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终于站到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他们举起悬挂着联合国、英国和尼泊尔国旗的冰镐互相留影，然后在雪地上挖了两个小洞，分别放进了一个小十字架和一包巧克力。在山顶上他们一共呆了15分钟，这个简短的仪式最终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经典——人类脚步终于踏上地球之巅——8848.13米处。
7年之后，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也达到了这高度。“我们从下午7点连夜走到第二天清晨4点25分。”现在已经68岁高龄的王富洲回忆道，“贡布对我说，王富洲，不能再走了，再走出国了。”王富洲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贡布带着石膏做的毛主席像和国旗，“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我们也想做一个，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只好带个石膏的。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里面还有毛线手套。贡布最后拣了9块石头，回来送了毛主席，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当年中国登山队从拉萨来到珠峰脚下花了一个月时间，后面还有一个警卫排跟着。出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只能骑马。王富洲说，他们在马背上骑了24天，以至于他一看到马，脚就开始抽筋。而现在，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只需两天半的车程，尽管700多公里路程有80％是简易公路。当汽车翻过觉悟拉山口时．就可以望到远处5座连绵的雪峰:珠穆朗玛、章子峰、卓奥友、希夏邦马和马卡鲁，其中像金字塔一样巍峨的就是珠穆朗玛。
珠穆朗玛离人类越来越近了。
在最初的30年中，总共只有158人有幸登顶，死亡49人。而现在，仅2002年登顶的人数就达到了159人。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现任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1988年登顶，是第222个分享这一荣誉的人；而过了14年后到2002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1655，其中90％都是非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在最近5年内，每年登顶人数都达到了3位数:1998年120人，1999年116人，2000年147人，2001年182人．2002年159人。今年5月，中国西藏的北麓大本营就有28个团队，500多人蓄势待发。
作为这次中国搜狐登山队的后勤总指挥于良璞，已经是第14次来珠峰了。“以前登山是国家任务，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而现在是自由登山。”
转折发生在1988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双跨珠峰的活动中，“当时西藏登山队有位叫帕孜力的运动员，到7028营地时，因为头痛难忍自己下来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赵牧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一次，当时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谈得更多的是马洛里的“个人登山理念”——“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问我们征服了什么?一个也没有。而再早以前更多的是动员大会，是宣誓;这种想法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登山队9次攀登珠峰，只有今年这一次全部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登山队队长王勇峰说。张朝阳、王石是公司的董事长，刘福永是大连圣亚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李伟文、梁群夫妇是深圳大学的教师，陈俊池是中国联通海口公司的工程师，张梁是银行职员，周行康是汉臣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刘健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
很多登山队在出发前都要请绒布寺的喇嘛举行“煨桑”仪式．一种类似松柏的枝叶点燃后，升起白色的桑烟，登山者饮尽碗中青稞酒，将酥油茶供奉于祭台之上，然后齐齐地将青稞撒向空中，发出“唆”的呼喊声，以祈求山神佑护。在出发前，登山队员还会三三两两地去珠峰墓地，那是东侧的一块小土台，基座是几块鹅卵石，墓碑不过是一块页岩，但从这里可以直接仰望珠穆朗玛，绒布冰川的融水从下面流过。
今天，攀登珠峰仍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和随时献身的可能，但前进的驱动力已不再是国家意志，更多地来自个人的激情、光荣与梦想。
风扫连营
大风是从5月4日凌晨4点左右刮起的。
我赶到大本营，是在这一天的中午时分，明晃晃的阳光下一片狼藉，乱石滩上散落着钢丝床、睡袋、铁杆子。中央电视台的小吴正在地上拣东西，他昨夜起床死死抱住帐篷中间的柱子，但帐篷还是在一阵强风后颓然而倒。这个晚上大本营一共有六顶帐篷被掀翻，而大风还在继续。
