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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父母亲真正的自我，也第一次承认了我是华人
       熨斗事件
       在张家界的旅馆大堂里，我的脸看起来应当没有什么特别，但我一开口就令我与众不同。
       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服务员重复说：“yun dou。”他也许懂英语吧?我于是又用英语说：“这里有没有健身房?”
       服务员眨眨眼，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熨斗。
       我茫然地微笑，绞尽脑汁在那有限的汉语词汇中找字。这时候，爸爸眉开眼笑地走了过来。
       “她想问健身房在哪里，”他用流利的普通话替我解了围；普通话是他的母语。然后他转过身来，和蔼地向我解释：“协伦，运动是yun dong,yun dou是熨斗。”
       服务员笑了，我低声道歉，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生以来第一次了解父母亲这几十年来在美国生活的感受。
       “我是谁”
       父母亲来美国以前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历史考试中干巴巴的史实。1949年，他们随家人去了台湾，之后移居美国，几十年来没回过中国大陆。后来，他们有朋友计划到中国大陆旅行，爸妈便叫我一道参加。
       我有很多理由拒绝。我大学刚毕业，满怀憧憬，正准备到华盛顿开展事业。
       妈妈所描述的旅行细节我听了心里很别扭。她兴奋地况：“大家都戴粉红色或蓝色的帽子，所以不会有人走丢。这主意很妙吧，你说是不是?”
       “嗯，哈，妈妈。”幸好母女俩是在通电活，她看不到我扮鬼脸。
       要在飞机上挨着爸妈坐30多个小时，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受得了。要知道他们总会在公开场合大声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比如“协伦，要去小便吗?”
       不过，我内心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催促我与他们同行。
       飞机在上海着陆了。那一刻，我看见妈妈一脸焦急，双手在腿上搓着。爸爸一向不苟言笑，这时却双目流露激动，让我吃惊，甚至有点害怕，他轻轻地用柔软而已出现老人斑的手拉住我的手。
       他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上海，是随我爸妈从北方南下躲战乱的时候。当时到处是炸弹爆炸，很多人挨饿”他靠近我说，“你命好，协伦。”
       爸爸就喜欢说这句话，小时候我一哭闹，爸爸总是说：“很多人没你这样好命。”
       我从来不在乎命好不好，只想和其他美国小孩一样。然而，父母却希望我成为出类拔萃的华裔美国人。从我6岁起，他们每到星期六便把我从电视机前拖开，带我到华人教会。教师朗诵中文字词的时候，我就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我老老实实地背会了最基本的注音符号，但在我脑海里，我把粉笔写的汉字分拆成房屋和树木的图画。
       9岁时，我宣称再也不去上中文学校了，嚷嚷：“讨厌，放学后我的朋友部不用上别的课，我为什么要?”
       妈妈平静地答道：“因为你是华人。”
       我顶嘴：“那么我不要做华人了，真不公平。我只想做正常人。你和爸爸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父母那样？我真希望自己是别人的孩子。”
       我等着妈妈大吼，但她只是疲惫地瞪了我一眼。“你不想去就不去好了。”她说完便转身走开了。
       如今回想当时举止，我实感羞愧。
       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卡罗来纳州洛利市长大。当年洛利市还不像今天这样热闹，城市人口的种族也不像今天那么多元化。我们住在市郊，在邻居嘴里，街对面的米勒夫妇是“那对黑人夫妻”，我们一家则是“那一家子客气的亚洲人”。在小学里，我那一年级只有两个亚裔，包括了我。
       平时我与同龄人并没有隔阂。我和朋友穿同一个牌子的牛仔裤，头发也是差不多一个样子的乱发。
       然而，每天总会有些东西让我想起我与别人是不一样的——午餐盒里的猪肉饺子；盥洗室镜中身影。我是谁?
       我记得念小学时曾在某次测验中遇到这样一道问题。试卷要求填写种族，四个加了圆圈的选择整齐地排成一行：“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其他”。我看了一眼好朋友莎拉，她选择的是“白人。”
       我想了一想。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印第安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其他”。我和莎拉不是一样的吗?于是我也选了“白人”。
       考试结束，老师把答题纸翻了翻，对我说：“协伦，你在种族那一题选了‘白人’。其实你应该选‘其他’。”
       我涨红了脸，说：“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父母亲来美国已几十年，但在家里依然过着中国人的生活，交谈用的是汉语，看的是中文报纸，餐桌上摆的是中式食物，早餐是稀饭、酱菜、肉，或煎蛋沾酱油。吃晚餐的时候，我会在米饭上浇番茄汁，并提醒爸妈，莎拉家吃的是汉堡包。
       我羡慕朋友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用担心父母会问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比如“价钱便宜吗?”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朋友的父母见了面交谈，或者与老师交谈都很自在。朋友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大了就有约会，也理解孩子在酒精、毒品、性问题等等压力下成长的感受。我父母却只谈我的学业成绩，以后会做哪一行，可以赚多少钱。
       妈妈说英语与我说汉语同样差(无法想象整日埋首家务的她曾任台湾某大学主修国际经济)，话说得慢，而且总是夹着“嗯”和“啊”。如果人家英语讲得太快，妈妈就露出无所适从的目光。我认得这种“我不懂”的表情，会立即过去替她解围。
       去中国大陆前一个月，我陪妈妈到某商店去退货。店员很不礼貌，不理会我妈妈蹩脚的英语，只跟我谈。
       事后，妈妈感谢我帮助，拍拍我肩膀说：“谢谢你，协伦。我这个美国女儿真好。”
       我说：“没什么，妈妈。”
       出发前，父母的朋友在机场里围着我，其中一位说：“你的父母一说起你就得意，总是在说你。”
       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我觉得自己很少与父母说话，他们真的了解我吗?同时，有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浮上心头：我了解他们吗?
       “我是华人！”
       这次旅行前后17天，蜻蜓点水似的走过很多地方。我们到过满是荷花的湖泊，为黄河两岸起伏的群山拍过照片，登上过级级石阶去参拜古色古香的庙宇。
       我看到了山坡上一块块如四方翡翠的稻田，也参观过一家工厂，看到工人用蚕丝织出光彩四溢的绸缎。
       然而，这次旅行最精彩的部分是观察我的父母。他们轻松自在，如鱼得水，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融入中国的人群，一点也不显眼。他们的声音里透出气派。妈妈流利地翻译导游说的汉语，还不时小声给我讲种种历史典故。
       这次中国大陆之行让我对父母了解大增，也让我终于见到了他们真正的自我。
       “熨斗事件。不久便传遍旅行团。有一天，我和父母一起坐在长凳上赏石。我说：“我汉语说得不好，真糟糕。以前你们教我说汉语，我应该听话好好学的。”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能从头来过，我会承认我是华人，也愿意承认他们是华人，会明白自己的出身而且泰然处之。对我父母也一样。
       爸爸谅解地看看我，说：“没关系。你现在不是在学了吗?”
       妈妈微笑着鼓励说：“现在还不晚。”
       中国大陆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今天我与父母之间的谈话深入得多了，内容不再局限于诸如他们在哪里吃饭，或者我的工作如何等等。我谈我的生活，爸爸妈妈谈他们在我这个年龄爱干什么。我能够清楚地想象出他们当年充满朝气的样子。
       (吴红梅摘自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