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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德国人的“规矩”
作者:鸽 子

《青年文摘(红版)》 2003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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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博士研究生物基因,这是科学界非常主流的领域。他们一家人曾经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留学生活过6年,2000年回国,在一家生物研究室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一次聊天中,宋博士和宋太太讲述了在德国生活的情景和片段,从中可见陌生、新鲜、有趣的德国人的生活风貌和民族性格
       该安静就安静
       当第一次从机场走进夜色凝重的法兰克福市,望着高速公路两旁只有点点灯光、处处显出静谧与安详的德国城市与乡村,我突然发现高度发达的德国的夜晚竟不像国内大都市那样亮红半边天。那时感觉上有点异样,从中国的石家庄到这儿怎么如同从喧嚣的都市来到了寂静的乡村?
       的确,德国是一个沉默而热爱思考的国家,如同一个深沉的男士,沉默的背后是哲学般的理性,也不乏一点点刻板。居住久了,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我所接受的大学是在国内就已联系好的,宿舍是一入学就可以住8个月的,所以初来乍到,虽然有一些异国他乡的感怀,但却没有“流离失所”的感觉。再加上一下飞机,有一位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两年的学兄接待,心里更是少了许多旅途的疲惫与紧张,踏实了很多。
       汽车沿路奔驰,像一个孤独的行者。我本想发达的德国的夜晚会热闹非凡,但是我们沿一条不太宽阔的公路驶了很远,也没碰上一两个德国人。透过车窗依稀可以看见市郊小镇商店的灯亮着。但既没顾客也没主人,听身边的学兄说——法兰克福的法律规定商店必须通宵亮灯。两旁二三层高的别墅里,除有微弱的灯光外,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哪怕是德国的流行音乐也好。学兄用英文说了句“The Germen go to bed earlier”,然后用中文译成“德国人上床较早”。我俩开怀地大笑。
       居住下来后得知,在法兰克福市,从晚上8时至次日8时是不允许演奏乐器和高声播放音乐的,如有聚会需事先向四邻声明。德国人喜欢安静和独处,很少串门走动,除了节假日,的确早早歇息,若有他人大声喧哗唱歌声音较高,可随时报警,告其搅扰邻舍。我家就曾经在我太太和女儿来法兰克福后,有过一次被德国警察干预的经历:有一次晚上她们回来晚了,女儿在卫生间洗浴,由于房子是木头建的,隔音效果不好,楼下的住户开始不满了,先是用棍子捅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居然把警察叫来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晚上8点以后和午后1点到3点,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以免影响别人休息。警察建议我与楼下的住户协商解决,我只有让女儿停止洗澡,息事宁人。第二天一大早,楼下的小伙子来敲门,“昨天来警察了吧,有规定不能发出声音的,你们好好看看。”然而到了圣诞节,我也有了一次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经历。原因是楼下装修房子,电钻的轰鸣格外刺耳,时间恰好在中午时分。我于是下楼去找他交涉,那个小伙子无奈地说:“我付钱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大家都得按规定办。”结果,楼下那家也只好让工人歇着,一到下午3点,电钻电锯的声音立即又响了起来。
       其实,在法兰克福任何的公共场合,都绝对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嘈杂和喧哗。尤其在乘坐公交车或地铁时,除了一个男低音用德语简短报站名外,车上一般是毫无声息,安静至极。大部分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幼,落座后一律从包中取出精装书读起来。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也很少。即使一对情侣在车上,也是手牵着手,含情脉脉地对视着,不再说话,真有点“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
