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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家老年人活动站。在新奥尔良。一栋简陋的楼房，早先是黑人的旅馆。进得门来，看到的都是白发苍苍的头颅，不论头发下的面孔是何种颜色，头发统是白而暗的。人的头发真是很奇怪，不管它们年轻的时候是黑的、棕的、黄的……到了尾声，一律都变垩白。我问安妮，白色的头发老了，会是怎样?安妮说，它们依旧是白色，但无光泽。
       看来，亮度比颜色更说明一个生命的状况。
       很多老人在这里活动，有的打牌有的下棋，还有三三两两的谈天健身。一些人聚在一起，听一位年轻的女孩讲解台风的知识。听众多是一些老女人，耳力不佳，年轻的女孩不得不扯着嗓子反复地重复。
       老女人们对台风的兴趣，让我感动。我不知道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会不会对在远方出没的台风，抱有如此新鲜的兴趣。
       在这些垂垂老矣的妇人面前，我觉察到了自己对天气的功利。她们不会上班，不会出差。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力气走出新奥尔良的橡树阴了。可她们依旧睁大浑浊的眼睛，努力分辨台风经过的途径，痴心地关注着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天气，这也许就是人和自然相濡以沫的渊源。
       有一棵树，一棵假树，工艺树，做得很逼真，赭的树干，绿的枝条。大约有一人高，摆在活动站很显著的地方，树上挂着很多树叶，当然也都是人造的。每片树叶上写着一些字，或者是一幅小画。比如一片蜡烛形的叶子上写着：记住我有一只大鼻子的快乐的镶满皱纹的脸……然后是抖动的签名。
       我问活动站的站长古薇尔女士，这是什么?
       她说，这是曾经在这里活动，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从天堂写给大家的信。
       我的头皮轰的一声。死人是不能写信的，这是常识。古薇尔女士已经75周岁了，胸膛饱满如同揣着两个大菠萝蜜。她步履弹性很好地走来走去，使人无法怀疑她的说法。
       新奥尔良一共有20所这样的老年活动站，每年需经费500万美元，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四方面，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一共可拨款400万美元。还有100多万美元的“洞”，就要靠自筹和社会捐款来解决。今天来活动的老人共有70多位，但有1000多位老人要求将免费的午餐送到家。所以，活动站的工作量很大。我一边听着她的介绍，一边锲而不舍地惦念着那棵有着奇异叶子的树。
       古薇尔女士终于讲到了这棵树。噢，是老人们共同栽下了这棵树。每一位老人都知道自己死后，在这棵树上会有一个位置，悬挂自己的树叶。他们会在生前就写下这片叶子，然后保存在自己的亲人那里，如果他们没有亲人了，那就保存在活动站里。当他们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就会把他的叶子送来，挂在这里，永远的。大家常常来看望这些叶子，念着上面的话，有很温暖的蒸气，从这些叶子上蒸发出来，进入我们的眼睛……
       古薇尔女士这样说着，我就看到她的眼睛湿润起来。哦，我错子，古薇尔女士久经生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神采飞扬，很为自己发明了这棵沟通生死的树而骄傲。不是水汽进入了她的眼睛，是水汽进入了我的眼睛。
       与楼下的喧闹相比，楼上是静谧和安详的，有几位老人在绣花和织毛线，古老的女红的气息从风烛残年的鼻孔呼出，让人走路和说话都变得叹息般轻轻。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橱柜，陈列着老人们的工艺晶。一套极其美丽的婴儿装，雪白的翻卷的绒毛，精美的图案让人爱不释手。我很想买下，但偷偷觑见标价，要50美金，囊中羞涩，不敢问津。但我决定斟酌力量，一定买下一件老人们的产品。不单是留作纪念，也为了尽一点绵力。
       一双黄色和蓝色毛线织成的地毯鞋。大而柔软，蓬松得如同两只小哈巴狗。虽然我家并没有地毯，我还是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我对古薇尔女士说，我能和“鞋匠”照一张相吗?
       古薇尔就拉着我向一位老人走去。
       她身材瘦小，坐在轮椅中，在身体和轮椅的空隙中，夹着两团大大的毛绒球。她的手指干枯如藤，但依然很有力地操纵着两根毛衣针。上下翻动。在她的身边，摆着刚完成的一只地毯鞋，红黄相间，鲜艳如枫。
       她叫斯特朗。今年86岁了，她患糖尿病很多年了，两条腿都截过了，眼睛已近乎失明……古薇尔介绍说。
       我这才注意到斯特朗老奶奶轮椅下的“腿”，白色的套鞋中，是冰冷的金属，风在她的腿间，毫无障碍地吹过。
       斯特朗老奶奶笑着说，很高兴从中国来的客人，喜欢她的地毯鞋。她说，那套美丽的婴儿装也是她织的，只是现今年龄大了，有些力不从心，就专门织地毯鞋了。
       我抚摸着一位没有脚的老人织出的精美的地毯鞋，心中充满痛彻的谢意。她把自己对脚的期待，织进鞋里了。
       (林清明摘自《现代家庭》
       2002年5月B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