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1963年生于天津，1985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现在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大学期间曾获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歌曲大赛两项第一。1985年步入歌坛以来，创作并演唱了《心中的太阳》、《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好汉歌》等大量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深受大众的喜爱。
醉心刘欢的歌唱，已不是一年两年。可刘欢恰恰又是一个长久远离媒体的人。辗转相约，终于得以和刘欢坐在一起面谈。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和他歌声中那激情四溢神采飞扬恰恰相反，刘欢初见生人，其腼腆与羞涩甚至到了有点障碍的程度。
采访开始后十几分钟，刘欢不断起身从身边的冰箱里取出啤酒，于是，他的话里慢慢平添了几分酒意，显得有些拘谨的交谈也得以润滑。
后来把胃都弄坏了，也不敢那么喝了
何东:每次听你的歌，都会让我有一种豪饮的醉感，而你的酒名又远近传扬，那这杯中之物在你的生活之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位置?
刘欢:也倒不全像外面传得那么邪乎。我真正做起事情来，倒是滴酒不沾的。要不根本就没法干活儿了。现在实际上真让我自己一个人喝，也喝不了多少。我还是愿意喝着酒跟人聊天。所以也说不好酒在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一个星期，可能有那么一两回，约着朋友坐一块儿，边喝边聊，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何东:那你喝得最多的时候，能喝多少啤酒?
刘欢:上大学那时倒是真想喝，可当时也没什么钱呀!喝得最厉害的时候是二十四五岁，那时候我随一个讲师团到宁夏待了一段时间。我住的那个乡下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晚上也没地方去，有台电视还有毛病，于是就和几个老师聚在一块儿喝。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能喝一瓶白酒。啤酒嘛，如果不睡着的话，就可以一直坐那儿喝下去。后来把胃都弄坏了，也不敢那么喝了。
何东:除了好酒之外，你喜欢诗的时间好像也挺早的吧?
刘欢:对。1981年我上大学那时，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好像随便碰上谁都是诗人，无论谁都敢弄两句诗。我周围当时也有一些好诗的朋友，有的到现在还写诗呢。我那时对诗也就是喜欢，真让我写，好像还没那个天分，驾驭它的能力不是很强。如果让我写歌词那没问题。可歌词和诗毕竟是两回事情。
何东:喜诗好酒者，多是性情中人，日常生活和在学校教书，你是一个很听任自我性情的人，还是一个理智克制的人?
刘欢:在学校教课，我从来都非常理智，因为那是我的职业。虽然我讲课时非常有激情，但在上课之前，该备课就认真备课，该找什么资料就去老老实实地找资料，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大意，更不敢有丝毫松懈。但一离开学校和课堂，就没必要再让自己弄得那么紧张了。比如我一回家，就属于那种非常自然随意的人。
何东:老师当得再好，收入也没法和你的唱歌所得相比，你为什么这么久还是把唱歌当成是自己的人生副业呢?
刘欢:的确，干这两件事所得到的收入，真可谓是天壤之别。至于哪个是主哪个是副?这话得看怎么说了。从表面上看，唱歌是教课之外的副业。我现在还是学校的正式职工，还在教课。可事实上，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还是用在创作和唱歌上了。说教学是主业，是因为我很喜欢当老师，觉得干这一行特别有意思。我教西方音乐史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但每年当我把教学所要涉及的那些音乐，划拉出来再听一遍，那种感觉都会和上一年听不一样。我就会根据这感觉上的变化，重新吸收并修改教课内容。最近这两年，可能是因为自己岁数慢慢大了，就开始发现当老师的另一大好处:自己每年都长一岁，可我所面对的学生，永远都只在20岁左右。老能和年轻人面对面交流，那种感觉真是特别好。
何东:那你从年轻人身上都感觉到了什么?
刘欢:这种感觉是全息的。比如说在五六年前，我感觉自己的反应敏锐度，或者说对一件事情的第一直觉和看法，都和年轻人是一样的。可这两年，我感觉开始和他们有点儿不一样了。各个方面的第一反应有差异了。所以我更注意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敏锐反应了。
从小就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孩子
何东:你是不是从小就比较任性、各色、偏激?
刘欢:不是，完全不是。我从小就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孩子。你看我父母又都是老师，就连我现在懂的这点乐器，也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希望孩子能学点什么对将来有用的东西。当时因为“文革”，社会上乱七八糟，也没什么其他正经可学的。所以下了课，参加文艺宣传队鼓捣鼓捣乐器，总比在街上瞎跑浑玩儿要强。我一直都得算是好孩子里边的。
何东:你父母都是老师，他们管教你严不严?