       帮你没商量
       没有出国的时候,经常听人说国外人情淡薄,但真正说来也并不如此。
       在德国,人们对待他人一般情况下都很热情,也很乐于帮助别人,尤其对女士更是优待。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国,因事我必须多留几天,太太担心女儿,提前单独回德国。她从机场、车站,直到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家,几乎处处都有人帮助,我还担心她一个人拎着50公斤重的行李,怎么颠簸才能顺利回家,电话那端,太太自豪而感动地告诉我:“一路上全是老外主动帮我拎着行李!并且分文不取。”
       记得我当时一个人刚到德国时,问路特有礼貌,生怕人家不睬我,结果德国人没等听完客套话,就抢着问我要去哪儿。如果要去一个地方,不认识根本没关系,热心的德国人会帮你指路。有好几回,都是德国人干脆陪我到要去的地点,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但是,德国人有时也有让人“盛情难却”的时候,甚至让人挺为难的。有一回我太太只身一人从法兰克福去柏林看亲戚,她出了柏林火车站,在汽车站等了好久公共汽车也没来。后来觉得行李多还要转车太麻烦,便询问打的要多少钱以及怎样打的,人家说汽车站一带没有的士站,只有再回火车站才有。她一想也挺高兴,没有就没有,省点车钱吧。可是当她刚坐下准备继续等汽车的时候,她问过话的那位女士一脸高兴地走过来向她报喜,原来女士为她特意去打了个电话订车,的士很快就来了,而这时,要等的汽车也来了——她有点心疼钱,很想上公交车,可是一想人家这么好心,于是又难过又心疼地站起身来,满脸是笑地感激那个德国人为自己预定的士。这就是热情的德国人,让你有点哭笑不得。
       在德国住房,规定一人住的就不能两人住,规定两个人住的也决不能3个人住,你就是想一家人凑合着过日子,法律也不允许,孩子长到一定的岁数,必须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于是,一家人团聚后,我们只有出去租房子住,光家也搬了八九次。在搬家的时候,我们也遭遇过德国人啼笑皆非的热情:有一次,我们往新租住的房子里搬东西,我搬着两个箱子上楼,感到太重了,搬到3楼就分开搬。我好不容易把第一个箱子搬到5楼,下楼准备搬第二个箱子,因为太累下到3楼就坐在箱子上歇口气,结果楼下出来个德国人,见我坐在箱子上,楼上还有个箱子,他二话不说,殷勤地把5楼那个刚刚搬上去的箱子又给提下楼去了……
       可爱的“刻板”
       刚到德国的时候,有位朋友曾经开玩笑似的告诉我:在德国的马路上,当红灯指示车辆停下的时候,行人也会自动停下,就是一条狗,也不会随便闯红灯。到了德国后,才明白那位朋友的话决非戏言。在德国过马路,人们绝对是按人行横道上红绿灯的指示行事的,当人行横道的红灯亮了,尽管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但人们都站在原地不动,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违章过马路,要么是外国游客,要么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他们大都会招致其他路人谴责的目光。
       在德国,人们遵守规矩、照章办事并不是出于法律的要求或者公众的监督,而是每个人意识里的一部分,是自发性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
       在法兰克福读书的时候,课堂上没有教师会延课,也没有老师讲完课剩下十分钟就走人。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一位专业老师MEIER,一个年过6旬的老头,头发已经白了,治学相当严谨。有一年圣诞节前夕,他给学生们上课,30分钟的课讲完后,余下15分钟是学生思考或者提问题的时间,有时候没有问题,大家就看书,但决不能随便走。MEIER先生来上课的时候背着大大的包,好像要出远门的样子。课讲完的时候,MEIER先生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一直坚持到下课,飞也似地跑了……后来听说,他是赶飞机回老家和妻儿看望80多岁的母亲。而学校到机场至少也有40多分钟的时间,下课时间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也就1个来小时,德国老师就是这样,工作时间就是有再重要再紧张的事情也一般不会为自己行方便的。