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今年60岁，是大本营后勤总指挥，德高望重，人称“于老板”。他身材高大，双眼布满血丝，他说自己上山一个月都没洗过脸了。于老板站在帐篷外，望着远处珠峰顶端的旗云说:“山上的风要有12级左右，大本营阵风8到9级。”所谓“旗云”是珠峰顶端一条云带，像一面挂在山顶的旗子，“由于珠峰地区常年刮西风，所以‘旗云’绝大部分是自西向东飘动”。旗云是判断登山天气的风向标，如果旗云是向下垂的，高空西风风速在每秒17米以上，不宜在7000米以上登山。如果旗云是上升的，则风速不超过15米每秒，当天还可以在7000米以上活动。但一天后会有高空西风槽来临，随即大面积降雪，在两三天内不宜在7000米以上活动。最好的天气是没有旗云的日子，如果顶峰出现像豆荚一样的弧状高积云，也适合在高海拔登山。
“无风、无风三级风。”于老板说，“珠峰地带不可能没有风，山上是冰川，山谷受日照，冷热不均，风就会从山上吹到山谷的大本营。对北侧登山来说，温度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风，如果是气温20摄氏度，刮5级风，你所感受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冬天不登山是因为风大，夏天不登是因为雪多。登山季一般选择在春秋，而春又比秋好，尤其是四五月份，春夏转换之际，气流相对稳定，雨雪少，风力不是很强，而且越爬越热。”作为一般的规律，早上天气好，下午开始变坏，以下午两点为分界线。
下午4点左右，登山协会户外运动部副主任张志坚从北京发来天气预报，说这场12级大风会持续到5月8日左右。据于老板介绍，中国搜狐登山队的气象资料有3个来源，每两天一次的中央气象台预告，每四到五天从国外团队获得的格林尼治天气预报和瑞士天气预报，“但这些预报都是中长期的，反映未来趋势，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登山者的经验。
5月5日早上起来睡袋上一层厚厚的土。这个晚上又有4顶帐篷惨遭不测，到下午时一阵强风又将炊事帐篷拉倒，里面餐桌翻倒，锅碗瓢盆撒了一地，当天的晚饭不得不推迟半小时。
倒塌最多的是30平方米左右的军用帐篷，里面可以摆六七张床，主要是因为表面积大、兜风。抢修帐篷成为大本营当务之急。于老板身先士卒，用铁镐刨土，立住铁杆，其他人重新打入铁钉，用大石头压住，帐篷支起来后，篷布裙边也需要用石头压，但大本营的巨石已经不够了，只得派人从远处山坡上把大石头抠出来，抱着30多公斤的石头走上50多米。重新立起一顶帐篷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而让人沮丧的是风越来越大，后面加固的帐篷往往是刚干完就又被吹漏了，如此往复了几个回合之后，就有人灰了心——“这不穷折腾嘛”。于老板一听登时来了:“谁再说丧气话就立即下山去!”
已经从前进营地赶回来的杨险峰说，从6500米到大本营一路都随处可见被吹翻到山谷里去的帐篷，花花绿绿的，而且，原本建在5500米处的一号营地，已经不见了。
下撤的欢乐时光
与此同时，登山队员也开始从高处下撤。
登山队员分为A、B两组，A组由副总指挥尼玛次仁带领，队员有刘福永、梁群、李伟文、陈俊池，B组由攀登队长罗申带领，队员包括王石、刘健和张梁。A、B每组都是11人，除队员外，其余为夏尔巴的高山协作人员。
按照训练计划，在4月底两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都达到了7500米的营地，随后下撤至大本营休息三天。5月初进行第二次行军，计划达到8000米高度。从大本营(5200米)到前进营(6500米)走两天时间，在前进营休息一天，再接下的两天内达到C4营地(7028米)、C5营地(7790米)。两队之间保持一天行程距离。
第二次行军中，A组运气较好，赶在大风前达到了7790米，然后顺利下撤;B组只冲到了7500米，在5月4日傍晚回到大本营。
王勇峰介绍说，由于是业余运动员，选择的还是比较稳妥的传统路线:北坳——东北山脊——顶峰，“这条线路上有三大难点:一是6600米到7028米的北坳，高差400米，平均坡度50度，陡壁上有万年积雪，明暗裂缝纵横交错，经常发生冰雪崩。二是从7000米到7800米，这段路沿着山脊走，是西北向的大风口，风力在六级以上。三是在8700米处，有一个8米高陡90度的岩壁，被称作第二台阶。1960年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是踩着刘连满的肩膀过去的。1975年中国队自己带了金属梯，立在那里，一直用到今天。”
回到大本营后，大风仍在继续，帐篷都有倒塌的危险。于老板让罗申带队员下到距大本营49公里的扎西宗乡，住“班巴珠峰旅馆”避“风头”。队员们在旅馆边上的“成都饭馆”开伙，由于超出了接待能力，老板不得不跑到边上的武警部队去买了一担青菜半扇猪肉。队员索性自己下厨，每人做拿手菜，甚至由北方人罗申和刘福永给大家包了猪肉白菜馅饺子。
风停后，他们将冲击顶峰。“出发的时间定在5月11日，可能会有一周的好天气，一切顺利的话5月17、18日登顶。”王勇峰说。
“豪华登山团”
队员下山后，大本营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大本营脑袋不疼的是西瓜。”攀登队长罗申说。大本营建在绒布寺上方7公里的山谷地带，海拔5200米，抬头就可以看到金字塔般的珠穆朗玛。由于喜马拉雅曾是一片大海，所以这里满地都是鹅卵石，一条细小的冰川融水从山坡滑下，为营地提供了水源。由于海拔高，初来者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大多表现为头痛、晚上失眠。从大本营到绒布寺的路程也就是最基础的适应性训练。
