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时，我入选校队，任守门员。
感谢大胆启用我的体育老师，他姓王,是从沈阳青年队退役的球员。印象中他穿一件褪色的大翻领运动服，总是那么年轻有派头。黑黢黢的脸庞不甚光滑，爱瞪大眼睛端详在球场跑动玩耍的孩子，端详好了，就出乎意料地说，你，还有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王老师的办公室不怎么好，在地下室，屋子本来就不大，还堆了不少体育器材。但对于我们来说，这里无疑是一块圣地!前专业队球员斜坐在办公桌上，赞许地看着我和另几个孩子，宣布说，今后，你们就是校队的了。
王老师极善于给自己的球员打气，他激励前锋时爱说，有球你就往门里捅，他们那门是纸糊的，一捅就破。激励我这个怯懦的守门员时，他又换了一种说法：别怕，他们比你更怕，见球你就往上顶，那球肯定是你的。王老师充满智慧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强大的自信心。他的正规球队出身更让我们无比骄傲—你们别的学校谁行?你们那老师窝窝囊囊的，哪像个体育老师？倒像个卖棉花糖的小老头。
没有统一的球衣，连不统一的球衣也没有，比赛前穿什么比赛时大家还穿什么。我惟一的变化是王老师借给两个护膝，套在腿上，紧绷绷的，高兴得不得了。
1964年10月，我们一经街第二小学与小南一校比赛足球，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场重大赛事，紧张是在所难免的，还好，终于挺过来了，最后以2比1战胜对方。
我当时已经不幸戴上了该死的眼镜，度数是二百度。王老师说，若不是我近视，他一定把我送进沈阳市业余体校，专门学习当守门员。
对于我来说，这是极大的鼓励，说明王老师对我这个守门员还是很器重的。一个小孩子，离参军、入党、上大学这些成人的好事还很遥远，刘胡兰那种经历在和平时期又很难遇见，上业余体校无疑便是很大的荣耀了。我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杨爱学，在市业余体校打乒乓球，每次训练都发好吃的，不是饼干就是奶糖，他经常带回一些,悄悄分给我吃。那个甜可不是一般的甜!那个甜里透着一种高贵的感觉。
守门员戴眼镜的不多，我们区那些校队里，只有我一个，这无疑是我队一大特点，用现在的话说，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次比赛，我一上场，总能引来一片目光，在我看来，那都是些尊敬的目光。这很好理解，踢球和当学习委员不同，一般没有戴眼镜的。可是，如果有谁戴了，那他一定有两下子。就像打篮球,小个子上场你千万别小瞧，他若没点本事他也上不了场。当然也有人用轻蔑的目光看我，甚至喊我一声“四眼驴”。对此，一般我都听之任之，假装没这回事。有时实在喊得我不高兴，一气之下，就狠狠回骂他一句“玻璃眼”—既然你把我的镜片当眼睛，以此类推，你的眼睛不是玻璃球的是什么?当守门员期间，打坏了好几个眼镜，都是白色赛璐璐的，二三元一副,算是不大不小的一点代价。
为了迎接全区的足球比赛，扩建球场，王老师还组织同学锯了一棵大树，那棵老榆树长得不好，病病歪歪的，几乎死掉了，即使按今天的环保观点看，把它锯了也不算可惜。球场扩大以后，我们的训练次数大大增加，以至于寒假里也要经常返校。
练球时，王老师为了表示重视，或者为了怀念自己的专业生涯，便穿起一双正规的黑皮足球鞋，我们叫疙瘩鞋，也叫钉子鞋。教美术的金老师有时也加入进来，他一脸大胡子，长得很威风，嗓音圆润有磁性，男女生都很喜欢他。金老师也有一双足球鞋，却是黄色翻毛的，式样很旧，冷眼一瞅，像收发室张大爷的大头棉鞋。
