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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你上进的“朋友”
       “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来聊聊朋友的故事。”一听到这句话，观众都会知道这是王刚在中央台主持的《朋友》节目。
       70分钟的谈话栏目《朋友》两周播出一期，但却占据该频道收视率的首位。王刚的主持，自然亲切，幽默风趣，颇具特色。“就冲由王刚主持这节目，一定有看头儿。”许多观众都这样想。见了面，我却给他挑刺，这节目不就是一帮名人、新贵们的互相吹捧吗?
       王刚立马反击，“那么，你来做我的嘉宾，好不好?你来我们绝不吹捧。我就说你坏话，我说你这人可不怎么的，我可知道你的底细。如果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想?反过来，如果你是我，你这样挑别人的毛病，这个栏目还怎么办下去?谁有病呀，脑子进水啦?跑来找骂呀?你愿意这样吗?”
       好厉害的王刚!
       “我这是与人为善呀。本来他好的一方面，也许他自己没发现，经你一说，这等于在推动他向上呀，我有这么好吗?也许他从此就会这样好下去的。”王刚解释说，“这一点我真是太有体会了。我小时候一直被人认为是坏孩子，我也曾经离家出走过，如果没有我10岁那年的那封信，也许我又离家出走了，后来我会成什么样呢?也许成了一个流浪者，也许进了我们那时的工读学校，这都很难说。”
       一个坏孩子
       进入知天命之年的王刚喜欢上了古玩，没事的时候总爱到北京的古旧市场转悠。“说来也真奇怪，年纪大了竟会把过去的破烂事给找回来。”说这话时，王刚仿佛看到了一个10岁的小男孩背着书包在长春的古旧市场闲逛的情景。也许，关于对那封信的记忆可以从那个隋景打开缺口，那是王刚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一个片断。
       那年王刚上小学四年级，非常淘气，王刚说用“淘气”这个字眼形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的家长都认为他是个坏孩子，有例为证。
       “一例是我在上课时拿个自己糊的写着‘令’字的三角旗。老师背过去写字时，我往左边一挥，左二排的学生就‘啊’地叫一声，老师回过头一看，我却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老师再背过去写时，我又往右边一挥，右二排学生又‘啊’地大叫。后来老师打个时间差，逮住了我。这样，老师就把我从前几排的座位挪到了最后一排。
       “这样的事例发生几起后，老师跟我妈说，上五年级时你们最好给你孩子换一个学校吧。这也就是变相的要开除我了。当时老师号召全体同学孤立我，说我是个坏孩子。所有的家长也不让自己孩子跟我玩，说我会把他们给带坏。那时，我妈都不敢到学校参加家长会，不敢面对学校和家长的指责。爸爸妈妈都恨死我了，我妈气得直哭，说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儿子?”
       给毛主席写信
       “那天之后，我就开始逃学。学校也没有告诉家长，所以家里也不知道。每天一大早，我就背书包出门了，到处晃悠，去得最多的就是古旧市场。有时也去看电影，当时长春在放《流浪者》，一毛钱一场，也不清场，我就一遍一遍地看，我觉得我就正是一个流浪者。也想出走，跑到长春火车站，站在那看轰隆隆的火车，还是没胆量。
       “逃学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当时我感觉到非常痛苦，非常孤单，没有一个人理我，怎么办呢?也不敢跟家里说，说了我爸肯定是一顿暴打。快到那年的期末时，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有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花了一夜的时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给毛主席写信没有任何功利、世俗的色彩，当时实在是再没有人可诉说了。我在信中表达了一个孩子对主席的忠诚，还画了两幅画，水彩的，一幅是一个小白兔在吃萝卜，还有一幅是解放军在保卫祖国，背景好像是台湾。我还放进了一张我和我妹妹王静的合影照，她才1岁，刚会走路。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封好，写上‘北京毛主席收’，投进了信箱。”
       我真的变好丁
       “7月上旬的一天，老师让一个同学带信给我，要我一定要到学校去一趟。我见丁班主任，班主任朝我笑，我心里开始发毛，他从来不朝我笑的。他说王刚同学，你跟我去教导主任那儿。到了教导主任那里，教导主任也朝我笑，他说我们一起到校长那去。校长办在三楼，上楼时，我的腿开始发软，还摔了一跤。我想坏了，这下要正式宣布开除我了。
       “见了校长，校长也朝我笑。他问你家在北京有亲戚吗?我说有，我有一个四姑在北京。他问有在党中央工作的吗?我说没有。这时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一看，上面写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某某小学四年级2班王刚小朋友收。下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十几天前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回信了。他们问能打开吗?我说打开吧。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来的，信中写道：王刚小朋友：你6月2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日期是1959年7月3日。
       “我记得当时我们校长的手都哆嗦了，他说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全校的光荣啊，快去广播室，向全校广播。在校广播室里，他很激动地向大家宣布丁这件事，接着由我来宣读这封信，那是我第一次通过广播‘播音’。接下来，各种赞誉就来了，王刚是个挺好的孩子，他只是淘了一点，淘的学生都有出息嘛。接着区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来了，说这不仅是你们学校的光荣，也是我们区、我们市学生的光荣。后来我们学校一个教自然的老师，他编丁一个两幕的话剧，叫《他转变了》。由我来演我自己。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话剧。说来也真有意思，事实上，从此以后，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好学生，非常的好。这封信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
       40多年过去了，光阴似箭，但那段往事却随着他一直走到了今天，也使他深深地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将自己这一段的亲身体验用在了《朋友》栏目里，“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也可能这个人不是我夸他的那么好，但在公众面前让他感觉到，我是这么好的人。我为什么不继续好下去?我想如果把人与人对待朋友的关系扩展开来，那这个社会该有多美好哇。”
       又一次机遇．
       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命运是和社会前进的步伐紧紧连在一起的。
       再一次改变王刚命运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正是王刚踌躇满志，想考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时候，学校停课了。当别的同学戴起红袖章高喊着打倒走资派时，王刚独自一人带着个破照相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又把自己闷在家里，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来填充自己生活中的空闲和苍白。1968年，20岁的王刚插队去了长春市郊区的一个村庄。
       1969年，13岁的王静报考吉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复试那天，做哥哥的王刚特地从农村回来，陪她去考。考场上，王静发挥得非常出色。考官问她，你受谁的影响?我哥。你哥现在在哪?外面走廊里。让他进来。
       王刚进来后唱了一首歌，又朗诵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
       “跟我妹妹在一块儿吗?”
