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潘光旦先生的著作，是《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其时笔者正在进行明末清初吴江叶、沈两氏女性词人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家族有数位女性都死于肺疾。众所周知，肺疾很大的诱因是精神状态的抑郁，如《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典型。于是，想就古代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某类疾病之间的关联做一些探讨，最终由于资料不足而作罢。就在搜集相关前人著作时，潘光旦的这部著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为何要以小青为研究对象，潘光旦在该书叙言中便开宗明义：“我国于变态心理之学尚无人深究，社会亦不为之地，使得罗致患者，以为研究之资料。试入欧美规模较大之精神病院，则因性发育失常而发生之种种变态触目皆是。”又说“自来我国社会对于女子之态度，读者知之稔矣。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潘光旦正是抱着对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展开了对其精神领域的探究。
关于小青是否真有其人，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倾向于将其当做中国文人对女性形象的虚构。其实，有无都不关宏旨。无论作为真实个案，或是文学形象，对小青的分析同样具有典型性。不过，在潘光旦的考证中，小青确有其人。明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生于扬州，既通琴棋书画，又明丽可人，十三岁嫁与杭州冯生为妾。大妇奇妒，将她赶至孤山别业，不能与冯生相见。小青抑郁成疾，十八岁便一病而亡。小青独处时，“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临水自语，才是潘光旦关注的焦点。因无人怜爱，只能对影自怜；无人倾诉，只得喃喃自语。长此以往，焉得不病。
正如潘光旦所说，“止水与明镜为小青之二大恩物”。镜与水的功能相似，都可照影。不妨来看另一个揽镜自照的例子。《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黛玉在写“题帕三绝”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她写的是：“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与小青一样，林黛玉对情感的前途深感绝望，肺疾亦因此而生。
小青的故事，说到底就是“情”的故事。小青是“情”的化身。而“情”之一字，对中国古代女性来说，真如镜花水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因此，潘光旦在文中对小青一类的痴情女子提出忠告，“情”的无偿给予本来不是女人该做的事。
除了由水镜而生的“影恋”，小青故事中另一个细节也十分值得注意，即小青对《牡丹亭》的阅读。与明代很多识字的女性一样，小青对《牡丹亭》极为痴迷，曾赋七绝一首：“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知其处境之凄凉无聊。明代不止一位女性因阅读《牡丹亭》故事或观看《牡丹亭》戏剧而身亡。《牡丹亭》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描写了慕色而亡的杜丽娘，为情不顾一切，最终得到幸福，给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情感上的安慰。然而，阅读过程中对“情”的满足，与现实生活中“情”之匮乏的巨大落差，也使得一些女性难以承受，抑郁身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小青，通过对《牡丹亭》的阅读，更加强化了她的孤独感和身世之叹。
通过小青的个案，潘光旦结合西方性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和霭理士的观点推断，中国女子尤其是知识女性普遍的精神郁结，大都与性生理或性心理的不能自然发展有密切关系。这种生理和精神状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当然是不可言说的雷区。“然取精神郁结状态之普遍而类推之，其数亦不在小。然则数千年来，‘无端’淹忽之中国女子亦更仆难数矣；小青不过沧海之一粟耳。”诚哉斯言。
为了对古代女性的精神世界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潘光旦还在书中对清代女性词集《销魂词》中语涉消极者做过数量上的统计与类别分析。笔者也曾对叶、沈两氏女词人作品中此类词语有过简单分析，寒、悲凉、凄楚、断、啼，黯、愁、闷、惆怅、悲伤、残、怨等哀怨之词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古代女性的婚姻不由自己做主，几乎不会考虑感情因素。而这些识字的女性，因其敏感多思，往往对爱情抱着极大的憧憬。母亲和姊妹的遭遇让她们早早明白了婚姻的实质，并因此产生恐惧，形成对婚姻的拒斥心理。这也是很多才女在婚前突发疾病身亡的重要原因。若以潘光旦的方法推论，则是严重的“婚姻恐惧症”。
在此之前，从未有学人从生理心理、两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女性进行过关怀和分析，潘光旦可谓第一人。此后虽有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但却是为消“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胸中块垒，与潘光旦尚有区别。
作为一个提倡优生和种族血统延续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如此关注古代女性自然有他的原因。冯小青的研究成果，最初是以论文《冯小青考》的形式呈给他崇敬的前辈梁启超的。梁任公大为赞赏。梁一直重视妇女问题，视之为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重要一环。他积极推动不缠足运动，倡议母教，协助创立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女学会和女学报等。在那个新旧急剧交替的时代，这些观点和行动对潘光旦无疑会产生影响。
事实上，潘光旦对于当时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是有定位的。他认为，女性在优生和种族品质的提高方面负有比男子更为重要的责任。因此，当以在家庭中教养子女为重，职业生涯是家庭生活的附属。对于天性特薄的女性，可以让她们从事社会工作。简单说来，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潘光旦的观点较之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性觉醒运动，可谓保守，也更难为今天的女性所接受。
女性以家庭为重并非不可以，前提是对家务劳动和对子女的养育计入了经济范畴，并获得与工作同样标准的报酬。对女性而言，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非由男性安排她们是该去工作，还是该待在家里。这一点，是关注女性身心、但身为男性的潘光旦所忽视的。
吕文浩所著的《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九月版），图文并茂，展现了大时代中一个纯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曾因年少莽撞而导致终身残疾，他也会说些荤段子调节沉重的人生，他更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坚守气节。作者为我们呈现的潘光旦，不是苍白的偶像，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位我们可以亲近的大师。这本书可以满足我们一窥大师全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