有一次下雪，我们依然按规定返校，扫完雪分成两伙踢球。王老师本来是教练兼裁判，不料他突发少年狂，竟截下球盘带起来，三盘两带到了我的门前，举脚怒射，我见势不妙，就想转身躲闪。现在的甲A比赛、世界杯也一样，当球员惧怕被球“闷”上时，差不多都会缩脖端腔，弓腰撅臀，予以躲避。那可笑的姿态不分中外、不分长幼，几乎像一个砂型倒出来的。这很简单，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都是一样的。都知道身上哪儿敏感，哪儿肉多。问题在于我慌得厉害，没等转身，脚下一滑，向前摔倒了，但看上去却像足球术语所谓的前扑，俗称饿虎扑食，蔑称：(美国总统)啃泥地(肯尼迪)，也就是上半身触地，两腿在身后扬起。就在这时，王老师射门了，皮球不偏不倚，直奔空门而来，场上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球必进无疑，刹那间奇迹发生了!我高扬的脚后跟儿动了一下，触电般震颤，竟把球活活挡了出去。城池未失，众皆惊诧。王老师不明就里，以为他的学生手段不凡，就感叹说，刘齐呀刘齐，小小年纪你怎么就近视了呢?然后郑重重申，你要是不戴眼镜，我一定给你找个好教练，让你有大出息。
其实当时我就没戴眼镜，眼镜早在前扑的那一刻甩丢了，此时顾不得感激老师的夸奖，正趴在雪地上瞎猫糊眼地寻找呢。
小学时代，我在足球上还创造过一个奇迹，那一次是与中山路小学比赛。该小学是木栅栏的院墙，涂着绿油漆，非常漂亮。看球的人很多，清一色向着主队中山路小学。我们先赢一个，紧接着又输一个，这与我有关，是我没弄好漏进大门的，以致场上响起一片哄笑声。我羞愧难言，闷闷不乐。刚巧这时后卫回传一个球，我拣起来，发泄般一个大脚开出去，然后无精打采地往回撤。这时只听前面一阵喧闹，对方又输球了。我队主力李春阳兴高采烈跑回来：刘齐你说这球是谁踢的?没等我回答,他笑着打我一拳，说是我这个守门员踢的。原来我发的那个球力量太大，径直落到对方禁区，在地上反弹一下,越过守门员的头顶，不可思议地跳进空门。当然我们那时是在小场子踢小球，如果按成人格局也一脚进了球，场面会更轰动。
李春阳是六年级二班的，我们两个班赛球时，他能攻善守，特别难缠，尤其敢“对脚”，脚极硬，以至于我们都挺恨他的。可是角色一转换，他竟成了我的队友，两人关系相当不错。这种关系，高攀点儿说，与国家队那帮小子基本相仿。譬如区楚良，不论他把广东大门还是上海大门，在跟大连交战时，他肯定特烦郝海东、孙继海。可是一到国家队，大家就化敌为友了，小区会亲切地大叫，海东，给我往上冲!继海，赶紧撤回来！
不踢球时我就看书。受着诱惑，一步一步往那深不可测的乐园走。那时跟足球有关的书不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来一本，挺厚，挺沉，褐色硬皮上印着四个金字：《足球理论》，是匈牙利人写的大部头。按说这种书给小孩子看,早了点，不合适，容易看糟贱了。无奈我嗷嗷待哺，饥不择食，愣是把那书生吞活剥了一遍。其中，有关守门员的论述和图例看了还不止一遍，边看边琢磨，边比划。感觉上虽没有看《
西游记》或《海底两万里》那么好玩，却也有几分特殊的意趣，仿佛江湖傻小子寻得了武林秘典，激动，庆幸，底气陡增而又不得要领，但自以为得了要领，就急不可耐，渴望过招，恨不得冲着敌人大喊：这回你们就来吧！
哪一天，如果有记者向我这普通人提问，童年时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那么，我一定会庄重地把《足球理论》算做一本。除此之外，我还陆续看过其他几本足球书，当然重点看的都是守门员部分。开卷有益，渐渐开了窍，学到不少宝贵知识。比如说如何站位，如何封角度，如何指挥队友，等等，书上都有详尽的教导。还有，出击时为避免跟本方球员撞到一起，亲者痛，仇者快，守门员一定要高喊出声，示意我来了。报载，国门区楚良出击时不愿这么喊，教练让他喊他也不喊。这不对，多年前我就知道不对。不知区楚良看没看过有关书籍。
