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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去世后，在父亲执意要找这个比他大几岁的继母时，我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几年以后，父亲去世，老家就剩下继母一个人，继母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至今还在监狱里，这使继母老来无靠，我们兄弟都在外地活得有头有脸，继母便把晚年的幸福寄托在我们身上。
       继母住在乡下，过着典型的农民生活。继母深知，她没有养育过我们，对我们也没有格外的恩情，要和我们建立感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即使父亲在世时，她到我们家里来，也有些缩手缩脚，现在父亲去世了，她和我们的关系只剩下了继母这个名字。
       继母简直是曲意地讨好我们。她提出到我家来做点杂活，妻子很委婉地谢绝了。她又提出到弟弟家去照顾他们的小孩子，他们也没有答应。据说这两次冷遇很让继母伤心，在老婆婆中掉了不少回眼泪，说：“我没有想给他们添麻烦，也不会在他们那里养老，我就想给他们尽点心，可是他们都嫌我，人者了真是没有意思啊!”
       尽管这样，继母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我们兄弟间走动，每次来都要背一些农村的东西，大到猪肉、小到新鲜蔬菜，我们毕竟是知识分子，虽然心里对她不亲，但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继母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走。
       这样过了几年，继母越来越老，身体也越来越差，两月前到家里来，已经老态龙钟，行走也多有不便了。临走时候，，她说：“老大呀，你们忙，你们要是有时间，就回来看看你妈的坟，看看你爸的坟吧，顺便我扯些草药给你带回去，治你的胃病灵得很!”我敷衍了她一句，她便升起无限的希望，连眼睛都笑眯了。
       继母哮喘病和低颅压头痛同时发作的消息是别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我问妻子是否回去看看?她说：“那么远，又要爬坡走路的，我不去。”弟弟和弟媳也不去，大家就算了。
       继母打来了电话，她不说自己的病，只说自己可能活不长了，想看看我们。说到最后，她哭了，那夹带哮喘声的呜咽让我的心都碎了，我说：“等忙完这阵，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但由于杂事，我最终没有回去，就托人带去了一些钱。继母十分失望，恹恹地在床上躺了两天，连话也不愿与人说。听人讲，和我通话以后，她下了床，带着病体在家动手做了豆腐、盐蛋和皮蛋，把家里收拾得干千净净，连床上用品都买了新的，还准备了几双拖鞋，请人把屋子粉刷了一遍，贴了几张漂亮的画儿。完工那天傍晚，她顶着夕阳的余辉站在门口，一脸满意地欣赏着焕然一新的屋子。
       我们家住在7楼，从底楼到家要爬132级台阶。每次我们回家都爬得气喘吁吁。那天下午我们刚刚回家，听见屋外有很大的响动，我打开房门一看，一个人从最上一级台阶滚到了下一个平台上，我吓了一跳，赶紧叫妻子一起去看是谁，只见一个老人横倒在地上，花白的头发盖在额前，一身的老蓝布衣服，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背上还背着背篓，背篓里的东西已经泼出了不少，有蔬菜，有粮食，还有一包草药。那是继母。
       继母死了，活了62岁。她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我们谁都清楚，但谁都不说。她出殡那天，大家都回到了乡下，给她披麻带孝，在她的坟前行了对父母才行的大礼。以后每当我爬完那132级台阶，就想起继母临死的情景：她背着一个沉重的背篓，一直不停地喘气，一楼一楼地歇，一楼一楼地往上爬，在快到家里的时候，头一晕，就滚了下去……
       继母，你的死与我们的薄情寡义有关；为此，我们将背负着这个道德的十字架于心不安!
       (杨猛摘自《风流一代》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