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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些火与热的洗礼，沙与石的磨砺，我根本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坚强，也无法明白人生……
       南下打工已经快一年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年来我换了四份工作，尝尽苦辣酸甜。但我绝不后悔，因为这种难忘的经历正是一个年轻生命所向往的精彩。
       夏天，我是一块“耐火砖”
       去年初夏，当我走出高墙电网，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物是人非:外公因病去世了;继母出了车祸;小妹去省城读了大学;外婆已是白发苍苍、百病缠身……只有那几间破旧依然的老屋让我瞅着眼熟。残酷的现实使我来不及品尝获得自由的喜悦，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打工之路。几经周折，我和同村的小杰才在潮州郊外的一家小型耐火材料厂找到了工作。活儿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砖窑火道里的煤渣翻上来运走。当天中午12点，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到劳动现场。那是一座巨大的方形砖窑，南北各有四个火道，只见窑内的烈火蹦跳着从炉门的缝隙中挤了出来，用一双无形的魔手把砖窑周围变成了一个炽热的世界。
       一位姓胡的烧火师傅把我领进窑边的一个小屋，在这穿背心、裤头还淌汗的季节里，让我换上了一套又脏又厚的棉衣。“小伙子，清渣这活儿可不好干啊！仅这个月就换了5个人！”
       胡师傅说着递给我一把超大号儿的长把铁锨，“你要是耐不住热就上来凉凉，别硬撑！”看他的神色不像是开玩笑，我也不由担心起来，害怕自己会成为第六个“逃兵”，但一想起外婆和小妹，担心全成了多余，毫不犹豫地抄起长锨跳进了一号火道。
       火道里面像是一台高温烤箱，炉口蹿上蹿下的火苗距我的头部只有一尺多远。我把头一低，双臂攒劲把长锨溜底推了出去，看铲满煤渣就往回抽，紧接着，前手一搭锨把，后手一压，把煤渣往火道上撂。只听“啪”地一声，因锨把太长，锨头撞上了炉门，火红的煤渣散落下来，有几粒还顺着衣领打了进去，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心一横，长锨又飞快地推出去，回收，上扬！由于这一次掌握好了角度，煤渣被我干净利索地扔了上去。
       两锨、三锨……渐渐地，棉裤、棉鞋似乎都要燃烧起来，烫得我的膝盖、脚面苦苦求饶;木制的锨把此刻也像一根烧红的铁条，隔着棉手套我都把握不住。“上去吧，上去吧……”膝盖、脚面、手掌不停地说。“不!绝不!”大脑却一遍又一遍地下着坚守岗位的死命令。长锨在手中机械地挥动着，我的思想似乎穿过粗大的炉条，熔进了熊熊烈火。此时此刻，我就是一块耐火砖！
       煤渣终于被我清完了。上来后我才发现，棉衣、棉裤、棉帽、棉鞋、棉手套上全都冒着烟，有两处还看得见火苗。胡师傅急忙端过来一盆凉水向我身上撩，被我抢过来全浇在了头上。
       坐在满是煤粉的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七月的阳光是那么温柔多情。是啊，和几乎要把人烤熟的火道相比，它算得了什么?蓦地，我的泪水涌了出来:生活是多么艰辛啊！如果父母都还健在，我能吃这份苦吗?如果继续与昔日的狐朋狗友为伍，我能受这种罪吗?但不如此，我能了解父母为儿女所付出的血汗吗?不如此，我能体会到用汗水赚钱的踏实和喜悦吗，不管多难多苦，我都要坚持下去。
       浇湿、炙干、冒烟、燃烧;再浇湿……就这样，我带着那身可怜的棉衣在异乡的土地上一天又一天地演绎着“耐火砖”的故事。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老板对我和小杰说:“你们只能有一个人留下!”他没解释为什么。但我心里明白，天气逐渐转凉了，干清渣这活儿的人自然多了。我强忍着泪水，伸手按住了小杰的肩膀:“你留下，我走！”
       秋天，我是一片落叶
       离开耐火材料厂已经半个月了，我还没找到活儿干。这段日子，我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晚上睡树林和桥洞;一天吃两顿饭，仅仅能顾住命。
       其间，有几个老乡来拉我入伙，准备合干几票无本生意，然后回家过个肥年，被我严辞拒绝了。只有跌过跤的人才知道跌跤时的疼痛，我拿定主意:饿死不再言偷！
