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旧金山警察过招
1998年12月28日，大雾弥漫。我午夜12点下班后，开车回住处。眼看离家门只有几十米了，车后亮起警灯，一辆警车用强光照着我的汽车，示意我停在路边。
按照美国的规矩，我绝不可打开车门，走出汽车——这样做，很可能被看做是试图攻击警察。他完全可能会用枪指着我，喝令我趴在地上。遇到警察拦检，驾车人必须坐在车里，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方，以便警察远远能够看见。警察坐在警车里，用强光直射几分钟，确信没有危险后，才会走上前来查验驾驶执照。这时，警察的手，通常是按在枪套上的。
第一次遭遇美国警察，心里真有点发怵，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
从车窗里递出驾驶执照后，警察拿回自己的警车里，打开电脑，核对我的身份，然后，回到我的车旁，交给我一张罚单。他将我拦下的理由是:在刚才路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停车标志(Stop Sign)前，没有停车。
汽车在行驶中的违规，如闯红灯、闯停车标志、超速驾驶等，都属于严重违规，除了罚款外，还要“记点”——如果一名驾驶人被记了4个点，驾驶执照就会被吊销一年。
罚款单上写着:以5英里的时速驶过该停车标志，罚款138美元，记一个点。这年轻的黑人警察口头通知我，一、如果不服，可以向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县交通法庭提出审理要求，由法庭裁决；二、可以上交通学校(Traffic School)学习一天，以“毕业证书”(即参加过学习的证明)抵销“记点”处罚。
我不服，决定和这名警察对簿公堂。
我的基本理由是:这个停车标志，是我每天出门上班时的第一个标志，也是我每天下班回家的最后一个标志，所以，在美国，它堪称是我最熟悉的一个标志，从常理上讲，我不可能不停车，而是以五英里的时速“溜”过去。其二，当时，这辆警车并不是位于我的车后，而是在十字路口我右侧的另一条街上，而且还隔着一段距离，根本不可能看见我刹车时亮起的刹车灯。在半夜12点，隔着远远的距离，是无法准确判断一辆汽车是否完全停稳了的，如果看不到红色的刹车灯亮起的话。
于是，按照罚单后的指示，我没有交付罚款，而是将罚单寄到了管辖地——圣塔克拉拉县交通法庭。
一个月后，法庭寄来一份通知，要我在某月某日某时，到该法庭办理正式的立案(Filing)手续。当时，已是1999年1月底，我早已离开位于圣荷西(San Jose)的警卫公司，到旧金山，在一家折扣证券公司找到了临时性的、报酬不错的签约翻译工作。我请了一天假，损失了130美元的薪水，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这家法庭。法庭工作人员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后，问我需不需要翻译服务。我说，我懂英语，不需要翻译服务。这位秘书很热心，说“法官讲话很快，万一你听不懂，对你胜诉不利。法庭给你指定的翻译,是完全免费的，由法庭支付翻译报酬。”
既然如此，我便同意了。
立案,当然也是免费的。
又过了一个月，接到法庭的第二份通知:于某日某时到该法庭,正式表述认罪与否(pleading)。
于是，又请了一天假，又损失了130美元的报酬，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这家法庭。
法庭上，一名法官正襟危坐在法官席上，法官背后，一面星条旗悄无声息地卷着，透出威严的气息。两个小姐——书记员坐在台前，一名法警全副武装站在法庭门口。
法庭前面，有一张桌子，原告和被告届时就平等地站在这里，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法官终于叫到了我的名字，我站到台前，一名华人翻译也应声站到我旁边。她对我说:“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法官的话，你都用中文回答，我替你翻译。”
法官问我:“What do you plead?”
翻译:“你对所受指控认罪还是不认罪?”
