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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我们沿着青藏铁路设计线而上，走进这白茫茫的雪山。
       当唐古拉山口终于出现在我们的征程前端，风雪和冰雹依然没有一些要停止的迹象。那尊遗世独立般的石碑傲然刺向暗黑色的天际。这之前关于这条青藏铁路我已经翻阅了许多资料，采访了许多人，但那些故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无法体会出那种遥远的幽思。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将沿着青藏铁路建设者的脚印，去追寻故事的主人公留在那里的身影。
       他们为什么选择风雪，选择孤独?
       一样的青春，一样的知识积累，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轻松地坐在明亮的办公室，享受着城市的舒适，体会着“小资”的情趣、女友的温柔。而他们却只能选择风雪，也选择孤独……这，公平吗?我把这个残酷的问题抛给他们。
       索侃社，在勘测十二队他算得上是计算机高手了，这个去年才从西南交大毕业的高材生刚刚工作就上了高原。“有什么不一样呢?反正干我们这一行的，没什么捷径走。先干满十年外业再说，到哪儿不是一样?也有同学去企业的，去城市的，没啥可羡慕的，他们说不定还没我好。真的，先不说将来可以给人家吹牛我上过青藏高原，就说一句吧，等老了，给儿孙们讲起来，想当年这青藏铁路可是我们……哈哈哈……不过说真的，我想在这里学点东西，难得碰到这么一个好机会，青藏线上的技术问题，嘿，随便拣出来一个，让那些实验室里的学者吓一大跳!等我这条线干完了，我也成专家了。”
       停了一会儿，他稍稍带点遗憾地说：“可惜，队上没女同志，我们谈个对象难啊。我不着急，可那些弟兄们都快30了，回一趟家，刚谈一个，没一个月，有任务了，这一去就大半年，不是深山就是高原，完了，回去准没戏。”
       这天晚上我们倾心长聊，都是同龄人，他也就敞开了心扉。“说没牢骚是假的，这就不是适合人生存的地方。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吹了，不怨人家，我们工作就这样，一年两次差，一次六个月，谁也受不了。”
       “再说了，待遇也不高，我同学都比我挣钱多。一月工资也就1000多。好在还有高原补贴。可最怕的就是将来回去身体坏了……”沉默了一会儿索侃社站起来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对我说：“其实，牢骚归牢骚。明天早上大家还是不要命地干，谁叫咱就喜欢这一行。谁叫咱千的是青藏线呢?”
       一个满脸胡茬儿，30多岁的汉子一声不吭地坐在我们面前，问几句，冒出来一句话。他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那部海事卫星电话，间或有分寸地微笑着，给人感觉坚毅而有心计。他叫杨红卫，勘测三队队长。
       杨红卫是那种难得的让人一看就从心底佩服的硬汉子，年初一场车祸，指挥部的雷诺车从悬崖飞出，撞断了24棵碗口粗的树。他却奇迹般生还，“青藏线没干完，我不能死。”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听说队伍要开上去了，二话没说拆了线。直到晕倒在工地前，还没有人知道他的胸椎压迫性断裂，第三四节胸椎错位。他说：“我有好命。”边上的教导员插话了：“再高一节就该高位截瘫了，疼起来可要命。吃药，大把吃药，一天好几瓶。”那为啥还在这里干?“干了十来年外业了。舍不得这个工作，也舍不得这些人，大家都像兄弟一样。”
       这次勘测任务中，杨红卫本来可以不带队，他是设计院负责后方的领导。但他放心不下这些兄弟们，还有这条他投注了太多心血的青藏线。
       我们来到沱沱河的时候，王铁英已经回去了。
       王铁英是带着遗憾含泪离开工地的。从只有海拔400多米的西安来到近4000米的沱沱河，王铁英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他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严重的缺氧使他的高山反应来得又急又猛，他没有告诉队友自己已经开始便血，然而，连续两次晕倒在勘测现场让大家开始担心，但每次劝他，他都说：“不要紧，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直到第三次晕倒后，领导决定强行送他下山。离开的那天，他哭了，他说他最后的也是惟一的要求就是和十队的队旗合个影。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上面。“我要让队旗作证，我不是逃兵，我真的很想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啊……”
       能不能为青藏线的建设出一分力在这里已经成了一种待遇。就像一个战土，既然来到了战场，惟一的职责就是战斗。从冰雪覆盖的唐古拉山到遥远寂静的藏北高原，从喧gs沸腾的格尔木到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有1600个这样的年轻人虔诚地为这条天路而拼搏。什么青春之失，什么恋情之断，什么畏苦之情，什么思家之念，只要为了这条天路，在他们的眼中，这些都似乎算不了什么，都可以舍弃。正像写在雪山脚下的那句话说的：你是火炬，就在这纯净的高原上燃烧吧，你是星星，就在这寂寥的天空闪烁吧……
       生命禁区里闯进了破禁者
       高原，高原，满眼里总是这高原!
