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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生命的依托
作者:冯小涓

《青年文摘(红版)》 2002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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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朴拙的老人,就像黄土塬上一块沉默的土坯。他守在自家的房前,房子在深壑里。深壑在黄土塬上张开的一道裂缝里。在高原的褶皱里,就像鸟巢似的散落着一些人家,日出日落的时候,亘古不变的太阳因炊烟的袅绕不再寂寞,山壑里就有像白云一样悠悠的信天游传来。
       那时候,我满地乱跑试图寻找奇迹,就到了陕北宜川的云岩镇。云岩镇像一个梦中的巢穴。我们三个服装鲜艳的外地女子茫然地坐在断桥的石墩上,像是天外来客。眼看着夕阳正一点一点地向塬下沉落,一种断肠天涯的莫名惆怅,伴随着依然寒气袭人的西北风慢慢地扩散开来了。
       那位老人仍在自家的房前转悠。他知道我们要去壶口,他知道黄河上十里龙槽挟持的壶口是一道永远的诱惑。但他并不去理会这诱惑的来由,他只守在自家的房前,守着一种不变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儿育女,修房造屋,抽几口烟,看几朵云,心里平和着,吼几声信天游,咂出一些活命的滋味来。
       老汉有一辆车,可以载我们去壶口,于是我们就一百两百地讨价还价。
       “这女娃,去壶口的路险呢!你们去了,看值不值!”
       老汉并不与我们直接讲价,仍然回去转悠着,我们开始在公路上百无聊赖地溜达,几个打台球的“闲人”撑着球杆,看着我们,再没心思认真打球。其中有一个好事的追上我们,站在桥上,跟我们介绍汽车了。说好价钱,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去,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像甲壳虫一样慢腾腾地爬出来,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招呼我们上车。打开车门,满脸胡茬的老头儿煞有介事地坐在司机位置上。我们三人面面相觑。
       “云岩镇就我有车呢!”
       “谁开呢?他还是你?”我指着那小伙子问老人。
       “他?我还不放心呢!”老人的话音里充满了自豪。
       待我们三人坐定之后,老人却调转车头,开回他刚才转悠的小院子去了。
       我们满脸狐疑,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老汉却自言自语似的说:“叫上老伴说说话,荒山野岭,回来的时候,有个人说说话,心里不慌呢!”
       我懵懵懂懂地摇摇头,心想,几十年老夫老妻,还有啥话没说?两口子熬日子,有些啥话可说呢!一个现代派作家,甚至写了一男一女到公园里的长凳上,倾吐郁积的话语,末了才发现竟是同床几十年的老夫妻。人与人之间,如此触目惊心的隔膜,还有啥话好说呢!
       他老伴是一个瘦小妇人,一身布衣倒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在汽车的后座上安安静静地坐着,并不搭话,只平静地注视着前面的路,耳朵似乎专心地听着丈夫和几个陌生乘客闲话,偶尔现出一点微笑,黄褐的脸就像一朵沉静的山菊花。
       汽车是废弃的军车,在土路上全身要散架似的叽嘎乱响。并不需要鸣喇叭,路上既无行人也没有一辆来车。路,是日本人进攻太原时,阎锡山打算往陕西撤退时修的一条临时便道。驶出云岩镇时,蓦然闯进峡谷般的深壑,上望是毫无一点绿意的土塬,下瞰是看不见水的一条溪沟,乱石丛立的深谷上方一条窄窄的土路,汽车行进在这游丝一样的土埂上,像一块跳来颠去的石头。满目的苍黄烙得人双眼疼痛,天地之间没有一个人影。山道弯来绕去,似乎永不见尽头。(当年毛主席率领几十万大军转战陕北,在这弯来绕去的深壑里,难怪国民党军队上有飞机侦察,下有百万追兵,居然找不到红军的蛛丝马迹。)在停车的间隙里,我们站在地上,感觉沉静得似乎失去了自身。没有鸟,没有动物,天地间只剩下这死灭一样的静啊,逼得人心慌,想叫想喊,急切地想弄出一点声音,不然,似乎瞬间就要被这无边的沉寂吞没,化为一粒缄默的尘土。
       我们一边紧紧抓住汽车扶手,仿佛只要这扶手存在我们就幸运地存在着,一边任眼睛在石头和泥土上颠来簸去,那目光牵引着汽车左摇右晃地慢慢行进。同时,心里就憋得想唱歌了,想放开声音驱赶令人恐惧的静寂。颤颤颠颠的心就想扑在一个安稳的怀里,生命热切地想寻个伴儿了,压抑得缄默的唇就要抖抖索索地说点话儿了!
       唠叨一世的人,哪知道说话的分量呢!
       老伴儿依然微笑着,静静地点燃一支烟,给老汉递到手上,老汉猛吸两口,声音舒缓了。
       “女娃呢,唱歌吧。”
       “唱不好呀!还是大伯唱信天游吧。”大伯并不推辞,用很重的鼻音和粗哑的嗓子自然地唱开了。
       毛忽闪闪的眼睛软格溜溜的手/看上了哥哥的人口你和哥哥走/紧走慢走翻过几道沟/咱们穷来富去还要走自己的路/山背后的日子没尽头/失去了再也不回头/你爱我来我爱你咱们不丢手/背过旁人转过脸咱们口对口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地道的信天游,但肯定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谣。浓重的陕北方音,夹裹在轰隆隆的车声和滚滚的黄尘中,让人浑身浸透了苍凉。天苍苍,野茫茫,高原深壑里除了黄土,仅有一冬霜雪之后留下的极其稀疏的衰草。在这样的静寂里,只有嘹亮的呼喊从胸膛里逼压出来,证明生命的存在。甚至,这呼喊,在被无边的原野吸没之后,在左顾右盼之中,人就像茫茫塬上仅有的一棵树。生命只有依托别的生命,似乎才不至于怀疑自己确凿的存在。这种时候,就需要一双眼睛,就盼望一个温存的唠叨,就想握紧一双手,就祈望同样温软的体温。(上帝呵,我遥想伊甸园大约就是这样的寂寞吧!亚当和夏娃终耐不过这种毁灭般的存在,才紧靠在一起。上帝呵,如果这就叫诱惑,你何不可以宽恕这些渺小的生命呢?)
