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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不杀之恩”
       1992年，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中文系，也许因为有一手好毛笔字，被选为系里的宣传干部。
       阿词是我一直注意的女孩。梳个马尾巴，眼睛特别黑特别亮；她不是个好学生，常逃课，成绩却能及格，已经发表过一些文章。
       有阵子系学生会抓出勤率，旷课多的学生将被通报批评，并按缺一节课2块钱罚款，当统计表到我的手里时，我赫然见到阿词的名字名列第一。
       吃过晚餐，正欲去自习，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声音清脆：“吴海在不在?”我走过去，把门打开。阿词笑眯眯地站在外面，不肯进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纸条，递给我：“这是我的假条，都有系主任的签字。”阿词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主任学术成就的“豆腐块”，这个时候，主任被她拉来当挡箭牌。我接过纸条，看着，不由好笑：身体不适、脚扭了、单车撞了，等等……似乎全天下的不幸事都在一个月内被她碰上。“你看，我这个月多倒霉。”阿词很无辜的样子，向我摆摆手，转身走了。不会有人为这堆假条的真伪问主任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拿起假条一张张研究，凭着练书法时对字体结构的把握，我发现，除了两张是主任亲自批的，别的都是模仿的。我笑了，只觉她是个太大胆的女孩。有了这些假条，阿词没有上批评榜。
       再见到阿词，她会对我笑，只是笑中有点得意的成分。
       没多久，系学生会的干部们失去了抓出勤率的兴趣，阿词又恢复了旷课。
       一个周末傍晚，我从学校外回来，见阿词正在看晚上录像的广告牌，我走过去，也在看，她抬起头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装作才看到她：“怎么，也想看录像。”她偏着头打量我：“你也喜欢阿莫多瓦?”我有些迷惑。“你不是想看《高跟鞋》吗?它是阿莫多瓦导演的呀!”阿词指了指广告牌，我定睛看去，果然第一部片子是三个大字——“高跟鞋”。“阿莫多瓦是很有才华的西班牙导演，这部片子在戛纳电影节获过奖。”我却说：“你也很有才华呀，模仿能力强。”我的话暗藏杀机。果然，阿词脸色一变，吐吐舌头，眼睛笑成一道弯弯的月牙儿：“我请你看录像?”“为什么?”我明知故问。“谢不杀之恩呀。”说着，阿词“咯咯”地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观众寥寥无几，因为那片子实在古怪，里面的人都像疯子，只是那些女人踩着高跟鞋的姿势很美。我没看懂。身边的阿词却很投入。影片里的歌手母亲为狱中的女儿唱了首歌，唱完，跪下来，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很完整的吻痕，然后心脏病发作……泪水从阿词的眼中溢出，一串串的，我偷偷看她，这人的感情还蛮丰富的。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那以后，我与阿词成了朋友，查勤时，我会提前通知她。我尽量作好上课笔记，让阿词补课学习时不那么费劲。阿词告诉我，她旷课是去了市图书馆：“老师讲的东西太老旧，现在很多新观点比老师讲的有意思。不信，你试试。”我摇头，我是个中规中矩的学生，习惯听老师的话。有次我问阿词怎么会那么大胆仿冒主任的签名，阿词耸耸肩说：“算死你们也不会为这件事去问主任。”“要是真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阿词笑了：“认错呗，主任还希望我以后再为他歌功颂德呢。”
       一次晚自习，刚进教学楼，看见阿词揪着一个男生的胸口往值班室拽，男生比她高一个头，却不敢挣扎。我赶过去，听到阿词对值班人员说：“打电话给保卫科！”她的身旁已围了很多人，有人向她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声不吭，只是脸涨得通红，像要爆炸的火药桶。
       学校保安来了，阿词才松了手，与那男生一同去了保卫科，我不放心，跟了去。
       一个小时阿词才出来，头昂得高高的，看到我，笑了。
       “怎么了?”我问。
       “一楼的电灯不是坏了吗，我上楼正遇到那个家伙下来，直往我身上撞，我火了，给了他一耳光。想到我要不抓他个现形，日后说不定他还要害别的女生，就把他揪住了。”阿词轻描淡写地说。
       我瞪大眼晴：“你就不怕他报复?”
       她说：“对这种卑鄙的人不能怕的，要是怕，不由他横行了?”
