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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猫有9条命，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我现在活的是第三次生命，而我不是猫。1904年11月的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生命。我成了一个务农家庭8个孩子中的第6个。我15岁时父亲去世，我们全家都得为生计艰半奔忙。孩子们长大后，一个个结婚出嫁，只剩下我和一个姐姐来照顾妈妈。她晚年时瘫痪，60多岁就去世了。我姐姐不久就嫁了人，我也在当年结了婚。
       这时我开始享受我的第一次生命。我非常幸福，非常健康，而且是一名相当出色的运动员。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我在圣何塞有份满意的工作，在牛岛北部的圣卡洛斯有幢漂亮的房子。生活是称心如意的梦想。好景不长，美梦中断了。我得了缓慢发展的运动神经病，先是我的右臂和右腿活动受阻，而后是左侧。我的第二次生命就此开始……尽管我有病，但是借着安装在车里的特殊设备，我仍然每天开车上下班。我设法保持健康和乐观，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缘于14级台阶。
       在说疯话吧?完全不是。我们的房子是个错层式建筑，从车库到厨房门有14级台阶。这些台阶是生活的标尺，是衡量我的标准，也是我继续生存的挑战。我认为哪一天要是我不能提起一只脚登上一级台阶，再费劲地拖上另一只脚——如此重复14次直到精疲力竭，那我就完了——那时我只能承认我失败了，可以躺下来等死了。因此，我坚持工作，坚持爬那14级台阶。时光荏苒，两个女儿上了大学，相继幸福地结婚成家，只剩下我们夫妻俩相濡以沫，守居在有14级台阶的漂亮家中。
       你们或许会想，在这里行走的是个有勇气和力量的人，事实并非如此。这里行走的是一个痛苦地失去理想的一瘸一拐的残疾人，一个因为那从车库通向后门折磨人的14级台阶才保持精神正常，没有失去他的妻子、房子和工作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我变得更失望和沮丧。
       后来，1971年8月的一个黑夜，我开始了我的第三次生命。那天晚上我起程回家时在下雨，我缓慢地沿着一条不经常走的路开着车，天刮起阵阵劲风，急剧的雨点直落在车上。突然间，手中的方向盘跳动起来，车子猛烈地朝右侧转去。同时，我听到可怕的轮胎爆裂的砰声。我费劲地把车停在因雨水而滑溜的路肩上，在这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下，我呆坐在车里。我不可能更换轮胎！根本不可能!可能有个过路的车会停下来，这个念头一闪即逝。人家为什么就该停车呢?我知道我也不会。我想起离开支路不太远有幢房子。我开动了发动机，车子慢慢摇晃地顺着路肩朝前蠕动到土路上，谢天谢地，在那儿我拐了上去。透着灯光的窗户把我迎向房子，我开上车道，按了喇叭。
       门开了，一个小女孩站在那儿，费力地看着我。我摇下车窗，大声说我的轮胎爆了，需要有人帮我换掉它，因为我是个用拐杖的残疾人，没法自己动手。女孩进了屋，一会儿又出来，裹着雨衣，戴着帽子，后面跟着一个男人，他高兴地向我问候。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车里，一点没淋湿，而那男人和小女孩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么辛苦地干，我感到有点儿歉意。反正，我会给他们钱的。雨像是小点儿了，我把车窗一直摇下看着车外。我觉得他们干得特别慢，我开始不耐烦起来。车后传来金属碰撞声和小女孩清晰的说话声。“爷爷，这是千斤顶把手。”那男人低沉的喃喃声回答了她。千斤顶顶起车子时，车身慢慢倾斜。随后是好一会儿声响、晃动和从车后传来的低声话语，但是轮胎终于换完了。移开千斤顶时，我感觉到车子落地时的颠动；我听到关行李箱盖的声音；而后他们俩站在车窗旁。
       那男人年迈，弯腰曲背，身穿油布雨衣，显得身体虚弱。我猜那小女孩大约8岁或10岁，有一张喜气的脸，看我时笑容满面。他说，“这种糟糕的晚上车予有麻烦真够呛，不过现在你没事了。”“谢谢，”我说。“我该付你多少钱?”他摇摇头。“不要钱。辛西娅告诉我说你是个残疾人——用拐杖的。能帮上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也会为我这么做。不要钱，朋友。”我伸手递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不要!我不喜欢欠人家的。”他没有收下钱的意思，小女孩走近车窗，轻声说道：“我爷爷看不见。”
       在随后的几秒钟里，我呆若木鸡，那一片刻的羞耻和恐惧深深刺痛着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感到那么强烈的厌恶。一个盲人和一个孩子!他们在，鼠夜里用湿冷的手指在黑暗中摸找和触摸螺栓和工具——对那老人来说，这种黑暗可能将延续到他的生命结束。我不记得他们说了晚安离去后我在车里待了多久，但是足够我深刻反省，挖找一些令我不安的品性。我意识到我极端自怜、自私、漠视他人的需要和不为别人着想的品行。我待在车上，做了个祷告。 我现在不仅每天爬14级台阶，还尽量给人一些小小的帮助。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一个坐在车里像我一样在心灵上有盲点的人换轮胎。
       (徐书骏。董锐摘自《英语沙龙》
       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