       “在。”
       “好，当兵。”
       王刚的命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王刚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他们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家里也高兴坏了。
       无疑，这是王刚人生旅程上的又一次机遇，从此他开始了部队文艺兵的生涯。没人不说他幸运，若不是送妹妹考试，若不是考官慧眼识人，谁知道他还会在那个乡下待多久呢?也许他永远留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队会计的女儿，说喜欢我，想要嫁给我，别人也都劝我，就和她结婚算了。当时我们这些知青都心灰意冷，实在是太苦了，而人家农村的最起码炕头是热的，饭菜是热的呀。如果当时我稍稍一犹豫，真的和她结婚的话，也许我们已经生了一窝孩子。也许二三十年后，我拉着几个孩子到北京看姑姑去，我当年的许多同学都是这个命运。”，幸运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部队里一扎就是26年，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1997年又主动离开，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由人。然而，无论王刚这些年的人生旅程如何转换，都应了一句老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1969年当兵，先是在基层待了半年，所有新兵从头吃过的苦头他全吃过。半年后到吉林省军区宣传队。1973年1月份，上调到沈阳军区。
       1977年初，在辽宁沈阳举行的一次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大型诗歌朗诵会上，王刚一首长诗，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也因此被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伯乐”相中，推荐他到电台播长篇小说。至此，王刚给各电台录制的文学作品，累计起来有2000万字左右，换算成时间则是2000个小时。
       1985年中央电视台摘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晚会，王刚被选中当主持人，从此开始了主持人的生涯。紧接着，他又主持了1986年、1987年和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综艺大观》创办时，王刚出任第一主持人，节目是现场直播，每周五晚上黄金时间播出50分钟。当时还有(       再后来便是“东芝动物乐园”。王刚曾两次辞去东芝动物乐园。“第一次是在1995年，当时我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就不能再主持了。第二次离开是前年9月份，主要是和日方的有些想法不一样，分歧很大，我想算了，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在中央电视台《朋友》栏目，一直做到了现在。”
       什么叫幸运?有人说怀才不遇是最小的不幸，有遇无才是最大的不幸。从王刚的人生履历表上，也许我们能看出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王刚对幸运的理解还多一层含义，他认为他觉得幸运的是，恰恰这些东西不是他追求的，“有句老话说得很明白，可遇不可求，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不可强求。”
       在王刚看来，你热爱、喜欢的事情你做着，如果你做的事情跟常人所认为的事业恰恰又吻合了，这就是人生之大幸。也许因为这种吻合，才会有了今天的王刚。
       ，， 当成游戏…
       的确，王刚的成功之路无疑是一帆风顺的，对此，王刚自己也坦然承认，“这就是客观上的了。几乎每一件事都不是我预想到的或曾想积极努力的，全都是到这儿了，但运气来了以后，你能不能抓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是怎么抓到的呢，那就是所谓的机会到我身上了，我就像做游戏一样，很投入，一定要把它做好。
       “比如说《宰相刘罗锅》这件事，是制片人偶然找来的，我不认识他，他几次打来电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想试一把。我把它当成是游戏，一个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我要好好玩一把，我一定要玩赢。开始时，从导演到下面的人，每个人脑子里写着三个字，‘他行吗?’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你怎么跑到我们这个圈里来了?过了十天半个月的，换了三个字，‘还可以’。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加了两个字，‘得当心他点’。这时他们感到好像我已有点抢戏了。”
       王刚认为，不管你是当主持人，还是当演员，都是七分天性，二分的努力和一分的机遇，“因为这七分天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平常的积累。我平时观察生活，甚至注意别人是怎么讲话。虽然我不是有意在做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本身，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厚积，然后再找一个机会薄发。现在我去现场，我有时都不带本子，因为我平时已经体味、把握得胸有成竹了。”
       王刚说，我小时候就一个字，“玩”，今天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不和观众握手
       王刚认为主持人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以一种平等的、平常的、与人为善的心态对待你的嘉宾、你的观众。“真实的平等是我绝不比你高，同时你要记住，我也绝不比你低。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大不一样了。
       “所以，我从来不会下去和观众握手，我做不到这点，不像许多歌手或其他主持人那样，也许观众们会想，他下来了，他多么平易近人，他没有架子呀。其实不是。他之所以走下来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是台上的。我非常鄙视这点，我觉得这非常可笑，我认为我们都是平等的都一样是人，都是一撇一捺的。
       “有时我也会和观众发脾气。比如说我做《朋友》栏目时，别人有些指责的话，假如我不苟同的话，我不会虚伪地说对对对，我会虚心接受什么的，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居高临下。你可以说我，我也可以说你呀，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平等。再比如说，有孩子找我签名，只要有时间，我会告诉他，孩子，你不懂，过几年你就知道这毫无意义，你会毫不留情地把它撕掉的。所以我尽量逃避这种现实，一录完像，就尽快走人。”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王刚。
       (涂小丽摘自《各界>)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