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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缺乏幽默感的民族。这一点，我不同意，因为我从小发现中国人处处在表现幽默。
       就从小谈起吧——
       小时候，我右邻的兄弟吵架。
       “你欺侮我，我去告奶奶。”弟弟哭着说。
       “你去告啊，别说告奶奶了，告子宫我也不怕。”
       那家的奶奶也有意思，她子宫长瘤，开刀割除。
       老太太就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说：“儿子啊，你们的老家搬家啦。”
       我那时的左邻也很有意思，那家的阿姨跟我母亲聊天，不知聊到什么，说：“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裤裆。”
       “不是吃裤裆，是吃家当。”我母亲纠正她。
       “吃家当有啥意思?吃裤裆才过瘾嘛。”
       那时我才不到十岁，耳朵可尖得很，偷偷笑了好一阵子，甚至笑到今天。
       上中学，我的英文老师也很幽默。
       最记得教“危险(Dangerous)”这个词。
       “想想‘单脚拉屎’，多危险。”老师说。
       进大学，老师们都是“书画名家”，那幽默就更上路了。
       记得有位教授接到一个朋友送来的古画，请他鉴定，明明是假的，他居然也盖鉴定的印章，而且一边盖，一边说：“唉，如果是行家看到，一定了解我是因为人情，不得不这么做。如果是外行看到，反正他是外行，没什么关系。”
       他这文人的歪理，后来被我写在书里批评，却不能不说他很幽默。
       大学毕业，我进了中视新闻部。
       记得有一次参加《传记文学》周年酒会。《传记文学》的创办人致词，笑说：“这杂志把死人办活了，把活人办死了，把我自己办老了。”
       短短三句话，幽默地道出他几十年的辛苦和成就，以及对人生的感叹，更是令我佩服。
       出国之后，因为教文学和艺术的课，常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更对中国人的幽默叹服不已。
       譬如在唐人的幽默故事里，说有一天弄臣犯了错，皇帝把他推下御花园的池子，再把他拉上来问：“怎么样?你在水里有没有见到屈原哪?没见到，就再把你推下去。”
       “臣见到屈原了。”弄臣居然说。
       皇帝笑起来，追问：“屈原跟你说了什么吗?”
       “他说了，”弄臣说,“他说他没遇到好主子，所以投了水，我有这么英明的皇帝，为什么也要投水？”
       幽默居然可以救命，实在令人惊讶。
       至于中国人在对对联时表现的幽默，就更令我叹服了。
       譬如有个学生上课时身上痒，东抓抓西抓抓，把老师弄火了，给他出个上联——
       “抓抓痒痒，痒痒抓抓，愈抓愈痒， 愈痒愈抓”。
       学生对不出来，挨了棒，哭回家，爸爸见到了，说这有什么稀奇?老子给你写下联，明天拿回去。
       学生第二天把老子写的下联交给老师——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
       这对子，多损，又多幽默啊!
       这对联的幽默不是中国人才有的吗?
       幽默的妙用真多!
       夫妻之间有了幽默，八成不会“成仇”，因为那仇还没成，就被幽默化解了；同事之间有了幽默，八成不致闹僵，因为本来会造成冲突的“直言”，都用幽默作了“暗示”。
       至于这个世界有了幽默，才显得有意思，“一笑解千愁”，你不见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人们反而爱说笑话吗?因为笑话往往讽刺时事，借着那一笑，人们化解了心中的郁闷。
        幽默最大的妙用，就是不伤情——把要说的都婉转地说了，又好像没有真说;仿佛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却又可能是“言者有心”，只是装作无心的样子。
       想想，历史上多少名臣，不就靠这种本事，“拐弯抹角”地劝谏了君王吗?
       所以幽默也像太极拳，它有软中带硬、实中带虚、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最后，让我举近代才女林徽音的幽默作结尾吧。
       当林徽音放弃徐志摩，跟梁思成结婚之后，梁思成问林徽音：“你为什么选择了我?”
       林徽音笑笑，淡淡地说了一句话：“看样子，我要用一生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三咀嚼这一代才女的机智与幽默，在她那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人生的“不能承受之轻”啊!
       幽默常常就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黄志强、王掖滨摘自台湾《讲义》2002年第12期，查加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