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工这个迷
她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
当我上了火车时，又在车厢里见到了她，她旁边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这样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本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走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数年也不会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她我知道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这又能告诉我什么呢?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不得而知。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电话本，以Y开头的姓有几页纸，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个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
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间房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刮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名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谜。“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最后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梁衍军摘自2002年10月23日
《青年参考》,王书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