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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成年以后，曾经第101遍地设想：如果1974年我父母不把我托付给外婆，使我度过4年类似弱小寄居蟹式的生活的话，我今天，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也许，我会一生呆在校园里，教我的分子式和化学方程式。
       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与其童年时代的遭遇，实在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4年底，体弱多病的母亲丢下5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去南京投奔父亲，我被托付给外婆，妹妹被托付给奶奶，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寄居岁月。
       外婆有着一切旧式妇女的典型特征：唠叨、善良、节俭到几乎吝啬、讲究礼数、记仇。在我的记忆中，她曾尽她所能地照料我的衣食，但也仅此而已，她从不过问我的喜怒哀乐，从不体察我的言行嬗变。我记得她对我的母亲，她惟一上过大学的二女儿，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她当然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可也怨她，在她本人已经62岁高龄的时候，把一个刚满5岁的孩子丢给她，这个孩子，还是一个长相难看的女孩子，还是一个内心极端丰富敏感，5岁就动不动会生上两天气的女孩子。重男轻女的外婆嚷嚷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你爸你妈接你到南京去呀，去过好日子呀……”外婆当时为了挣得一份家用，在62岁的年纪，戴着一千度的近视眼镜仍不能用肉眼分辨两分币和五分币的情况下，仍赖着不肯退休，赖在烟酒杂货店里打酱油。当时，就算顾客来打五分钱酱油对她而言都是一种信用冒险，她必须用手仔细摸索，用心揣摩硬币的大小，来保证不会算错账。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再让她来带大一个孩子，不用说，是负担多过乐趣的。也就难怪，外婆很少和颜悦色地待我，很少满足这个年龄的孩子一些异想天开的要求了。
       外婆会拉长声调说：“这话你跟你爸你妈去说呀，他们说想你，为什么不接你走呢?”
       而我，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自然无法接受这样沉重的问题。因为我被放在寄养地，父母的来信拉长到密密麻麻五六页。秋天，他们托出差的同事捎一些柑橘来，每只柑橘都用棉纸包裹着，散放着香气；冬天，他们勉为其难地邮寄一小箱自制的香肠来，代表他们的牵挂和歉意，但是，他们始终不说要接我走的话，结果令我陷入巨大的不安之中——我把外婆的气话当了真，无数次地考虑，假若我既不被外婆接受又不被父母接受，我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没有答案，这样的问题总没有答案，而一些忧郁的藤蔓，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藤蔓，在我心底蓊蓊郁郁地生长起来。
       我知道要对外婆好，尽管她节俭、严肃、规矩大到不近情理，但是，目前她是我惟一的依靠。夏天，小酱油店延长关门时间直到晚上8点，天已经全黑了。我惦记着高度近视的外婆完全看不清路，便独自穿过无锡城里密密麻麻的小巷，去迎候外婆。我记得有一条小巷叫思贤巷，巷两侧书礼人家的院落都演化成70年代的大杂院，院墙上爬满金银花的藤蔓和爬山虎的爪形叶，香气荡漾，7点多，思贤巷里的居民都出来乘凉了，父母和孩子，爷爷和孙儿，一派天伦之乐的场景，竹榻、凉椅、用井水镇过的西瓜、几大碗金银花茶。他们对我每天来这条巷子等候感到不解，百般询问我是哪家的孩子，来思贤巷做什么，我都咬紧嘴唇，一言不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远在南京?告诉他们外婆不下班家中便冰锅冷灶?告诉他们外婆需要我做“拐杖”，而她又不许我去店里等她，她怕分心算错了账?理智告诉我，对陌生人说起自己的生活内容只会受到嘲笑，而我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他们问得越紧，我就越是避而不答。
       当然感觉上是难堪的，但这里，是外婆下班的必经之路，我必须等下去，直到外婆的手扶住我的肩头。外婆笃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她虽不会打我，却总是觉得对孩子表示赞赏是大人的短视和罪错。包括我去接她，她都不会表扬我。但，每次去接她，我都会在她微小的表情变化中，捕捉到我需要的东西：外婆觉得我是有用的，我不是吃白饭的孩子，她不再会赶我到南京去了。
       一时间，我被自己争取来的安全感，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孩子要这样去争取大人的关怀和认同，对孩子自身的成长来说，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有待心理学家去探讨。我只知道，在不被关注的角落里长成的小孩，他们对爱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他们会极度敏感，他们，也会通过直觉选择自己的朋友。
       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找寻乐趣的方式。
       上了学，我跟班里一名聋哑家庭出生的女孩成了朋友。我们都喜欢收集糖纸、剪纸，喜欢丢沙包和养蚕，喜欢沿城中河两岸看人钓鱼、浇菜、种蓖麻，我们还在做完功课后，跑出好几里地，去大运河上看运煤运化肥的拖船。那里，水烟苍茫、船声呜咽，可以看到一条机动船上拖有五六节拖船，拖船上有孩子、喝酒的汉子、迎风招展的洗净的宽裤衩，有炊烟。我对这个叫吕品清的聋哑人家的女孩说：“这些船会不会是从南京来的人，如果我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在这里看船，会不会让他们捎信给我?”——我真的无数次幻想船上的喝酒人会叫住我，突然给我一封父母的亲笔信。有时，遇到逆流而上的船，我们会在运河边追一气，对它喊：“带我走吧，带我到南京去……”疯子一样地跑，然后，那条机动拖船慢慢地走远了，在夕阳下，缩成一条线，一个点，长风吹拂，我静下来，不发一言。
       吕品清坐在我身边，陪着我，静默着。我感激她这一刻的善解人意，平时她是一个大嗓门、极喧闹的孩子，在一个无声的家庭里，她有惟一明亮的声音，她是太阳，她是惟一不会因絮叨被父母责怪的孩子，同样地，我在她家做功课，笑闹不绝，她的聋哑母亲，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们，不觉厌烦。下午五点钟，吕的母亲会为我们准备煮玉米棒、蒸山芋等零食，她对所有肯陪她女儿玩的小孩都很好，可能她和吕的父亲，总是对只能以手势跟女儿交流感到遗憾吧，他们希望女儿更多地生活在有声世界里，与其他孩子一样。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私心——吕家认为我的到来给他们家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声音，我愿意常去，是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分享到父母对孩子才有的关注和纵容。
       我可以分享到我的生活中严重匮缺的东西。
       一次，我把我的故事说给吕品清听，吕用手势“翻译”给她母亲看，她的母亲朝我温存点头，仿佛领会了我心底里所有的酸与涩，然后，她坚持要直接跟我“谈”，她找来纸笔，写下这段话，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
       “你要体谅爸爸妈妈，我了解每个父母的心，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忍受不了天天见不到你的思念。相信我，你很快会回到他们身边，变成一个通达快乐的孩子。”
       我的人生可以说是从这一天转弯的：在这一天之前，我的心里塞满疯长的幽暗的水草，塞满愤懑和不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聋哑女人，用她平平淡淡的一段话，照彻了我的心，使我的内心深处变得通彻透亮……
       果然，过了不到一年，我的新生活就从南京开始了……
       （李娜摘自《同学》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