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冲突时起时伏，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的问题一下子突出了。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纠缠不休，中国人则在霸权问题上予以回击。到了1993年的夏天，两国的矛盾集中到航行在波斯湾水域的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上。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生化武器的生产。”在当时看来，它好像有真凭实据握在手上。但后来，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在全中国弥漫开来，“银河号事件”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令人充满疑问的事，成了美国人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93年8月第一周发生在波斯湾水域上的事件，首先要知道化学药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的性质，它们本身并非杀人工具，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认可的事情。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满载六百二十八个集装箱的“银河号”7月7日由天津新港启航，它拥有万吨级排水量，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其计划中的航线是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驶向中东，将在8月3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迪拜港卸下货物，然后转头驶向沙特达曼港。
7月23日，就在“银河号”将要进入波斯湾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忽然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这条船上。五角大楼没有当场出示证据，但却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动用了各种侦查手段，跟踪“银河号”已有月余，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后者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所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54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十一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24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银河号”进退不得。骄阳当头，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摄氏五十多度，机舱里面就更热了，可是谁也不会到甲板上去透透气，那里被晒得滚烫，不小心把手碰到甲板或者护栏，就会烫起水泡。就这样过了两天，淡水和食品短缺的报告不断传到船长室来，张如德命令船员们停止洗澡洗衣，节约饮食，把午餐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数量也明显减少。这时候美国人从军舰上打来电话，说愿意给“银河号”提供油料、淡水和食品。看来普通美国军人动了恻隐之心，至少是出于某种善意，可是当日两国政府如此敌视，普通人中间也不免滋生怀疑和仇恨。人的生命当然宝贵，但中国人在某些时刻会将祖国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现在正当其时。张如德严词回答美国军人:“我们不需要!”然后通报全体船员。船员们异口同声地宣告:“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焦急的等待中漂荡了一天又一天。北京这边，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再三声明中国履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方情报是失实的，措辞坚决，但口气始终让人觉得给自己留着余地。一位新华社记者说他当时注意到，谈到“银河号”上是否有违禁化学品的时候，中远总公司的用词相当谨慎，外交部发言人也总不忘记加上“据我们了解”的前缀，如此等等。这让很多同情中国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也让美国人更加相信自己，决心乘胜追击。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对中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确凿的情报，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8月26日，也即抛锚公海漂泊二十四天之后，“银河号”终于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达曼港。它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带有侮辱性的检查。检查由中国与沙特的政府代表共同主持，并且限于发往伊朗的集装箱。美国人如愿以偿，得到直接登船的许诺，但却只是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经过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两个国家都给对方留了一点情面，又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不过，真正的较量还刚刚开始。
张如德指挥“银河号”经过数道关卡进入达曼，惊讶地发现他的泊位已被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地。向着海洋的一侧，有沙特的快艇游弋穿梭，有一艘军舰，岸上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
28日上午，检查组登上“银河号”。所有运送到伊朗的货物都被指认出来，吊出船舱堆在露天场地。现场气氛紧张，好像决战在即。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后来说，是“沙特政府代表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检查，其实当时的检查者是美国人。“技术顾问”成了真正的主角，全都跃跃欲试，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检查仪器，个个显出既精湛又忠诚的职业精神。天气很热，船舱里摄氏六十五度，美国人已经汗流浃背，却还要钻到箱子底层，趴在地上一一核对，已经气喘吁吁，仍旧不肯罢手。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优秀品质都成了令人厌恶的挑衅——这些美国人必是抱定了让中国人难堪的信念，才会如此卖力。
夕阳西下的时候，运往伊朗的二十五个集装箱已经全被打开，可是除了建筑材料和固体染料，没有要找的东西。美国人大失所望，但还没有想到去检讨自己的情报。马克尤姆(他是美国驻沙特使馆参赞，现在也是检查组里美国政府的代表)反复思考事件的整个过程，觉得上了中国人的当:这些狡诈的中国人要求“只检查运往伊朗的货物”，可是他们在海上漂了那么多天，一定有足够时间把“赃物”转移到别的地方。华盛顿显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给马克尤姆发出新的指示:查看所有发自中国的货箱，还要查看任何一个有疑点的和装着化学制品的第三国货箱，又提到两个货箱最有嫌疑，箱号为CSAQ3101和CSAQ3102。
沙祖康一边抗议，一边同意。自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人的每一次攻击面前，中国人大都显得被动，不是躲躲闪闪就是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似乎总是理亏。这一次，中国人可以在美国人的霸道嘴脸上狠狠地打一个嘴巴。不过，直到这时，他们仍然锋芒内敛，后发制人，一再说船上的确没有那些东西，好言劝说美国人罢手，又做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同意打开所有货箱。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传统，现在眼看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一步一步走进绝境，不免暗笑。
事态表面上按照美国人的意志进行，其实却是走进了中国人的套路:打开的箱子越多，美国人的脸色就越是难堪。他们撅着屁股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嘴里不住地骂着“SHIT”。到了第七天，六百二十八个箱子全被打开了，没有结果。从五箱甲酸、两箱农药和一箱松节油中取样化验，还是没有结果。美国人终于失去信心，满脸沮丧:看来所有货箱都无可怀疑，而情报人员指定的那两个货箱，船上根本就没有。
9月4日，检查组发布报告，宣布“银河号”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就像足球场上的一次“防守反击”，现在轮到中国人说话了。沙祖康严厉指责美国人损害了中国声誉。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嘲弄地说，美国以自己的失败告终。然后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几百个中外记者说，他们要求美国对“银河号”事件公开道歉，还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美国人在检查报告上签字以后，就什么也不肯做了。
美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连美英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尽管美国口气很硬，但“银河号”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中国则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海上的失误叫美国难堪”，还说“美国声望受损”。水均益那时还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闻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电视主持人的道路。这一天，他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样兴奋不已，从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跑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记者招待会，站在一张大号世界地图前，面对摄像机慷慨陈词，又在电话里说服还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祖康接受他的采访，在挂上电话之前忽然灵机一动，向对方要一张个人照片:既然电视画面上不能出现“银河号”，那就出现沙祖康也好。水均益放下电话，冲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此时正是凌晨三点半，街上空无一人，幸而有两个男人要去郊区钓鱼，把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开过来，被他当场截住。十分钟后，他来到外交部宿舍大院，铁门上着锁，无人应答。他爬过两米高的墙，登了两层楼，找到沙祖康的公寓，在门上敲了几十下后，里面终于有了声音。他站在外面，“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一切，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那时候他还没有一点名气，不是什么主持人。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还没有，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挺难。情急之中，他把电视台食堂的饭卡也塞进门缝里面去，直到里面的人终于相信这不速之客不是歹徒，打开门。于是他拿到了照片。“沙祖康出现在第二天的电视画面上”，他后来得意地说。听上去，好像那位外交官就是打败美国人的民族英雄。
(郑康摘自《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