离开了原来的住所，关闭了所有的电话，她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可她没钱、没工作、没家，她只有远处山里需要她供养的老父老母和寄养在另一个地方的同样需要她供养的女儿，她怎么办?她能去哪儿?尽管芙蓉消失了，却引起了我们节目组的一次心理震荡，关于社会责任、职业责任和个人情感的矛盾，我们摆不平了。
       200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我们制作的特别节目在电视里播出。那些身上带着个人的悲欢喜乐和时代烙印的男人女人们在节目里讲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同一时间，我在央视国际网站值班热线，跟网上的观众交谈，突然，我在网上一闪即过的许多内容里看到四个熟悉的字"叶落城市"。我从椅子上蹿起来："快锁住这个人，我要跟她交谈。"那以后的时间变成我和她的网上谈心，其他观众全部被晾在一边，他们纷纷抗议：""叶落城市"是什么人，你为何如此偏心?"
       于是我知道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芙蓉的困境和流浪。她说她曾经想死，可她还会坚强地活。她不恨谁也不想向谁求助，她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她个人在这个艰难时代里的挣扎会成了她的原罪?诚实和坦率有什么错?她又说她终于在另一个城市里找到了一个工作，那儿没人认识她，她很喜欢她的工作，她会好好干，她的生活会好起来，"等我真的好了，我要再跟你做一期节目。"
       那以后我又陆续听到芙蓉的消息：她的新工作干得不错……她的领导越来越信任她……她跟同事相处得挺好……她很开心，她去看女儿了……她在加班……她在回忆自己的十年，想把它写出来……单位里有同事从别处听说了她的过去……人们都在议论她……大家把她的领导议论成与一个"舞女"有前缘的人，而领导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所以她的领导跟她发火了……她很可能又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她神思恍惚出了车祸……她怎么办?……
       这一次我郑重提醒她，写自己的故事不要再用真名了，妥协吧!投降吧!别再犟了，你怎么犟得过我们的世俗生活?
       几天前，我收到了芙蓉发过来的稿件，我依然看到了她的名字。
       我怕她，她的固执和勇敢提醒着我们的猥琐和怯懦。
       我尊敬她，她自己背了她那样的一群人身上的十字架。
       我同情她，因为她必将遭受痛苦。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透视大时代风云里每一个个体心灵的真相，以此来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在做。应该高兴吗，为了职业的完成?还是应该内疚，因为在不诚实的生活中，诚实很可能被伤害?
       或许我应该批判那些伤害她的人?他们怎么能用那些伪善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道德教条来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呢?
       或许我要替芙蓉或和她一样的困境中的人辩白，可她们需要吗?她们平凡地勇敢地生活，承担自己的命运，她们不需要我辩解什么。
       那么我只能祈祷了，我不祈祷生活公平，我只祈祷被伤害的人坚强!
       妇女节那天在网上，芙蓉问我："你为什么还记得我?我只是你许许多多节目中的一个人。"
       我说："你是我们心里的伤口，你不好，我们就不能愈合。"
       我们听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读别人的故事，难道是为了消费别人的故事?最后我想引用《天涯》杂志2002年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中的一段话：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经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不至于把他人的痛楚挪用做自己论述的材料--这样做，痛楚脱离痛伤者，痛伤者被取消?我们是否能够沉进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融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关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孕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徐磊摘自《北京文学》2003年第1期，蔡延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