我说:“不认罪！”
翻译:“Not guilty。”
法官不再问多余的话——择日升堂开审。
又过了半个月，接到法庭的第三份通知，命我于4月中旬的某一天早晨9点，到圣塔克拉拉县交通法庭出庭应讯。
再请一天假，再损失130美元的报酬，再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这个我已经十分熟悉的法庭。进入法庭，见到大厅里张贴着今日审理的案件的原告、被告名单。我轻而易举就在“原告”栏里，找到了我的名字，而在“被告”栏里，则是那名给我平生第一张罚单的美国警察，一个年轻的黑人兄弟。
法官审理一个案件，通常只需要三五分钟，听原告、被告双方陈述情况后，马上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干脆利落，毫不含糊。
法庭里只剩下三四名原告了，那名当“被告”的警察还没有出现。我心里暗暗高兴，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类案件中，原告被告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出庭，法庭就自动判决到庭的一方胜诉。如果法官叫到我的名字时，那名警察还没有到庭，我的案件就会被撤销(dismissed)，138美元的罚款、记点、上交通学校，统统见鬼去吧!
倒霉的是，正在这时那个警察出现在了法庭门口。他还对法官说了一句:“I’m sorry I’m almost late.(很抱歉我差点儿迟到了。)”
我们两人站在台前， 宣誓:“我所说的全部是事实。我只陈述事实。”
然后，法官问我:“那天，你的汽车速度为什么那样慢呢?”
我说:“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车后跟着一辆警车，我想靠到路边，让这名警察先走。我以为他要追赶我前面的那辆汽车，因为那辆汽车确实在驶过那个停车标志时，没有停车，只是减速通过。”
警察也将他的话陈述了一遍。当然，他一口咬定，是我的汽车没有停车。
我拿出事先画好的示意图，交给法警，法警在上面盖了个“原告证物”的戳子，拿给被告警察看了一眼，然后，呈给法官大人过目。法官瞄了一眼，就让法警将这张图还给了我。
法官说:“我现在还不能作出裁决。我要亲自到现场察看后，再作出裁定。”
法官宣布退庭。
半个月后，一封圣塔克拉拉县交通法庭的裁决书寄到了我家:上面写着:“有罪(guilty)，罚款85美元，不记点，无须上交通学校。”
历时数月，跑了三趟，损失近400美元，换来了一纸“败诉”裁决。我也并非毫无所获:我的罚款毕竟从138美元，减少到了85美元，而且，省去了被“记点”的“案底”、上交通学校的麻烦。从“成本”角度上讲，我也许得不偿失，但是，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至少让一名美国警察，当了半小时的被告，让他站在法庭里，接受法官的讯问。
虽然第一场“洋官司”，我以“惨败”告终，但我感到自己“虽败犹荣”。
最为可笑的是，大约两年后，我的保险公司通知我:要调涨我的保险费，因为，政府的车辆管理局(DMV)，将我曾经闯过一个停车标志的纪录，通知了我的保险公司。
可谓姗姗来迟，确实疏而不漏。
美国工头败诉
有一天晚上，我将车停在一栋住宅的门口，第二天早晨我去开车时，发现汽车竟然不见了，他们指指人行道上的牌子，上面果然写着:未经特许，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不准停车，否则，会被拖走。
问题就在于:我昨晚停车时，路边并没有这块牌子，我怎么知道这里不准停车?工人指给我看，原来那栋房子里，在窗玻璃上贴着同样的禁止停车标志。
那个标志太小了，我只有走到那户人家门前的台阶上，才能看清标志上的字。
我心中十分气愤，觉得自己好像中了圈套一样。我赶到市司法大楼，支付了135美元的拖车停放费，将自己的汽车“赎”了回来。拿着收据，我找到施工的建筑公司的工头，要和他说理。那个白人胖子很傲慢，说:“你可以去告我啊!我花了大价钱，买了这个车位，用来停放施工用的工具车，你怎么能够停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我带着照相机来到这里，拍摄了人行道的照片:人行道上，并没有摆放这块“禁止停车”标志。巧的是，这时，正好有一名白人女子从附近的公寓里出来，我走上前去，向她说明原委，请她将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我，希望她同意我将她列为证人，证明在某月某日的早晨8点，这个位置上没有摆放显眼的“禁止停车”标志。这位女子爽快地答应，将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守株待兔，等到早晨8点15分，才见到那个白人胖子，抱着那块“禁止停车”的牌子从屋子里出来，正走在台阶上。我立刻不失时机，“啪啪”按下快门儿，拍摄了两张。那胖子对我吼叫，说:“你再多拍几张啊!”我果然拍下了他对我吼叫的凶狠样子。
