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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犯中国，为了不做亡国奴，挽救民族危亡，才十七岁的我，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奔赴陕西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学兵队。
       在一次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中，我们学兵队的大队长负伤了。我奉命带四个抬担架的民工赶了一天一夜的山路才护送大队长来到前方医院。
       一个戴口罩高挑个子的女护士过来问了情况，检查过伤员后连忙吩咐医院的人抢救，并对我说：“这里没你的事了，可以回去了!”
       我争辩：“大队长重伤昏迷不醒，我怎么能走?”
       可女护士没有理我就走了，我也没气力再喊，便一头倒在窑洞外的石阶上睡着了。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傍晚，这中间有人过来，用脚踢醒过我，也有人用马灯照我的眼睛，证明我没有死去又走开了。我清醒了一会儿，又昏昏沉沉睡着了。这确实是我一生中走的路最多、最紧张最累的一次急行军。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睡了两天一晚，到第二天黄昏，第一次见我的女护士过来了，这回她没有戴口罩，漂亮得叫我一时说不出话来。那时候我的神态一定很傻，她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怎么是你?为什么不归队?”
       我连忙问：“大队长醒过来没有?”
       她沉静地摇了摇头。
       我说：“那我不能回去，至少要等他醒过来了，我才能放心走!”
       女护士说：“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护送伤员的!想不到你对战友这么负责，重感情!”
       大概是我这一身泥水和两天不吃不喝的情景感动子她。她找来一套干净衣服和一碗饭菜，对我说：“快吃了，找个地方去换衣服!今晚我值班!”
       我呆呆地望着她美丽的背影，此刻，我真是对她一见钟情了。我连忙换下衣服，一碗饭也只吃了一半，便去找女护士了。
       值班室很静，简单的小方桌上放了一盏手提的马灯，微弱的灯光下，我详细地询问大队长的病情。她说这里医药奇缺，大队长只能让他自己陕复，时间要长一些。接着她就介绍了自己，原来她是一位南洋华侨富商的女儿，代表华侨联合会赠送一大批贵重医药到八路军总部。本来要回去的，由于战争交通断绝只好留在医院当护士。我听了她的经历，更加动心，我应该好好地保护她。于是我便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告诉她我爱好文学，将来一定要当作家，并对她不能再回去和父母团聚表示极大的同情，随即用开药方的纸写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你不要悲哀。
       她看了以后忽地涌出两行眼泪。她说：想不到在异地他乡遇到知心的人，她的确因为不能回到父母身边而苦恼，但为了抗日救亡，她也愿意留下来。她转身拿出一个挎包，从中取出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打开第一页，上面写了两行字：
       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鲁迅。
       只有在黑暗中，才更加感到光明的可贵——罗曼·罗兰。
       落款写着两个大字：柯蓝。
       “这是你的名字?”
       她点了点头。我说：“这名字太漂亮了，我喜欢蓝色!”
       她笑着，闪着一对黑亮亮的眼睛，轻声问；“我人不漂亮?”
       “人更漂亮!”我从她抄的这两句名言中，似乎已了解到了她的一切。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会复杂到哪里去的。鲁迅和罗曼，罗兰的话正代表当时进步青年追求光明的思想和决心。我也曾抄在日记本上。这次见到，如同见到多年的知己。
       共同的文学爱好，又把我和她拉近了距离，我们两人一直聊到天亮。
       此刻，我真是疯狂了，在战争中遇到这样一位南洋华侨，这是多么绝色的女子，她使我疯狂。爱情使我疯狂。我和柯蓝坠人爱河。
       在我们热恋的第二天，前方医院转移。我跟在柯蓝后面，什么力气活都干，大家以为医院里又新来了助理员。
       在医院转移的第二天下起大雨，我们把伤病员很快安顿好，因为村子小，窑洞不够分配，我和柯蓝没有地方住。我想今晚只好站在窑洞外听雨了。不料柯蓝转了一会儿回来说：走!有地方睡了。
       她把我带到一大堆麦秸垛边，一弯腰钻了进去。原来她已在这里挖空了一个大洞。
       她坐下来问我：“认识几天了，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唐一正，唐朝的唐，一是一，正确的正。”我抓着她的手，在她的手心上写着。她点点头。
       “这是我父亲——一位小学校长取的，来源于孟子‘一正君，而天下定’。他希望我干大事业，安定天下!”
