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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我的记忆往往是停留在一个乡村、一座普通的房子及相遇的一棵树身上。那条我只走过一个来回的乡间小路，我说我对它记忆深刻。路边栽种了些什么名字的树，是左边的比右边的要多，多八棵。路口处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娘正在里面清扫，柜台上的亮瓶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吃物，有几个孩子就看着亮瓶上的一块块光斑流着涎水。往前走，三百米，一间红砖房子，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又没有飘雪的冬天。我回忆起那条路、两边的房子、干涸的小池塘里黑色的淤泥、栽在塘边的树和所有的细节时，心中都涌起一丝丝的快乐。譬如那些树，一棵棵郁郁葱葱地长着，长好了，将来有哪户人家娶亲或出嫁，它就派上用场了。我尤其记得一棵树，在众多的树中，它似乎一直在坚定地信守一次承诺，等待着我们相遇的这一天到来。
       屋后的这棵泡桐树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一笔一画，有板有眼，是那种廉价的小刀刻的，可以看出小刀在手中用了很大的力，每刻一笔的过程的缓慢，还有字里行间藏着的幼稚。女孩把我带到树前面。这是我的名字，大约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同学刻的，她说。那年她才七岁。
       具体细节，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不说，我只有想像。那一定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她和她的同学在屋前屋后撒着欢儿地奔跑着。跑累了，她们就蹲在屋后边的小路上，看地上奔波的蚂蚁。有一个同学拿起随身带的小刀，提议在每一棵树上刻一个人的名字，名字就和树一起长大。于是他或她(我更愿想像是一个男生，只有男孩子才天生拥有对尖锐器具的占有欲)首先在树上刻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好听，像秋天林子里鸟儿婉转的歌声。这棵泡桐树的皮肤还很稚嫩，我们可以想像，它忍着小刀给身体带来的剧痛，甚至是绝望，承担着一种幼稚的伤害。是哪个调皮的小家伙，把我美丽的皮肤划开，我的鲜血已经在一丝一丝地往外渗。在泡桐树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了这些悲伤。
       名字刻完的时候，她的父亲出来制止了她们的行为，小树也是生命，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小树。她们惭愧地低下头，她偷偷地瞟了身旁的树一眼，在青色的树干上，她的名字刺眼地显现于跳跃的阳光下，树上的每个字都是静谧的，也许它在树的身体里搅起了一种声音，而人却无法听见。在名字周围是湿漉漉的一片，不知是泪水还是血液?她的心头一颤一颤的，不知是快乐还是忧伤?
       从刀子在树干上刻画的时候，名字就融入树的生命里。十几年过去了，名字一直和树一块儿生长着，和时间一起流淌，笔画之间再不是湿漉漉的了，而是结了痂一样的黑色。这棵刻着名字的树，名字是她的代号，也是树的代号。许多次，她的父亲想到了砍倒这棵泡桐树，给家里添一张桌子，一把凉椅，或者几件别的东西，可又止住了这个念头，是树干上的女儿的名字提醒着他。
       几年前，她来城市求学工作。起先的日子，像一棵树进入城市，站在车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喧嚣的汽笛在耳膜里震动，绿色变成了五颜六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味道，她的头有些轻飘飘，方向感顿时失去了。像一棵天生就知道挺拔才是美丽、适者生存的树，她在城市的水泥地里开始新生。
       又过了些年，她回到家乡。她的脚印浅浅深深地留在田埂和乡间小道上，比城市里广场更广阔的原野里多了她的呼吸，她和田间的各种植物、小路池塘边的树亲切地聚会。那些儿时的玩伴、同学大多走出去了，或者嫁了人家，也像她一样开始了城市里的漂泊，但就像一棵树无论长多高，根仍在地下一样，在她思念的一头，是那无比熟悉和热爱的田野、沟渠、小桥和树。
       与一棵树在冬天里相遇，让我对树有了别样的认识，似乎多年以前就有过相遇的预感，我爱上这棵长得并不出众但刻着名字的树。树，一如既往地峥嵘地生长着。我问她是否一直恋着这棵树，她说树在她心中，永远地有了意义。在这棵树的身体里，刻着的不仅是名字。
       (王东摘自《散文》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