还有，罚点球时的心理战术，也是我从书上学到的。当顾虑重重的罚球者将要起脚的那一瞬间，守门员突然大喝一声，惊吓对方，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试过几次，果然管用，不但罚球者吓得屁滚尿流，我方队员也跟着一惊一乍，半晌不动地方。奇怪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办法，现在比赛中却很少有人采用了。也许上级为了保护罚球者的身心健康，不让这么喊了?或者老这么喊，罚球者已经不在乎了，就像狡猾的昆虫一样，产生了某种“抗药性”。
不管怎么说，学习，尤其是理论学习，对球员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时没电视，没歌厅，没情人，没游戏机，时间有的是，正好用来学习，其实不是学习，是玩，是凭兴趣做事。就像马路上下棋的人，打麻将的人，互联网上遨游五洲的人，不吃不睡，一熬就是半宿，可能还有蚊虫叮咬，汗水浸泡，别人看着辛苦，他们自己却沉湎其中，快乐得不愿自拔。
经过一番苦练，或曰快乐的训练，一九六五年春季开学后，我方将士如虎添翼，横扫八方无敌手，一举夺得了沈河区小学足球联赛冠军。击败最后一个对手那天，王老师似乎特别激动，狠狠地捏着我的手，半天不松开，疼得我哇哇叫。
当了冠军，好事接踵而来，最大的好事是给全国甲级联赛(赛区制)当球童。那时没有球童这个雅词，只好叫：拣球的。每人发一个小板凳，乖乖坐在球场周围，白线以外，感觉幸福极了。连后脊梁都麻酥酥的，觉得全场成千上万名观众并不怎么看球，而是在羡慕地凝视拣球者，主要凝视名叫刘齐的那小子。于是又有些羞赧，嫌自己的腿太细，与所担负的光荣任务，与硕大的成人足球不大般配。这种对瘦弱身材的自卑感持续了多年。
比赛前，宣布出场队员名单，当说到谁谁是运动健将时，我特别佩服。健将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一个词，健壮的将军，健康的战将，多么的了不起。
我最爱给辽宁队拣球，他们若赢了，我虽无拖延时间的鬼想法，但行走起来却十分从容。若是输了，而且临近终场时分，我拣起界外球来就特别急，生怕在我手里多耽误一秒钟。辽宁队的服装有一个洒脱的V形领，很精神，颜色基本是鲜艳的桃红色，或清爽的国际蓝—当年人们对一种蓝颜色的称谓，命名原因不详。那时只有重大或庄严的人和事才能与“国际”二字联在一起，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突然间管一种蓝色叫国际蓝了，心里就很向往—国际!国际上的人物才能这么蓝，咱辽宁队也这么蓝，多好！蓝则蓝矣，却干干净净的，除了号码什么也不印，不像现在甲A球衣那么斑斓，果汁、白酒、电器、药材，啥广告都敢往上打。
拣球，既出风头又白看球，而且，拣一场每人还发两毛钱补助费，真是天大的好事。两毛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是大概念!可以看一次循环场的电影，外加吃两串冰棍，租三本小人书。更重要的是，我生平第一次挣钱了。
1965年夏天，考完中学，又参加了沈阳市小学生足球赛，是淘汰赛，在南湖的正规球场。场面很奇妙，两组四个队同时在一个场子踢，横着踢。两个现成大门空闲着，另外立了四个小门。我们与和平区冠军队朝鲜族小学交锋，对手都是朝鲜族孩子，和他们的父兄一样爱吃冷面和打糕，明太鱼和辣白菜。踢起球来，也和他们的父兄一样凶狠顽强。那一仗我们以零比二落败，失去了进入下一轮的机会。
当天很晴朗，赛场树木繁茂，野草芬芳，大头蜻蜓悠然盘旋飞翔。朝夕相处的小伙伴汗涔涔的，意识到再也无缘并肩参赛了，黯然无语，品味孩子式的离别惆怅。我们的总教头王老师则嘱咐说，有机会常回学校看看。
再见了，亲爱的校队和王老师。
再见了，甜蜜而伤感的夏天。
秋凉时节，我升入中学。考试成绩不理想，没考上第一志愿。所上的这个中学比较破，我心里挺难受。可是没难受几天，又当上了校队守门员，高高兴兴踢起了球。
(唐大虎摘自《上海文学》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