       她听了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一张三寸大的照片，是她在一所外国护士学校拍的。“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送给你了。”我连忙把照片接过来，藏在怀里，生怕别人看见。我从第一眼看到她起，就想到我对她的感情要负责任，我一定要把她带到延安去。如果她一辈子在医院，在前方，我也会跟她在一起。我知道她读了许多书，只是对革命，对延安没有我认识得深刻，干革命没有我坚决，这一点，我要帮助她。于是我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们将来一定要去延安!”她也点了点头：“反正我跟父母亲人都失去了联系，就只我一个人，我就跟你吧!”她伸出手来，紧紧地拥抱着我，两眼充满泪水。任何爱情也没有比在战火纷飞时刻产生的爱情更圣洁，更伟大，更真诚，我们就大胆地爱，谁也不会阻拦我们。我们宣布我们已经结婚。第二天一清早，人们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和她已偷偷钻出麦秸垛。那天的阳光特别明亮，我觉得处处是那样地充实。
       医院转移到目的地安顿好的第二天，大队长才清醒过来，他的左臂、右腿多处中了弹片。我告诉他，我和这里的一位护士恋爱了，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他沉吟了半天，面有难色。我机灵地说；“我给你当警卫员，留在这里照顾你!”为了能和柯蓝在一起，让我干什么我都情愿。
       他说：“要留下可以，只要医院同意。”
       我和柯蓝高兴地去找医院政委，那人板着脸不同意，说没有编制。大队长说，那你就回学兵队吧，等我养好伤回学兵队，一定保证把柯蓝带回给你——万般无奈，我只好暂时回学兵队。
       回队的路上，她一直坚持要送我，其实要叮嘱的话，她也说了千遍万遍了，就是不舍得分手。到最后，我说你不回去，我不往前走了，这才逼着她站立下来。我又严肃地对她说，我在学兵队等你，你一定要和大队长一块儿来。她连连点头，眼泪像珠子似地往下掉。
       四十五天难熬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们接到指令，学兵队要转移，我正担心转移了大队长找不到我们。突然，我看见他回来了。我一阵风似的扑过去，他双手把我抱住。我高兴极了，两眼牢牢地盯着他，他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给我，低沉地说：“这是她的，你留下吧!”我大声喊了起来：“她为什么没有来?”
       大队长先把脸转过去，接着又背过身去，他站了一会儿，竟什么也不回答，径自走开了。
       我朝他追了几步发觉不对，便停了下来，顿时全身一阵麻木。她出了什么事?我茫然地打开手里的小笔记本，第一页依然是几行秀丽的钢笔字：
       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
       在黑暗中才知道光明的可贵……
       在学兵队转移行军宿营的晚上，我悄悄地找到大队长，听他诉说；
       柯蓝于上个月在掩护伤病员防空、最后撤离中遭敌机机枪扫射，不幸牺牲。当时她在河边为伤病员洗纱布、血衣，日机来了，她往回跑，本来她可以安全无事的，可是这时河边还有许多伤病员，她看见有一位拄拐杖的伤员行动困难，便放下手里的东西，又返回去扶那位伤员。她把伤员送到一棵大树树阴下，又去救留在河边的另一位伤员。
       在她第三次往返时日寇飞机的机枪射中了她，全身中了八颗子弹。临死前她挣扎着大喊唐一正的名字。
       大队长在叙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说：“她的英勇和舍己救人，太叫人感动了。后来在清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她这个笔记本上写了你的名字，我就带来了。”
       听着，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拔腿就往门外跑。
       我有些经不起这个突然的打击。从此以后，我会一个人突然发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一种闪光的明亮。我自己觉得过的总是灰暗的日子，太阳也不亮了，月亮也不明了。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少年应有的欢乐。我想我可能病了，不知道病在哪里。我暗自思量，我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因为我有时候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说不定会出什么吓人的事来……
       不久，我们学兵队又随总部转移，战争总是动荡的，一个个疲劳的行军夜晚，没有稳定的安息，更不知道这种行军会有多久。个人感情的迷茫，使我动荡迷茫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阴影。当有人把我的情况向队领导汇报时，大队长说：“他慢慢会好的。”
       直到1939年，为了平息我心头的悲痛，表达我对柯蓝的真诚的爱，我向组织上正式申请改名为柯蓝，以纪念我和她纯真的爱!我决定用一生的生命以她的名字去生活、去拼搏、去战斗、去拥抱世界。于是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用柯蓝的名字发表了近一千万宇文学作品，并编辑出版了六大卷《柯蓝文集》，而其中有不少著作被翻译成日、俄、英等文字。现在，我八十多的高龄仍笔耕不辍。
       过去大家只知道柯蓝是我的笔名，却不知道我取这笔名的一段美好而悲痛的恋爱史。
       (夏天行摘自2002年4月21日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