       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女孩有许多身边女生没有的勇气。
       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阿词收到那个男生的信。信上说，他那天因为刚跟女友分手，又喝了酒，才做了这种事，阿词的一记耳光把他打醒了，他很为那天的事后悔。
       这次，我真的被阿词折服。
       1997年我们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我留校当辅导员，阿词也留到学校的宣传部，有时一起看录像。同事问我们是不是谈恋爱，我摇头，这样聪明优秀的女孩，不是我配得上的。
       学校的生活缓慢如死水。一日到办公楼有事，路过宣传部，侧头一看，办公室内的人都看书看报，只有阿词，趴在桌上，蔫蔫地盯着眼前的玻璃杯。不久，她考上了市里一家报社做记者，潇潇洒洒地背上包走了，第二天，每个打开学校网站的人都看到她在网页上留下几个大黑体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有些事是说不清楚的”
       我开始有了买报的习惯。看来，阿词很快就适应了报社工作，她发稿很多，写得也挺好。
       一个月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喂，请你吃饭看电影。”我欣然赴约，阿词瘦了，但精神很好。她向我描绘抢新闻时的众生相，很有点斗智斗勇的感觉。说到得意处，她翘翘鼻子，“哼”一声：“谁敢跟我斗!”有些张狂，我却不讨厌。那天我们看了部喜剧片，她笑得前俯后仰，我看她的时候比看电影多。
       当年7月，香港回归，她作为记者被派到香港。回来时，给我带了个领带夹：“金利来的耶，你得买套上档次的西装和领带才配得上哟。”我把玩着那个精美的领带夹，看着她：精致五官，盈盈笑语，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她呢?忍不住问她，她摇头晃脑道：“才高八斗，力拔山河，文勇兼备的人呀。”
       1999年暑假，我跟系主任去上海预订课本，顺便到苏州杭州玩了一趟，近一个月才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买报纸，左看右看没见阿词的稿子。我忍不住打阿词的办公电话，对方简约地说：“开除了。”挂了电话，我的心瞬间被担忧涨满。我找阿词，却怎么也找不到她。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报社的熟人，问起阿词的事，对方说：“她写了篇批评大企业的报道，失实。”“就这事?”我问。对方沉默了会儿:“不是，她太倔了，一定要分清是非，弄清责任，还与总编大吵了一架。”
       晚上，我梦到阿词走进了条死胡同，没有路了，撞到墙了，还不回头，还在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悚然惊醒，我忍不住抓起手机。终于找到她了，我说：“我都知道了。要我去看你吗?”她的声音沉闷：“不用。”“一个人行吗?”“不知道，试试吧。”说着她放下电话。
       三天后，阿词来到我的住处，把自己扔进沙发，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
       吃晚饭，我买了只烤鸡，她吃得很仔细。吃完了，看着自己油油的手，忽然笑了：“很多事，我以为事实分明，说得清楚。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事是说不清楚的。”我看着她，以为她会说下去，她却不再言语。
       陪她在校园散步，月朗星稀。走不了多久，她说累了，坐在路边的花坛上，晚风乍起，她下意识抱紧自己，把头搁在膝上，有些瑟索。我心一酸，说：“阿词，别这样，这世上有几个人活得眉目舒展?你那么聪明，怎会连如何与人打交道都不明白?”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倔强的抿着，委屈的泪却渐渐充满她的眼，落下来。我想伸出手搂住她，给她安慰，又不敢，怕被拒绝连一般朋友都没得做。
       那是我靠阿词最近的时光，一起逛街，一起看录像，—起上网，一起去图书馆。阿词渐渐恢复，我的心中却有点苦涩。我知道，这一段只是她的蛰伏期，她注定要起飞，一如我注定平凡。
       一日上网，打开我的邮箱，阿词发现她离开学校时留下的几个黑体大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她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你居然把它存了起来?”我的脸红了：“好玩而已。”她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然后又笑了：“当时真是轻狂，以为全世界都是我的。”
       相爱的就是合适的
       经历打击后的阿词变得内敛沉稳。不久，一家星级酒店招聘经理助理，她被录用。
       她的能力很快被发现。提升很快。
       8月底接到她的电话：“吴海，教师节快到了，我请你吃饭，谢你关键时候拔刀相助。”
       教师节那天放假，没给她打电话，我来到她上班的地方，经过重重门卫的询问终于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是透明玻璃隔成的，阿词正伏案工作。头发盘成一个髻，宝蓝色的套裙，很有点高贵威仪。也许习惯看她一身牛仔走天下，我觉得有些陌生。她抬起头看到我，轻轻一笑，她化了妆，很美。
       “今天怎么有空?”她为我倒杯茶。
       我没有回答。只问：“下班有空吗?”