       德国人的遵守规矩还表现在“锱铢必较”上。吃饭的账单可以精确到一分一厘,属于自己的少一分都不行,不属于自己的多一厘也不要。有一次,我所在的研究所举办一次聚餐,要到商店里买一大堆东西。德国同事为自己买了很小的一瓶酱油。在付款的时候,他悄悄地把那瓶酱油和公家的东西分开,单独付款,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还有一次,我与德国同事到邮局发信,一摞公函中夹着两封私人信件,我本欲一起过秤发走,不想他从中把私信拣出,买邮票单独发走了。
       日常生活中,德国人也同样非常精细,比如垃圾分类,他们会按照玻璃(又分透明玻璃、咖啡色玻璃及绿色玻璃三小类)、纸类(包含旧纸箱、报纸等)、塑胶类以及普通垃圾等分成四类;大型的家具如电视机、沙发等,不会随便扔在垃圾桶旁,而是打电话去垃圾厂要求收走,此手续费就不少,但他们做事就是这么丁是丁,卯是卯。
       不可思议的“第三方保险”
       这可能不是德国人的直观特点,但是通过他们健全的社会保险业,也足能透视德国人办事的精细和周到,所以,当讲到德国人的时候,我总喜欢提一提他们健全的社会保险——尤其是“第三方保险”。
       我刚到德国入的是国家的保险,等后来太太孩子来了,就又给她们入了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DKV公司,每月虽然花300马克左右,但是基本上留学期间大大小小的病(包括配一副眼镜)就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德国的保险制度是,一经入保,公司就会给你一个保险卡号,你如果看病,无论国家医院还是私人医院只要出示卡号就可以了。属于国家保险的,所用的费用医院或诊所就直接和政府算账了;如果你入的是非国家保险,那么每次看病一两个月后,医院就会给你一个账单,然后由自己把账单给保险公司,公司就会把钱付给你然后再转给医院。
       在这里,更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就是德国保险中的“第三方保险”。
       在德国期间,我们大约搬了八九次家,每次搬家按惯例都要原封不动地把房子还给房东,否则房东有权把预先交付的3个月房租(2000马克左右)扣留,于是每次都要自己粉刷墙壁收拾房间(找公司的话大约要1800马克,相当于1万多人民币,自己搞大约200马克就可以了),当然一些不可修复的损伤就要赔偿了。
       记得有一次是搬家两个多月后(搬家的时候房东正在外地度假,交回房子的时候只是楼下一个老太太简单检查了一下),房东给我寄了一封信,说的是我们租过的房子中熨衣板和烤面包机坏了,着重指出的还有窗户玻璃上粘上的一个木雕的装饰花摔坏了(其实当时是由于刮风的原因),由于没有地方可以修同时是自己祖传的,所以需要我赔偿给他400马克。在德国,一般的生活用品或者工艺品都可以按市场价估算,惟有一些有纪念意义或者祖传的东西,即使再小,也往往索赔的数目远远超过实际的价格。无可奈何之际,我把房东的来信转寄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经过一番调查交涉之后,便很顺利地代我赔付了。
       回国前夕,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也因为那次搬家,我在德国打了场官司。原因是熨衣服时,我太太不小心把地毯烧坏一角,房东要我们赔偿整个房间的地毯,我觉得不值,也不公平,于是委托律师帮忙(在德国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低于法定线,就可以拿着相关证明,比如所在单位的证明,即可找政府领取一张表格,然后可以找任何一个律师帮助打官司。官司终了的时候,律师拿着表格向政府领取所需的费用,我打官司政府掏钱,此话一点也不虚假)。
       我们回国两个月后,德国方面就把房东扣留的大约2000马克的房租原封不动地给了我们。官司赢了,但是必须赔偿房东地毯的那个小角,这个费用是由保险公司来支付的。可以说,上次是保险公司替我们交涉理赔那个装饰花,而这次,我其实是在为保险公司打官司。
       另外,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诚信。一般来说,如果需要保险公司赔款,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核查你的账单,比如去医院看病,只要是医院出示账单和收据,保险公司就会如数付账给你——他们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会恶意欺瞒保险公司。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邵忠摘自《女子世界》
       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