刘欢:因为我一直都挺听话，所以也没有感觉他们怎么严厉，但在家规矩还是要讲的。我小时候，感觉自己不是那种特合群的人，一下课，没别的事就回家，喜欢自己看看书，不喜欢和一帮人凑在一起玩呀闹的。但也没独到任谁不理的程度，就是逐渐养成了那么一种凡事独立完成的生活习惯而已。
何东:可从你上大学时酒醉之后还“夜半歌声”的传闻来看，给人的印象是你并不是一个很墨守成规的大学生。
刘欢:那样喝那样唱，我现在也不认为就是“不守规矩”了。在我考大学之前，其实最大的志愿，就是想马上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去独立生活，所以，我当时甚至连广州中山大学都给填上了。心想我只要能离开天津离开家，自己就一定能海阔天空怎么怎么着！其实后来也没怎么着。
经常会因为苛求得罪人，把事情搞得很尴尬
何东:你曾经说自己不但敏于直觉，而且还非常相信直觉，你在唱歌和在生活中观察人和事情上，直觉就没有犯过错吗?
刘欢:有时候是出过错，可我觉得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造成最后事情没弄好，我的第一感觉始终是对的。包括对有些歌的把握，别人拿来一首不是我喜欢的歌，就算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握去发挥，仍然会出现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所以尤其对音乐，我一直非常相信直觉。
何东:你是不是对自己非常苛求?是很追求完美的人?
刘欢:我应该算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对自己的苛求，长久以来也比较困扰我。我为什么好长时间都没出唱片，这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有时刚一上手要做，又感觉这方面不太对，那方面还欠一点儿，结果弄来弄去，最后结果就是没做。所以现在我就老在说服自己，别老想那么多了，爱谁谁，先把东西做出来再说。
何东:因为这种苛求，你和别人共事，是不是对合作者也会比较挑剔?
刘欢:挑剔，当然挑剔。所以经常会因为这种苛求特别得罪人。比如有时候对一首歌，尤其是名家做的，讨论来争论去，本来是为精益求精，可后来就会把事情搞得很尴尬。因为有时太过追求完美到某种程度，就可能会造成在很多创作细节上不相信别人，恨不得所有事情都由自己来弄。可尤其现在的通俗艺术，在操作上已经相当工业化了，都是各司一摊，所以老这么较真，同时自己又不可能在哪个领域都是最好，这就难免会给别人造成误解:不就弄一个歌吗?你干吗老那么挑呀!
如果我老对着媒体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我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堪了
何东:唱歌的圈子，比起演艺圈，似乎是非更多，可这些是非你好像从来就没有一点挂钩的嫌疑，严格地说，你是不是只能算是一个经常站在圈外的票友?你算不算是一个内心非常清高的人?
刘欢:我自己断然不敢以清高自居，我是不太习惯日子过得那么热闹的。我是属于有事情就去做事，一旦没事了，我就赶紧回家自个儿图清静点最好。我跟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也都挺不错的。比如说某一次在北京的演出结束了，大家坐在一起聚聚喝一点儿，心里也很高兴的。可这种老能凑在一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如果要让我打电话主动拉场子为聚而聚，那我从来不弄这事。
何东:歌被你唱得这么红，为什么在媒体上却极少见你的踪影?是你有意回避媒体，还是瞧不上记者?
刘欢:我是有意回避。因为实在是觉得没那么多好说的。如果我老对着媒体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我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堪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做音乐的人，对媒体我能跟人家讲的也就是音乐上那些事。除此之外，我的日子本来就跟所有别人都是一样平平常常的，你说那又有什么好多说的呀?当然如果我真有新歌出来了，听众有事情有疑问，我可以出来借助媒体说几句，就算是正常的互相交流吧。此外我始终认为，音乐实在也没法儿真说清楚，音乐只能是让人去听的。而且有的炒作现在已经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说来说去全跟音乐本身没什么关系。结果弄到最后，居然没人再理会歌儿到底是唱得怎么样?都在关心的是唱歌背后那点儿事，这点儿事再关心完了，又转向歌手背后的那点儿人的事。一扯到这份儿，我就真觉得很没意思了。
何东:除了做音乐之外，你平常也总得有消遣的事情吧?
刘欢: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包括碟，都看。另外说实话，我这家里就算存得不多，也得有1000多张唱片，就算我一天听一张，那得需要多少时间?所以说要真想悠闲自在地打发工夫，那可做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一摞一摞的书放在那儿，一堆一堆的唱片摆着，可供消遣的事情都顾不过来。
有时候我自己并不很以为然的东西大家却很喜欢
何东:有的歌，作词作曲本来都并不是最优秀，可只要经你一唱，那味道就不一样了。你似乎对歌有一种特别的解释能力，我很想知道，这种能力是不是一种天赋?