每到登山季，营地周围都会聚集起成群的“黄嘴山鸦”，拣食剩饭剩菜，它们可以一直跟到8000米以上的营地。登山队还从拉萨带来了两条黄狗，打发寂寞的时光，还给它们取了名字，大的叫“王勇峰”，小的叫“罗申”。珠峰的环保一直是个大问题，这次清华紫光捐赠了四个环保厕所，粪便由珠峰管理局每周统一清运。但由于人员过多，这四个厕所后来只对女士开放，男士仍旧要在野外解决问题。上来时间长的队员告诉记者:“不仅高山适应重要，调节‘屎差’也是个大事，最好能在中午时分解决问题。”大本营下面500米左右的路口，开了几家藏式茶馆，还可以代洗衣服，两元一件。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路口还立了一个中国邮政的报刊亭，服务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1点半，下午3点到6点。邮递员罗布多结是个藏族小伙，就住在茶馆边的帐篷里，有事要去那里找。罗布多结说，珠峰邮政点是2001年设立的，隶属定日县邮局，每年4月到6月营业，帮助登山者寄送邮件和明信片，每天多时可以发100多封。盖一个珠峰的纪念戳可以收入两元钱，罗布每个月的工资有200元。
大本营最现代化的服务，要算手机漫游、GPRS上网和彩信服务。
“现在大本营可以吃上烤面包，可以用微波炉，可以用饮水机喝矿泉水。”中国登山协会经营开发部主任杨世涛说，“这是一个豪华登山团。”杨目前的办公地点在拉萨的喜马拉雅饭店，负责上山的所有物资供应。“不要看就几个人登顶，登山是集体项目，也是昂贵的运动，这次活动的后勤预算为180万—220万元，其中食品费用是45万—75万元，山上来来去去150号人，吃盐就要吃3箱120公斤。”杨世涛说，“我们从北京开出4辆卡车，把必需品运到营地，现在西藏条件好了，很多物品都可以在当地采购。1988年双跨珠峰的时候，从北京出发了46辆卡车，车上的每件东西我都摸过，总共花了2000万元。”
即使如此，西藏与内地相比仍有许多不便。杨世涛曾经为托运一个箱子忙活了一天，“中央电视台转播要用一个西藏体育局的珠峰模型，托运时打成了长1．75米、宽1．5米、高1．4米的箱子，飞机的舱门是可以进，但发现营业部没有能运送的叉车。然后去拉萨别的单位借叉车，但随后又发现机场没有足够大的地秤可以称重，于是又去借地秤……
夏尔巴人
就在队员们饺子下锅的时候，一次紧急会议在于老板的帐篷里召开，参加者包括王勇峰和副指挥尼玛次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重建营地，补充给养。事实上，为了几个人的登顶，一个月来大本营已经赶了250头次的牦牛上山，这次中国登山队一共雇佣了18名夏尔巴人和24名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做高山协作，负责修路、运输、生火做饭。尼玛次仁介绍说，所有攀登珠峰的队伍曾经开过两次会议，最后由中国队、瑞士队、罗塞尔队出人力和装备，其他小队出钱共同修路。4月13日他开始带着协作人员上山，目前已经铺好了前进营地(6500米)到突击营地(8300米)的路线绳。5月13日以前还要开一次协调会，商讨8300米以上的修路问题。目前中国队在6500米储备了40瓶氧气，7790米营地储备了30瓶氧气，8300米的突击营储备了40—50瓶氧气。
王石说他的背包不足10公斤，里面只装着水、食品和防寒衣物。登山队连炉子都不用带，牦牛将物资运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剩下的就全靠夏尔巴人了，协作人员的负重量在25公斤左右。夏尔巴人是藏族的一支，日本登山家重广恒夫1988年在珠峰脚下曾当着中国记者的面赞美夏尔巴人:“他们活跃在喜马拉雅山脉，就像在家中后院散步一样。”
夏尔巴人从山上下来后，坐在大本营晒太阳，他们大都穿着“MOUNTAIN HARDWEAR”或者“THE NORTH FACE”，这些装备都是他们的雇主——各国登山者——送的。吃苦耐劳是他们的秉性，喝过一碗酥油茶后，就开始投入抢修帐篷的劳作。他们中有一位叫扎西次仁的夏尔巴人，曾8次登上珠峰。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扎西次仁是这样说的:“我肯定不是最好的，有个叫阿布的夏尔巴同胞还创造了12次珠峰登顶的纪录，他今年在珠峰南坡。我肯定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好的之一。”夏尔巴人生性乐观，在大本营有自己的食堂，菜谱也很独特:“旗开得胜饭”就是咖喱牛肉饭，“礼花盛开汤”就是素菜汤。一个登山季每个夏尔巴人可以得到4000美元的报酬。
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是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学校校长就是尼玛次仁。23岁的阿旺在闲谈中说，他去年就曾帮助瑞士队登顶珠峰，而且是从7900米直接登顶，在一天内就撤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他语调自然而平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尼玛次仁校长介绍说，学员大都来自定日、聂拉木和吉隆三个县，喜马拉雅山脉也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县境内，不收学费吃住全免，每月还有100元的零花钱，学员毕业后进入西藏体育局的“圣山探险公司”充当高山协作。
实力强劲的西藏登山队这次并没有出现在登山队伍中，而在历次登珠峰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都是冲在最前面的。40年来，西藏登山队有29人登上过珠穆朗玛峰，228人次登上8000米以上高度，次仁多吉在珠峰停留了99分钟。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英雄。
后记:2003年5月21日13时40分，中国搜狐登山队Ａ组8人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22日14时50分，Ｂ组7人也顺利登顶。5月27日，所有成员安全返回拉萨。
（冯军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