       大伯唱的信天游几乎全是情歌。我后来找延安的同学买了几盒磁带,那名为《东方红》的盒带里,除了一首《东方红》之外,全是清一色的“妹妹哥哥”。我窃想,《东方红》的原词一定也是情歌。在这个极端封闭、极端贫困的环境里,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只要有一茬又一茬的哥哥妹妹像一年一次塬上的草一样发芽、抽绿,这情歌就会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直至地老天荒。
       大伯的声音是热辣辣的,陕北人喜欢吃辣椒,甚过四川人。(四川人吃辣只品味,辣味尝过辣椒却丢了。陕北人吃辣是一口一口地嚼辣子,嚼完再吞完。)大多数信天游是热辣辣的,不但曲调粗犷热烈,词也率直不加掩饰。这样的信天游,似乎野得能把人融化。听说,陕北的婆姨和汉子就是这样火辣辣的性格,爱上谁就死死的爱死人,少见移情别恋的水性。
       大伯的歌声具有别样的穿透力。那热辣里又潜流着一股凄凉的情味。在那样的旷寂无人处,独饮爱情的感伤或忧郁,真如肝肠寸断。信天游全由唱者随兴,唱者热烈时格外奔放。(如安塞腰鼓,在尘土飞扬中放肆地狂舞,全身上下全是尘土。)但如果唱者把调放慢,凄凄的心音就自然流淌出来了。大伯毕竟老了,老者的歌声里再也没有少年的狂热,心底的苍凉在歌声里漫出来了。幸福与苍凉糅合着,一句一句都令人如晃荡在柔蜜的波浪上,恍惚触到哥哥或妹妹欲说还休的满腹衷肠。这样听着,不知不觉舒惬地笑着,眼角却悄悄地流下两行泪来。
       我后来回到四川时,曾经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听彭丽媛演唱的《兰花花》,却总是难以找到大伯的歌声里那无法言说的滋味。我想,陕北,这个被天雨粗暴割裂的贫瘠而赤裸着的黄土高原,自古,胡汉的铁马驰骋此地,不停地疯狂争夺和迁徙,这天灾和人祸不断的地方,那凄苦早已流淌在汉子和婆姨的血脉里。
       大伯唱歌,格外投入。唱毕,一时又归于静寂。我们三个全沉浸在这歌声里。
       大伯又自嘲似的笑了,说:“该你们唱了,几个洋女子,唱点洋歌给我听听。”
       我们同行的一位湖北女子,是写流行歌词和情诗的好手,这时,却也哑然沉默了。
       天渐渐地暗下来,从沟里仰望,蓝天上仅有几朵红亮的云。
       汽车开始上坡了,坡道上是粗裸的石块,颠来颠去的军用吉普似乎像一只跳舞的甲虫。俯视高崖下的万丈深渊,让人颤栗得直感手脚乏软。我想,如果汽车掉下去,深沟里仅是多了一块小石子一样的东西罢了。
       慢慢爬上塬来,日头已落尽,灰色的夜幕从天边像水一样弥漫而来,原野和天幕融合起来,一股森寒袭遍全身。
       悠悠天涯,人何微茫啊!
       转瞬之间,我们就被无边的黑暗吞没了。汽车,似乎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大窟窿,几米之外,仅依稀看见一线路的痕迹。这个时候,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搜索路道上,大伯不时用手擦玻璃,眼睛直盯着前方。我们多么希望看见一盏灯光。这灯光不但证明别的同类的生存,也唤回了自己的存在。我在昏昏之中,开始想念家乡的山野了。四川的山山沟沟里,夜晚行走,往往峰回路转处处能看见温暖的灯光,看见灯光下的竹林或是绿丛里的人家,甚至能听见人的话音或是狗的吠叫。多么暖人的声音呵!
       幸好,在紧张的搜寻中,终于发现了一点极细微的亮点,这亮点同时给我们格外的惊喜。一直寻着到了面前,借着车灯,才看见一行人吃力地抬着一根水泥杆。这亮点,是惟一的手电筒光。
       “抬水泥杆干啥?”“架电线,安电灯呢!”
       我们才知道这里至今没有电灯。一路竟没有碰见一辆来车,我们终于明白大伯当初讲价时的分量了,明白他为什么要拉上老伴了,老伴才是夜行者真正的伴啊!
       在土塬尽头,汽车又开始下坡,照样是颠簸,照样是深沟。在紧张之中,我们已听见山底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如深壑惊雷,山山回应。蓦然看见一排耀眼的灯光。我们仿佛从地狱里突然获救一样,放声高叫起来。
       到了壶口,汽车停下,我们走下车,浑身僵直得不能挪步。三人手挽着手紧靠着似乎想借到一丝热气,在越刮越狂的寒风中,向壶口宾馆走去。
       回头望,远远的有一丝移动的光,在黑暗的高处,仅像一点浅淡的萤火。那是大伯的车吗,在这饥寒中,在这无尽的黑夜里,你惟一的伴侣、惟一的依托、惟一的说话和听话人,惟一甘苦与共、生死相随的至亲之人,只有那位沉静的老伴了!
       住在宾馆里,总是放心不下,愿苍天有眼,保佑他们一路平安!
       (张靖摘自《北京文学》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