       一天，有个老乡告诉我，西郊一个面粉厂招人。为了省下车钱，我清晨四点多钟出发，走三十多公里的路，直到中午11点多才赶到目的地。招工会已经曲终人散。我急忙拦住准备离开的老板，大言不惭地说:“收下我吧，不用我是你的损失！”老板一愣，接着饶有兴趣地说:“你说说，我有哪些损失？”我拍着胸膛说:“第一，别看我块头不大，可从小练武，一次至少能扛五袋面粉，而你招收的这些人，最多也不过扛三袋;第二，我能写会画，工余时间可以给厂里写写标语，办办黑板报。像你这么精明的老板，怎么会不要我呢?”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南下的第二份工作。
       因为勤快、踏实、敢作敢为，我逐渐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器重，他安排我担任了班长，手下也有那么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我把小杰从耐火材料厂挖了过来，让他当上了劳动强度较小的过磅员。乡里乡亲的，出门在外，应该互相照顾。
       说也奇怪，自从小杰来了之后，厂里就开始丢东西。虽然丢的东西并不值钱，只是几条面袋和几个工友的衣物而已，但丢的次数多了，自然就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找我谈了几次，希望我把这事查清楚。更令我吃惊的是，还没着手调查这件事，我曾因盗窃坐牢的事便已传得满厂风雨。工友们开始在背后嘀嘀咕咕，都把我当贼来防，我的管理自然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终于，在深秋的一个早上，老板对我说:“很抱歉！虽然我相信你，但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你已经不能再在我这里待下去了。”我惊呆了，纵有一肚子委屈想对曾经赏识自己的老板讲，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因为我无法否认自己坐牢的历史。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如同一片落叶，被扫地出门了。
       我是孤零零一个人离开那个面粉厂的。小杰没有来送我，他给了我一封信，信上有这么一段话:“小智，请你原谅！虽然我没偷任何东西，但你坐过牢的事是我说出去的。只因你每个月比我多挣200块，我不想让村里人嘲笑我没你能干。”
       真的，我不恨小杰，甚至还有点同情他。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踏上异乡的土地，昔日那个憨厚、朴实的小杰就变成了这样?
       冬天，我是一个“不倒翁”
       听说市里一个散打俱乐部要招一个陪练，薪水很丰厚，我就兴冲冲地赶去了。教练对我说:“很可惜，如果你再健壮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聘用你。”我急忙脱下上衣:“别看我瘦，可是浑身净肌肉。我从小练武，三两条大汉勉强还能应付下来。”说着，有板有眼地打了一套长拳。教练心动了，脸色却变得严肃起来:“说难听点，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不倒翁’。”
       我很吃惊:“不倒翁?”“对!就是那种任人打来打去，始终面带微笑，倒下去马上起来的东西，你能做到吗?”“不就是挨打吗?想当年四个小混混打我一个都没把我放倒!”虽然心中早已是一百、一千个愿意，但我还是假装考虑半天，才故做慎重地点了点头。
       教练指着一个壮实的小伙子说:“这位是我们俱乐部的‘头号杀手’阿勇，只要你能在他手下走三个回合，你就可以在这儿上班了。”
       “六分钟?小意思！”我穿好护具，踌躇满志地上了擂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阿勇一拳已正中面门，我像根木桩似地应声而倒。这才知道，业余和职业的水准差别如此之大。我摇摇嗡嗡作响的脑袋，真想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可教练已经从一数到了五。我知道，他只要数到十，我的这份工作就没戏了，急忙一咬牙，一骨碌爬了起来。
       吃了一次亏，我学乖了，开始和阿勇保持距离，想躲避他的快拳。可他的拳实在太快了，往往是我躲闪的念头刚刚产生，人便躺在了地上。谢天谢地，第一回合终于结束了。没想到这两分钟这么漫长，简直比两天还难熬。
       第二回合更加残酷。阿勇瞪着血红的眼睛，拳脚如暴风骤雨般地袭来，让我根本无从躲闪。我已记不清自己倒地了几次，但总是一倒下就起来，再倒下，再起来，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
