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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独自坐在一家餐馆里，笨拙地撕开一小包食糖，打算加入我的那杯茶里。“这样吧，让我来帮帮您，”女侍从桌子那边走近来向我说道。我窘迫地咕哝一声“不用了， 谢谢您”，同时把我那双变形的手缩回膝上。我宁愿不吃糖，也不愿被人当做一个残疾人对待，甚至不愿引起人们对我关节肿大的手指更多的注视。我心想，我是无能为力的了。没办法了!我呷了几口茶，付了账，就离开了餐馆。
       我的这种苦恼开始于几年以前，是在1985年，那时我的指关节肿大和僵硬起来。过去我生活中不假思索就可做的事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开一听罐头啦、用钥匙开锁啦或给衬衫扣钮子啦。
       我去看过医生，尽管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关节炎，”医生干巴巴地说，“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试试去控制肿胀，使你感到自在一些。”他没有说这病是无法治好的。他也没有必要这么说。
       医生给我开了消炎药，这些药只是起一些缓解的作用，而它们所引起的厉害的副作用几乎可以导致一种溃疡症。我就诊于别的医生，他们诊断相同，处方开的药要么不起什么作用，要么更坏事。
       关节炎在我家族里也有人得过。我母亲患了严重的指关节炎后，在痛苦中熬过了几十年。现在，我仅四十多岁，就得到了同样的悲惨预断—一位专家对我说:“您的双手最终会整个儿地僵硬起来，看上去像爪子一样。”
       我的苦楚加剧了。有时，我的手指发痛，阵阵抽动;有时，我感到刺戳似的剧痛，简直令我喘不过气。晚上情况最糟，我感到好像有一根炙热的针插入每个指关节。我对自己说，天啊，我还有一条长长的生活道路要走，我需要寻求某种方法来帮助我在困难中坚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双手变形了。骨节肿大，手指弯曲，无法伸直。过去我喜欢使用双手来与人交流—用一些手势或一种鼓动性的姿态以加强我的谈话语气。现在，我一想到人人会盯着我那双变成爪子似的怪手，我就无法忍受。我试图把双手隐藏起来。我戴上手套并把它们紧贴着身子的两侧、插在口袋里或者紧扣在背后。我不知不觉地避免当众有所举动—吃三明治呀、与人握手呀、在音乐会上鼓掌呀。我不明白究竟哪个对我更糟，是手痛呢还是羞惭?在家里时，当我牵着两条爱犬出外散步时，我连握住系狗的皮带也成了苦事。我过去喜爱的一切事物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在电脑上打字也在变得难以忍受。作为一个自由作家和编辑，我又怎样去工作和谋生呢?我还太年轻，不到退休的年龄，而且从其他任何方面看，我是非常健康的。是不是我必须放弃我的生计呢?
       有一天，我出去购物。我打开车门，顺当地进入车内，可是当我转动点火开关的钥匙那一刻，却袭来一阵剧痛。我忍着，没有叫出声来。我的双手已经如此僵硬，不用多久我将无法握住方向盘了。我住在乡间，那里没有公共交通车。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用弯着的手指把握着方向盘，驶往约需四十五分钟路程位于商业大街的一家百货商店。那里正在削价出售家庭用品，而我想买一些把手较大的容器和平底锅，让我能更容易握住它们。在炊具部，我从衣袋里伸出双手，仅仅是为了打开容器的盖子并估量一下它们有多重。
       我选了一只看起来容易握住的容器，然后走到收银台去站队。我把双手藏在容器下面。当队伍往前移动时，我拉开手提包的拉链，打算掏出信用卡。
       可是，我立刻意识到排在我背后的那个人正在望着我，看我的那双手。
       我稍微回头一下，确信无疑，一位妇女正在凝视着我那些鼓起和发红的指关节。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真想厉声地说，没错，我的手很丑陋，看来很可怕，今生今世就这样难看下去了。
       当我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子时，那位妇女问道:“您的手发痛，是吗?”
       “是，”我答道。她的语调所蕴含的关心使我感到惊奇。不过，我还是按捺住情绪加上一句，“这又关你什么事?”我不需要陌生人的同情。同情不会医好我的病。
       这位妇女靠近我，伸出她的双手，手指笔挺，很漂亮。她说:“我的这双手以前跟您的一样。我也患过可怕的关节炎。”说罢，她把手指轻松地伸展了几下。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她在开玩笑吧?但是这不可能，因为她的双眼充满了同情和关爱。我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是怎么一回事?”
       “我把一些关节换掉了，”那位妇女说，“从此一切就大不一样了。”
       我听说有人置换过髋关节和膝关节，但是从未想到手指关节也可置换!我逐步挪到收银台跟前，出纳员把我所购置的东西在收银机上结算，这时我心中激动不已。
       我等那位妇女也付了钱后，急切地问她:“您在哪里动的手术?”
       “费城，”她说，“我是在一家手诊疗所做的，那时这种置换还是一项新手术。有些医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呢。那里的外科医生不能肯定我的新关节可以维持多久，但是它们至今还是很好地运转着。”
       “谢谢您，嗬，谢谢您!”我简直大声喊叫起来，拿起货品袋就往外跑去。我一到家，便奔向电话机。我打电话给费城的问讯处，询问有没有专门提到治疗手的医院的名单。当接线员把这样一个医院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时，我感激地流出眼泪哭了。
       几天之后，我坐在了蓝道尔·卡尔普医师的诊所里，同他谈话。他是费城手治疗中心的一位外科医生。他把我一只手的X光片按在荧光屏上，用手指点给我看:关节炎已经磨损了软骨结构，因此指骨互相摩擦。他解说道，那些业经磨损的部分可以用塑料关节置换，之后我体内会产生瘢痕组织来稳固关节。我当即问道:“您什么时候可以动这个手术呢?”
       一个月之后，我的右手做了手术，医生只要求我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晚上。这次手术有些术后痛楚，但与我多年来一直在经受的痛苦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
       比疼痛的消失更为美好的是，我从此有了充满希望的前景，因为绝望的心情是各种痛苦中最恐怖的苦楚。接下来，我在职业疗法专家特里·斯基文那里锻炼了6个月。她教我一些操练方法，好使我的手指重新正常地活动起来。这些操练会使瘢痕组织柔顺灵活，并坚强得足以把新的关节固定在位。“你必须天天操练，”她坚定地告诫我，“不然的话，那次手术将前功尽弃，只是浪费时间罢了。”此后，我每天操练几个小时，直至我的手指慢慢地而又肯定地变得灵活和结实为止。
       一年以后，也就是1996年，我的左手也动了手术。虽说我的10个手指还不能完美地挺直，但已能伸屈自如，而且不再疼痛了。
       现在，我出门时总随身带些费城手治疗中心的地址卡。当我站队购物或者在餐馆吃饭时，或者只要我一眼看到一个过路人的手指变形、关节处有疙瘩或骨节肿大时，我就开口问他(她):“您的手发痛，是吗?我的这双手以前跟您的一样。”然后，我就给他(她)一张治疗中心的地址卡。我不在乎这人起初会不会感到惊愕，只要他或她能发现这病是有法治愈就行了。
       一个人可能必须学会忍着痛苦活下去，但有一样东西是你活着就决不能缺的，那就是希望。
       (吴文辉摘自《英语世界》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