       而没有月光的高原之夜更显得阴森可怕。小刘骑着马在这里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但还是没有找到队员们的身影。几个小时前，天还亮着，他到另一个山头去观测，等绘好了图才发现夜色已经降临。无人区时常有野生动物出现，野狼、黑熊、野牦牛……不久前，兄弟单位两个钻探工就被一群狼困在钻井，他们爬上钻杆，“当当当”地敲了整整一夜钻杆驱狼。想到这里，他匆匆上马往记忆中来的方向赶去。
       突然，几点奇怪的光亮在前面闪动，忽左忽右。“狼!”他心里一紧，眼看着越来越近了，他想起老辈人说过的野兽都怕火，赶快在身上找出一个打火机，点了起来。不行，打火机的火焰太微弱，根本不足以吓走它们，他把身上的工作服撕了一片下来。边点火边赶着马往前走，这样边走边烧，工夫不大，身上的衣服都烧完了，裤子也被撕成了一片片。
       狼群依然不肯散去，能烧的就只剩下刚刚绘好的图纸和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的工作证了，他点燃了绘图纸。
       当打火机开始点燃工作证上他年轻的笑容时，他听到了汽车的声音，还有灯光。
       当前来寻找的同事们把小刘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号啕大哭……
       威胁当然不仅仅来自这些动物。藏北高原隆起在世界屋脊，海拔在4500米以上，绝对低温达到零下40℃。多风沙，多雪暴。这里的生物善于忍耐，这里的人类的行为充满了悲壮的英雄气概——我所采访的青藏铁路勘测队员们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工作着。
       整个青藏铁路几乎有一半是在冻土区，对这些地段的观测和勘察就成了重要的环节。冻土问题不仅是困扰着青藏铁路设计者的难题，更是这些从事具体勘测的青年们的难题。在冬季，青藏高原的氧气含量还不足内地的三分之一，加上零下30℃—40℃的严寒，高原就像一个发了怒的山神一样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对冻土的勘测必须在冬季进行!他们住在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面，晚上戴着皮棉帽睡觉也常常被冻醒，挂在帐篷
       里的毛巾，到了早上全成了一个个冰条，连做饭也要凿冰取水。更可怕的是极度的严寒导致血管扩张，手上、脸上的皮肤一碰就破，血还没有流出来就被冻在伤口上。一个队员在抓钻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布手套被冻在了上面，只好换了一双，直到晚上躺在被窝里，手暖热了，感到钻Jb的疼痛，手上全是血，这才发现原来连手掌上的皮肤也一齐粘到了钻杆上!
       人说“西大滩得了病，五道梁送了命”，高原在他们刚刚来到的时候就无情地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车队刚刚进入五道梁区段，一个队员由于缺氧突然双目失明，4700米的海拔使95％的队员出现了胸闷、气短、头疼、眼花、恶心、呕吐不止、呼吸困难的反应，当即减员将近一半!
       在这片生命禁区里面，他们要付出在内地数倍的努力才能够完成每天的工程进度。每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扛着几十斤重的仪器步行几十公里来到勘测区，晚上将近9点，在满天星辰的陪伴下结束一天的勘测，回到宿营区，还来不及歇口气，又要赶着统计一天的数据……仅仅20天时间，他们就做出了6000组勘测数据，而在内地这些数据需要三个月!
       在指挥部我看到一组数字：进入工地以来，仅乌鲁木齐分院项目部百余人一个月用掉了整整1500副输液器，一个救援司机更是在20天时间跑了1．6万公里来回运送病号，平均每天800公里……
       穿梭在格尔木与拉萨各勘测队的吕大夫拒绝了我们对她的采访要求，“你们去采访那些在一线的青年人吧，他们才是真正可爱的人，不上高原你就不会了解他们在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吕大夫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给队员们提出的要求是每天出工不能超过六小时，可你去看看，有哪一个队不是每天都在十个小时以上?他们也想这条路尽快完成。何况，在高原连续工作三个月，心脏就会逐渐适应那里的环境，变得肥大，而一旦增大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他们是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工作……”
       来自同一片高原的不同颜色
       对同一片高原，在理解它的人眼中，它是辉煌而富丽的，对于不理解的人，则是苦不堪言令人望而却步的。
       我问在冻土队担任工程师的杜世回：“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里很苦?”29岁的杜工笑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求援地望向队长。“咋感觉就咋说呗，说实话给记者同志听。”“要说实话，真苦，也不苦。”“怎么说?”“这里的环境苦一些，今年春节我们上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老掉头发。不过现在苦的不是这个了，夏天的青藏高原对我们而言就算天堂啦。现在就是想家。春节到现在还没回过一次，我走的时候，女儿才刚刚出生不久，现在应该会叫爸爸了，只能在回到格尔木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听听她们的声音。那会儿就觉得真是幸福，没啥苦的。”
       “她们?”
