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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阳光灿烂，积雪的车道像钢铁般闪闪发光。我前往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探望一位邻居。到达暖洋洋、橙黄两色的老人病科病房时，禁不住舒了口气。
       我跟七十岁的葛特以及她丈夫比尔聊天，听到了助步器挪动的声音。我抬起头，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在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脸很苍白，满是皱纹，似乎老得像金字塔，但浓眉下小小的灰眼睛炯炯有神。
       比尔站起来，说:“雷吉，过来在这椅子上坐下，我来帮你。”比尔已七十二岁，但比起来显得很年轻。“呸!”雷吉说，“我用不着你帮忙，小伙子。我还行。”
       比尔介绍我认识这位九十五岁老人。我跟雷吉握手，感到他的皮肤仿佛是旧羊皮纸，骨头像脆弱的水晶。我从未见过这么老的人。
       过了一会儿，雷吉讲起他的妻子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和他结婚六十一年，二十年前去世了。
       他们以前住在多伦多，有两个儿子，家里有各种“现代化”设施，譬如抽水马桶、煤气灯，夏天还用上冰车。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结婚、生养儿子。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雷吉已经不大记得了。“那时我很年轻，”他终于说，“曾在厨房为部队做饭。”
       “第二次大战我倒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仿佛仍然听到大炮、飞机和小船的声音。爆炸声真可怕。在诺曼底海滩上，我的朋友像苍蝇般纷纷倒下，一分钟前还活生生的，再往前冲，转眼间就死了。海水冲洗海滩上的血，却怎么都冲不干净。”
       “我不喜欢回忆那些日子，太叫人伤心了，”雷吉摸着自己的胸口说。我真担心他会从椅子上摔下来;他看起来实在太虚弱了。稍后，我获悉雷吉每天都出来看望葛特和其他病友。他是老派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人恭亲睦邻。
       第二天上午，比尔突然来到我家，让我大感意外。他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纸袋。里面有一枝粉红丁香，花瓣的边缘已有点发黄。还有个字条。
       从笔迹看得出，写这字条的人写得很吃力。有些字很大，东歪西倒;有些字则很小，扭曲变形又模糊不清。白纸上的句子弯弯曲曲，简直不成行:“请恕冒昧。我爱你。你能否考虑做我的情人?永远爱你的雷吉纳德。”
       那天正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我很感动，望着比尔。他说:“你昨天离开之后，雷吉就向护理员要了花和纸，但不肯说明做什么用。然后他就写这字条，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好。他在等回音呢。”
       我拥抱了比尔。“请你告诉雷吉，能够做他的情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去看他。”
       当天下午，我坐公车去医院。事前我买了一束紫罗兰和一张蓝金两色的情人节卡，卡上写着:“玫瑰是红色的，紫罗兰是蓝色的，糖是甜的，但不如你甜。”
       我又来到了葛特的病房，寒暄之后，我问他雷吉可好。比尔垂着头，轻声说:“他今天上午过去了。”
       两天后，我来到殡仪馆。房间里灯光柔和，雷吉纳德安详地躺着，周围站着他的两个灰发儿子，以及儿子的孩子和孙子。他再也不是个衰弱老人，再也不会顽强地扶着助步器去探望“邻居”了。
       我双眼噙着泪花，把卡片和花束轻轻放在这位难忘情人怀中。
       今天，许多个情人节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在那个情人节学到的珍贵道理: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老，而且可歌可泣;青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岁月永远不能摧毁我们的勇敢行为和浪漫情怀。
       (毛雪摘自[美］《读者文摘》中文版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