刘欢:有天赋方面的因素。另外它还需要两个方向上的经验，一是我已经唱过这么多歌，靠实践的经验。另外一个方向，我认为它是源自于一种直觉，就是某种艺术的先验性。这种能力可以凭借一个艺术家过去经验的累积，也可能是对艺术、人文各方面的综合感受，最后沉淀下来，你其实很难将它归类成什么具体规律，然而你却可以依据它迅速做出一种判别:它就应当是这样而不该是那样。所以我到后来唱歌，事先就干脆什么都不多想，而就是张嘴去试。我记得二十五六岁那时候，进棚里录音，快着呢!一个小时唱完两首歌，转身就走人。可现在录一首歌，很慢，有时得两个小时甚至更长。因为心里总在寻找一种更理想的状态。技巧方面的考虑是越来越少了。
何东:从自己心里想，你真的希望自己创作的歌曲那么流行，还是认为这种创作完全属于你私人的?
刘欢:我并不认为这种创作应当是完全私人的，可有时候我自己并不很以为然的东西大家却很喜欢，这种情况倒会出现。
何东:你一般都是在什么状态下作曲写歌?深夜?
刘欢:对，都在夜里。白天状态不对，总是闹哄哄的，外面不安静，自己也不安静。所以我的生活完全是黑白颠倒。一般我都是早上6点才睡。
何东:你深夜写歌，心里想着是为了给自己听?还是更多地想听众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或者就是写给某一个人听呢?
刘欢: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主观的。当然我也是做流行音乐的，所以经常会被外部标准所干扰，说你应当怎么怎么写。但我的道理也很固执。就算从完全商业的角度讲，某些歌曲创作出来，所以能被别人喜欢，就是因为它很好听，而不是由于我在创作时我考虑了各种商业因素才被别人喜欢的。所以我写歌，从来不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就是一心想把它做好。
对我来说，家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何东:对爱情你是不是那种非常相信一见钟情的男人?
刘欢:现在看，是。
何东:你在9天之内，就决定要和卢璐结婚，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你的浪漫情怀；但生活可是要具体一天一天很现实地过下去的，这样的日子久了，难道你就不多少感到有些乏味?
刘欢:不是乏味。是慢慢会走向平静。那种最初的火热过去之后，说得浪漫一点儿，会留下那么一种美妙的温情。然后就会变成两个人的一种聚合力，而且我自己也习惯于这样，互相之间特别默契、特别理会。我觉得这反而比当初那种火热更难得。我觉得两口子有了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事情不用多说什么，互相就什么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何东:那你后来创作心境渐趋平静，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家庭给予的?
刘欢:对。我是追求这种东西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墙，可还能去创作。但我既不能接受那样的生活，也不习惯于那样去创作。所以我感觉选择这样的家庭生活特别适合于我。
何东:喜欢在家做饭，还喜欢修理、鼓捣家里的东西，很显然，你是一个很在意家庭生活的人。那么依你看，家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
刘欢:家对一个男人?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意味着是一个家。说白了，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何东:你曾经说，希望到50岁退休，带着一家人到一个地方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如果这种生活能得以实现，在国内你会选什么地方?在国外你又会选什么地方?
刘欢:如果在国内，去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到哪儿都是得躲在一个什么地儿，我的相貌特征太明显，怎么化装都没用，横竖都是个不自在。所以也就只能待在北京了。如果说国外，我比较喜欢希腊，我觉得那里很有古风，特别遥远的那种感觉，而且又不沉重。我上次去希腊演出，然后又在那儿待了半个月，开始就觉得这里的人怎么能这么过呢?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实际真正全天上班也就是两天。按说那里的人均收入并不高，但是谁都无所谓，周末时海边全是人，尽情地玩儿。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小富即安，我觉得人就应该这么活着。
何东:看你在台上唱歌，还从来没见你走到边上和台下的观众握握手什么的?
刘欢:只对我个人讲，那是根本不可以容忍的。我从来都认为，观众也好，演员也好，你坐在下面，我站在上面，我们都是为艺术而来的，艺术是所有人的上帝。观众是欣赏，我是来传达，在艺术面前，两方面完全平等，根本用不着谁去讨好谁。尤其是不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和观众握手，从技术上讲这是不能逾越的。观众是观众，我是在台上，审美是需要有一个距离的。包括我最不愿意站在观众席里唱歌，因为这么一来就全都错了位，形式和逻辑上都乱套了。我可以在台上激情四射，但如果我把自己裹在听众群里去激情四射，我就傻到家了。
何东:你喜欢跟别的歌手做比较吗?
刘欢:不喜欢，尤其是流行音乐，基本上没什么可比性。流行音乐是靠张扬个性实现的一种艺术。惟一可比的就是自己千万不能跟人家太像了，如果一像了就麻烦大了。
(方向摘自2002年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