       “是啊。杜工的女儿是双胞胎!这小子，赚大了。”队长说。杜世回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一屋子的人全笑了起来。
       在这里，什么是真正的苦?环境?生活?抑或是对家人的思念?都不是，“没有工作干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那种精神上的无聊才是真正的苦。”十二队的书记张兰革对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傻的人多了，一个月就那么千把块钱，值得这样付出吗?我告诉他们，傻也就傻这一回，青藏线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这种自豪的感觉会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看，”张兰革指着远处，极目望去是银色的山峰，一片静谧的世界，原野上巨大的鹰隼起起落落。“雪峰、草原，多美的风光，等我儿子长大了一定会来西藏，他会指着这里说那是我老爸他们修的铁路!”
       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在同样美丽的沱沱河带队的六队队长温攀德，那里的风光可比张兰革所在的五道梁要好得多，晨光里的江源丝丝缕缕的，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天边，那里今天要去一个小组勘测。他笑了笑，带我们来到外边，队员们扛着仪器站在阳光里，红红的一大片。
       满脸胡子的温攀德使劲儿拍着自己的胸口，给前些天才新来的队员们鼓劲：“上得了青藏线的都不是狗熊，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儿来，英雄狗熊咱区段上见!”
       本来觉得有点滑稽，但很快，我看到他们被紫外线烧成黑红色的脸上流露出自豪和自信的神情，那种神情决不是能装得出来的，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今天要去的地方——扛着这些几十斤的仪器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走上几十公里才能到达。于是肃然。
       “什么是生活的强者?来这儿你不强也得强!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多苦，也得在别人面前挺直了腰板!’
       他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地，把这个世界的距离缩小，却把人字写得更大。
       没有做成父亲的年轻“父亲”
       采访即将完成的时候，我以为已经足够地了解了这些和我同龄的青年人，“不，你不了解。”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十几天的司机曾利军说。他已经是第六次走这条线了。然后，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魏”。
       魏军昌眼看着就要做父亲了。
       对将要成为父亲这个事实，他多少还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才27岁。 小魏是甘肃秦安人，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没有辜负爹娘和乡亲们的期望，1998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来到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外业三队，在家乡那个偏远小山村的乡亲看来，他在大城市工作，“有出息!”这就够了，而爹娘还不知道儿子在一个远比秦安农村更为荒凉的地方思念着他们。
       新婚才十天，青藏线开始了定测工作，作为业务骨干的他匆匆告别了妻子，奔赴队伍的所在地沱沱河。
       “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呐，任务一完就回来看你。”临走时，他对妻子说。
       2001年5月，回格尔木休整的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我要当爸爸了!”一回到驻地，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和朝夕相处的队友们分享，妻子的预产期是7月。
       “小魏，想要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爹娘说了，就想抱孙子。”
       “好，生了儿子请我们喝酒，万一是女儿呢?”
       “女儿也好，她说了，生个女儿就让咱队长给取名。”
       全队都在等着小魏的好消息。7月初，从遥远的那个小山村打来电话：生了，是个女儿。
       但是，全队哭成一片——
       2001年6月1日，魏军昌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而突患脑水肿，十多个小时后，疾驰的车终于将他送到格尔木，然而，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离开了他一直挂念的父母，也离开了他一直牵挂着的从未谋面的女儿——原打算在青藏高原一显身手的雄鹰，没等到起飞就折断了翅膀……
       他终于没能做成父亲，但他是真正的父亲。
       队长给小魏的女儿取名“雪莲”，还不知情的小魏的妻子在电话的那头向队长求情：“小魏要是能放几天假就好了。他老早就说想当爸爸了，这次回来一定让他好好抱抱女儿……”
       守住明灯
       整个青藏线走下来，我们花去了13天的时间。
       终点是拉萨。
       在布达拉宫那间悬于半空的大殿里，我看到数千盏酥油灯层层叠叠地燃烧。那种壮观让我怦然心动，然而，当寺里的喇嘛告诉我，这些灯自从布达拉宫建成以后就从未熄灭过，而灯里的酥油全部是由成千上万来这里朝圣的信徒自发添加的，他们用自己朴素的信念让每一盏酥油灯永世长明着……这时，我从心底被震撼了，我看到了一种力量和信念的汇集。
       一路走过。
       “在青藏高原，你也许会发现理想。在青藏高原，你也许会发现希望。”这是青藏线建设者们爱讲的两句话。“我为青藏线而自豪!”这是他们写在每一个工棚上的一句口号。“把自我的提高和青藏铁路的建设相结合。”这是他们与你相熟后掏出的心窝子话。这些平凡的、自信的、洋溢着激情和勇气的话，在天地之间坦坦荡荡地回响……
       (曾幼英摘自《中国青年》200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