       她有些歉意地摇摇头：“跟一个客户有约。再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吃饭。”
       “再说吧。”我笑了，坐了一会儿，告辞了。走出冷气大得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办公室，走进阳光，我的心沉沉的，我有些怀念阿词失意的时候。
       我一直在等阿词的电话。电话她倒是常打，只是没提过教师节的事，她真的全忘了。
       我也没提起，阿词说九十月份是旅游旺季，酒店很忙，过了这阵她就来看我，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忙你的。”
       我快26岁，周围有热心人要给我介绍女友，我就笑，把它当玩笑，也让对方不当真。
       一个晚上，与几个朋友到大排档喝啤酒，喝得有些多了，大家有些忘形，出来时你追我闹，玩得不亦乐乎。走过一家豪华大酒店，一个友人说：“伙计们，哪天我有钱了，请你们到这里来。”旁人起哄：“好呀，就选在发工资的那天吧。”正说着，我突然看到了阿词，她与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边说边走出酒店，走向一辆轿车。她的头发仍盘着，穿一套中袖白色绣花裙子，灯光打在她的脸上，有些微红，眼中笑意盈然。
       我清醒了，不再说话，闷闷地回到宿舍。
       同事给我介绍个中学老师，清秀文静，虽然没有感觉，我还是与她来往。
       
       周末，我与那个中学老师看完电影回宿舍。发现阿词坐在阶梯上，百无聊赖地拿着树枝在地上划着，看到我，高兴地站起来，拍拍屁股：“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让我好等。”“来多久了?”我边开门边问。“好久了，”她笑嘻嘻地,“你得赔偿哟。”我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你去哪了?”她漫不经心地问。“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女孩，还不错，一起看了场电影。”阿词僵住了，蓦地转过头，盯着我，半晌问：“跟女朋友?”我轻轻点头。
       她的眉头越皱越紧，我的心渐渐下沉。好一阵，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你想好了，真的这样。”我侧过头，避开她的目光，又点了一下。“是我做错了什么吗？”阿词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没有表示。“一开始就是我自作多情?”阿词又问。我仍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阿词嘲弄地一笑，抓起包冲了出去。门“砰”的关上了，我抬起头，泪水不争气地涌了上来。
       第二天，我与那个中学老师分了手。我实在没有心情谈恋爱。
       一个月后，接到阿词的电话，她说：“我等了你一个月，现在我要走了，想请你吃个饭。”
       吃饭时阿词说她要去北京：“几个好朋友在那里，据说找工作还不难。”“也好，北京肯定比武汉好。”我说。她笑了笑：“也许，再说这里也没什么让我留恋的。”
       饭后，送她到住处。我反身时，她的手围住我的腰，头轻轻搁在我的肩上。我没有动，她的眼泪静静地滚落到我的颈子，然后松开手，无言地在我身后啜泣。“注意身体。”我硬起心肠，说完拔腿就走。
       车上，我感到泪不断地在眼中聚集，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我与阿词只能做朋友，我配不上她，就像我永远用不起阿词送我的金利来领带夹一样。
       送走了阿词，我的世界一下子空虚。我知道，只要我开口，我可以留下她的，她也在等着我开口，可是，我不敢，没有自信，怕她最终发现我不是她想要的那一类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辅导员。我不聪明，除了默默工作我没有别的长处，甚至电影，说实话我也只爱看周星驰的搞笑片，我怕她失望，一个到过香港、见过如锦华丽的女子怎会安于做我的妻?
       还是想她，她忙吗?快乐吗?投入新的生活了吗?有朋友了吗?……
       没有阿词的音讯。
       一日闲暇，拿出阿词送我的领带夹，轻轻抚摸，心中酸酸甜甜，脸上也忽忧忽喜。
       “这么好看的领带夹，怎么没见你用过?”一个同事走过，笑着问。
       我敷衍道：“就是因为太好了，没有西装与领带配。”
       “想怎么配就怎么配啊，这还有规定呀。”同事有些奇怪，丢下一句话走了。
       我一下子愣了，好像开了窍：想怎么配就怎么配，谁说平凡的我就不能与聪明的阿词在一起呢。
       想明白了，心却更痛，我已经错过了，因为太多世俗的心。
       一年过去。
       常与阿词去的那间录像厅又在放《高跟鞋》，我去了，看的人仍然寥寥，我同样没看明白。
       我只是又想起阿词，流泪的，大笑的，勇敢的，还有轻狂的。
       影片开始放演职员的名单了，观众起身，我没动。待荧屏一片空白时，我才站起，却看见最后一排，仍有个人，固执地坐着，固执地看着我。
       我张大嘴，走最短的路线到她的身边，不相信日思夜想的阿词会坐在这里。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回来了，特意让录像室的老板放这个片子的。
       并肩走在学校的路上，我一遍遍转头看她，怕她是个幻觉，转瞬即逝。
       “为什么又来看这个片子，你说过看不懂的。”阿词看着我。
       “其实……”我犹豫一会儿，说：“看不懂没有什么，喜欢就行了。”
       阿词笑了，还是那种有点得意有点促狭的笑，拍拍我的头：“终于开窍了。”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听她轻轻说：“今天，如果你没来，我就不会再回来了，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松了口气，感谢上苍。
       后 记
       阿词已经成了我的妻子。她依然优秀、出彩，像只聚光的瓶，让身边的我总显得黯淡。但这些已不再压抑我。因为华丽外衣下的阿词仍是个有着平常情感的平常女子，我们相爱，我们幸福。
       （焦敏摘自《真情》2002年第9期，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