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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长书]太过真实的历史
作者:邢天添

《读书》 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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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翻开《王氏之死》([美]史景迁,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的第一页,就被一幅图深深地吸引了——一幅取自《郯城县志》的郯城地图。我对这种古简笔画有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里面充满了神异的气氛。河流的笔法是用传统的官府公堂里面的壁画——《青天海日图》里海水的画法,一圈一圈的波纹带着古朴,让人联想起河神、水妖、蛟龙和避水珠;山丘采用的也是通俗的三五笔勾勒的笔法,配上神异的名称:神山、芙蓉山、卧虎山、由余洞……莽林、绝景、隐者、绝世武功和海外仙丹浮现眼前。还有许多庙、墓、坛、祠、堡、冢、埠,古代的浪漫扑鼻而来。
       但在之后的阅读中,这种神异和浪漫逐渐被销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图画背后被放大的悲凉、麻木和残忍。
       史景迁毕竟是出色的汉学家,句子构造迥异于大多数外国作者,言语相当简练,起码从本书引用的大量《聊斋志异》的段落来看,作者对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是稔熟于心的。但是,史景迁毕竟是外国人,毕竟未曾在那个懵懂的年代生活过,他对当地人(应该就是农村人)的描写像是用摄像机摄下的无声镜头,很苍白,像是木偶,缺乏乡土气息。其实这一点,即便是中国人也做得不尽如人意。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尽是口吐文言的“文人”——村民哪得如此文绉绉?到了鲁迅用白话写祥林嫂才显得真实了一些,却还是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才真正地用了眼睛去看、用了耳朵去听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声音。
       说实话,看完之后,并没有多少阅读的快感。整本书的基调都相当波澜不惊,间或带着沉重。作者的语言也平淡而透着哀伤,就连一些相对的高潮,比如黄六鸿与恶霸王三的对决,都写得像黑白镜头,平淡无奇。书中还时不时地把事件牵扯到艰涩的律法上,让刚刚进入故事的读者又回到现实中来。书中最美的部分还得数引用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段子——充满了幻想、理想、调侃和梦。当然,书的结尾处史景迁为王氏之死编织的梦也十分美,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一个封建妇女内心的憧憬和挣扎。
       但这也许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就是要用这种笔法和基调,将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让人触骨地感受小地方小人物的麻木、挣扎、愚昧和无声的振聋发聩!
       小民的苦楚是历来不入籍史册的,哪怕是野史,都很难找到针对一个普通的黔首的描写,因为古人向来用了扬善避恶的春秋笔法写史。我们看到的史料,即便是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只将眼光投向了王侯将相和一些奇人轶事,人人都认为只有这些事才有流传下去的价值,谁都不肯关注那些真正养活着王公贵族的平民百姓,他们受苦受难,默默无声地纳粮赋税,却很少得到回报。书中提到:本书很多内容取自《郯城县志》。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纂工作制度,但大多数地方资料都未保存下来。为什么?因为县志除了县长看看,再不被谁关注,自然就亡失了,而这些资料才是真正深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好途径。即便有人偶尔读到了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一个过客的匆匆的视角,不肯认真地看看一个具体的人:“窃照郯城,弹丸小地,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屋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微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心酸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这种套路套话,见诸众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速变化的年代,层出不穷和眼花缭乱的事物让人兴奋而且浮躁,常常忘却了历史。比如我常常不能想象电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事物,总以为是从来就有的。历史课本上的文字,也仅仅是文字而已,难让人身临其境。清明节那天哲学系的同学们举办了个“缅怀烈士”签名活动,我路过的时候被不分皂白地拉去签名,我问为什么签名,他们指海报给我看:“我们的壮士浴血奋战……精神永存!”这样的文字让人眼睛都长茧了,哲学系的同学们却完成任务似的拉人去签名,真的很讽刺。