       第三回合一开始，我就眼前金星乱冒，脚步也踉跄起来。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倒下了，再倒下可就爬不起来了。蓦地，阿勇钵大的拳头闪电般地向我左腮击来。躲是不可能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我把自己的腮帮子凑向了阿勇的拳头。“啪!”这看似凶猛的一拳打在脸上，我竟然没有倒下。后来，阿勇一出拳脚，我就往上凑。虽然挨了不少打，脸肿得像猪八戒似的，但总算挺了过去。
       这天晚上，我躺在俱乐部里，浑身疼得睡不着，连翻个身都得龇牙咧嘴的。想到今后每天都要受这种活罪，我多想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但想起外婆的医药费和小妹的学费，我只有咬牙坚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了下来，我也慢慢适应了陪练这种生活，虽然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春天，我是我自己
       春节在即，我去邮局汇款寄信，碰上了一个很独特的女孩。她长得纤纤瘦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眼睛很有神，流露出的全是坚强和自信。当时她向某地寄一个包裹，费用是五元一角，她身上只有几张百元和一张五元的钞票。付五元吧，少了一角钱;递进去一张百元大钞，营业员又说找不开。恰好我身上还有一角零钱，就随手递给了她。她没客气，大大方方地说了声“谢谢”就收下了。
       出了邮局，我走在这个依然陌生的大街上，抚摸着自己又青又肿的嘴脸，想起给外婆信里所写的“一切都好，工作很开心”的语句，不由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突然，透过莹莹的泪光，我发觉有人挡住了去路。擦了把泪水，原来是邮局里碰上的那个女孩。
       在一个女孩的注视下，我纵是再伤心千倍万倍，也绝不能继续痛哭流涕了。她却富有经验地说:“哭呀!强忍着会闷出病来的，哭出来会好受一些。”这分明是影视作品中男人劝女人、长辈劝晚辈的台词嘛！一时间，我哭笑不得，只好勉强幽她一默:“在这个商品社会里，花一毛钱能买到你这句话，说明我的运气不错。”她笑着说:“虽然你买到的不止是这句话，但说运气好我可不敢苟同，不服气你拿镜子照照自己!”她的爽朗使我顿生一见如故的感觉，竟然滔滔不绝地把“耐火砖”、“落叶”、“不倒翁”的故事全部讲给她听。
       她默默地听着，最后才问:“有夏、有秋、有冬，为什么没有春天?”
       我苦笑着:“我怀疑自己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春天?”她的神色开始郑重起来:“当你为了同乡而放弃耐火材料厂工作的时候，当你拒绝再去犯罪的时候，当你在擂台上把腮帮迎向拳头的时候，当你在邮局递给我一角钱的时候，你生命中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只是你自己没有觉察而已。”
       我咀嚼着她的这番话，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
       “会唱郑智化的《水手》吗?”她突然转了话题。“只记得开头两个字好像是苦涩，亦如现在的我。”
       她又笑了，“你太悲观了!我记得的却是结尾—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她走了，留给我一张名片，也留下了一个承诺:我若想当水手，就去找她。原来她是启明号的船长。我万万没想到，区区一角钱，却使自己的打工生涯峰回路转。
       现在，我在启明号上做水手，虽然工作并不轻松，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很怀念那段在耐火材料厂、面粉厂和散打俱乐部的日子，没有这些火与热的洗礼，沙与石的磨砺，我根本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坚强。我也终于明白: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擂台，根本不容任何人去逃避;困难如同阿勇的拳脚，实在躲不开，就迎上去!我不再是“耐火砖”，更不是“不倒翁”，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我可以大声说:我是我自己。
       （刘宏摘自《当代青年》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