我写了一封信给旧金山停车交通处(DPT)的违章处罚上诉委员会，附上所拍的照片。我在信中写道:“按照法律规定，施工地点禁止停车的标志，必须在施工前72小时，昼夜摆放，张贴在施工处的人行道上。图片显示，该建筑公司显然违反了这一法律，将告示牌收回屋内，误导驾驶人将车停在此处，导致汽车被拖走，对受害人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严重困扰，并遭致重大经济损失。该公司违反规定，将禁止停车的标志贴在所施工的私人住宅的室内玻璃上，驾驶人只有走上该私人物业的台阶，才能看清该标志上的文字。”
不久，收到该委员会的一封回信，说:“你的上诉已经收到。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你的上诉有效(Valid)。你不必支付停车罚单，所支付的拖车管理费，市政府将循正常程序，在6个月内退还给你。”
果然，半年之后——在我几乎将这件事情忘记的时候，盖着旧金山市政府大印的一张支票，寄到了我的手上，不多不少，135美元整。
这场民事“官司”，我总算大获全胜。
输得心服口服
在旧金山市中心，一个被废弃的、森林环绕的军营(Presidio)，是练习驾驶的好地方。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几乎空无一人。军营门口，无人站岗，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开车进去练习。2001年9月1日，美国的劳工节。我趁着放假，带妻子到这里练习开车。练习了一阵儿，我想要小解，妻子说:“那我在停车场等你。”
我一时糊涂，说:“等我干什么?你继续慢慢开车，在停车场转圈。”
加州法律规定:通过笔试，拿到练习驾驶许可证的人，必须在有一名持有加州驾照的成年人坐在身边的情况下，才可以练习开车。
我下车小解的这3分钟里，妻子打开闪烁的紧急信号灯，在正午时分连个人影也见不到的停车场，独自驾车转了几圈。
等我回来时，见到一名年轻的警察，将摩托车停在路边，正在和我妻子说话，并不时在对讲机里说些什么。
我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坏事了。
我回到车里，试图向警察说说“好话”。
其实，这名年轻的警察，不仅态度十分友善，简直可以说非常亲切。他甚至蹲在汽车的车门口，俯下身来，以便和我们夫妇两人说话。他像聊天一样说，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加上又是节日，在这样好的环境里练习开车，真是很惬意的事情。他还恭维我说，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真是好运气!
我带点“讨好”的口气说:“你真是一个很nice(和气)的警察。我刚才离开汽车，只是想去找个地方上厕所，只离开了3分钟。”
警察小伙说:“是啊，只离开了3分钟，真的不算很长时间。但是，3分钟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他一句话就驳得我哑口无言。
接着，他递给我一张黄纸、一个印着收信人地址的信封。黄纸上写着:“无人陪伴驾驶，罚款103美元，如果不服，可上诉到下列联邦法院。”
信封上写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某某信箱联邦法院罚款缴纳中心收”。
由于这座军营属于联邦政府所有，而不属于旧金山市政府，所以，旧金山的地方法院，无权管辖这里发生的这起“案件”。换而言之，我这次为了撒一泡尿，竟然犯下了“联邦罪行”。
警察将罚单交给我们时，还好心地说:“如果你要上厕所，那边有一个保龄球馆，可能有卫生间。”和警察道过再见(千万别“再见”)，回到家，立刻开了一张103美元的支票，装入那个官方信封，换算成人民币，差一点儿就达1000元了。这可真是“一溲千金”啊！
（骆明摘自《旅行家》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