       回到书中来吧。仔细看看这些从未被主流社会正眼看过的角落和人民。郯城,山东一个小县,据记载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年福祉,六年灾祸。其实哪有什么福祉,不过是没有强盗来抢,没有起义暴乱,没有清军入关,没有地震洪涝干旱蝗灾能够稳稳当当做奴隶而已!灾祸呢,是吃饭一样的常事:兵匪洗城(凡大兵将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可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益于盗者,特不敢轻杀人耳),地震蝗灾干旱洪涝,郯城人民苦不堪言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并未造反!依然纳税,依然在这个残缺的世界里挣扎生存。黄六鸿的回忆录写道:“郯城民众原不知有生之乐,轻生者甚多。”让人感觉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县志中也极少提及全国性的政治变革,清军入关掌政也似乎并未对郯城造成什么影响,县里更是半个秀才也没出过。平添许多苍凉。
       书里面写了许多人,除极少数人外,大家谁都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冯可参、黄六鸿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小破县城做知县,蒲松龄一生多半潦倒,愿不得遂(所谓文章憎命达,也许要感谢多舛的命运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聊斋志异》),路人甲在地震中被压死,路人乙饿死街头,举人杜之栋被盗贼杀死在家中……但是,最苦的还得数女人。男人再苦,起码有高于女人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有理想抱负前途……而女人,完全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像一件东西似的被抛来抛去,贞洁、勇敢、刚毅、无条件遵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女人才算是好女人,县志和官绅笔记中盛赞的贞妇烈女形象无疑对所有妇女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被主流人物奉为圭臬的扭曲的价值观让女人自己也不敢承认自己还是一个人,她们几乎甘愿做男人的附属,甘愿用流行的标准来勒紧自己。有一些表面上保护妇女的律法条文(其实初衷也是鼓励妇女守节),却被利用来进一步把女性逼上绝路。如《大清律》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为前夫之家为主。”此条本意是鼓励寡妇忠于死去的丈夫,但它的副作用是:死去的男子的亲戚们非但不鼓励守节,反而迫使寡妇再嫁,以摆脱供养孤儿寡母的义务,还可从中得到利益;又如“妇人夫丧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本意是为了财产不会流失外姓,副作用是有人为了夺家产而找借口杀死寡妇之子以使其无子。
       终于写到王氏。本书正文一百一十四页,而从王氏出场到王氏之死只用了十三页的笔墨。但有了前文的铺垫,“王氏之死”才显得水到渠成,否则不免有突兀之感:王氏自出场到第三个自然段就莫名其妙地和一个名姓不详的男人私奔了,而没过几段就被抛弃,过不多久便死了。故事很小,却是整本书的升华,如作者所说:“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在我手里愈见分明了。”王氏就像一个斑斓的气泡,在整本书中缓缓浮起,最后绚烂地破了!
       王氏之死:这便是古代女性之死。王氏一直处于一个边缘地带,一种无助的状态,她的生活只能以男人为中心。在与情人私奔后,或许她曾梦想过可以跟随他一辈子,但悲剧不久就发生了,男人玩弄之后便抛弃了她。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王氏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那个所谓的“家”——这个悲剧的起点,因为起码那里有个男人。
       任某杀妻:我认为任某杀王氏有两个大的原因:一是王氏的归来带给任某莫大的耻辱,让任某无法在村民面前抬头,她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而直接的原因是高某抽了任某一记耳光,于是任某完全把王氏当做一件东西来回击这么点小屈辱。
       黄六鸿断案:不能否认黄六鸿是一个精明的县令,他明察秋毫,果敢能干。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当时法律的软弱,像是人情的衍伸,黄六鸿在许多地方都是道义上的惩罚而非依法断案,法律规章,种族传承,社会关系都被考虑在内,结果遂被完全歪曲了。
       更可笑的,王氏受到了不错的安葬,竟是因为人们怕她变成厉鬼侵扰民众!这里讲了一个妇人田氏的故事,田氏就是借助鬼神的威胁才得以在这个社会夹缝中生存的。君不见各种故事中的女性往往也只有巫婆才能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和忌惮,神鬼竟然成了古代妇女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