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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如今念过十八年的书之后，我就怀着对北京的神往，来到了北京找工作。
       离开长春那天冷得很，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痛不欲生。挟着大包小裹往火车站赶，又想起前途未卜，连住的地方都没个着落，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好在60次特快的车厢里温暖如春，我们好了伤疤也就忘了痛，这一宿睡得昏昏然。
       从来就是办事着三不着两的人。住处还没有着落，就风风火火地闯北京来了。来的第一天就去安顿住处，空跑了一天没有收获，往同学男友的暂住地赶回的时候，天已擦黑。千打听万打听地，终于绕回了那条胡同。远远地看见早晨那个一脸公事公办的守门大爷，竞好似见了亲人一般。这一晚在同学男友的办公室里安身。一个好朋友为我联系了一间学校的宿舍。那是典型的高校筒子楼。朋友一再说条件简陋，可在我看来，那简直是像总统套房了。这一夜，我睡了三天以来第一个好觉。
       到北京的第四天，我开始拿着地图到处送简历。我暗暗告诫自己起点要高，于是第一家便直奔《北京青年报》。当我换了几趟车，终于能远远地看见北青报社的招牌时，已经累得七荤八素、蓬头土脸了，心想这个样子哪里像求职，分明是逃荒的。一眼望见路边有家麦当劳店，就为它的洗手间里有水有镜子，一咬牙一跺脚进去吃了一顿最便宜的，然后便冲进洗手间，涂口红梳头掸灰擦皮鞋，然后再对着镜子练习笑容和眼神，弄得正在洗手的一位小姐狐疑地盯了我半天。自以为万无一失了，我这才走出麦当劳，开赴北青报。一路上想着，会有什么结果?拒绝我、答应我，或给我模棱两可的答案让我抱无谓的等待?无非也就这三种了，我既已都想到，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北青报门口守卫森严。我向他说是来求职的。他问我预约了吗，我摇头，他便要我走，我不甘心，请他帮忙打一个电话。还好，他接通了，将话筒递给我，里面传来一个冷峻的女声：“我们这次招聘已经结束，下次尚未开始，具体情况请关注报纸。”说完“咔”地一声挂掉。我一时愕然。
       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第四种结果。我精心地在麦当劳拾掇一番，充其量也只在北青报门口打了个转而已。有点讽刺有点滑稽，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求职。
       初生牛犊不怕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我在秋风袭人的北京街头小立片刻，便再鼓斗志，又杀向《三联生活周刊》。
       在那条我看来长得不可理喻的胡同里走得快绝望时，我终于看到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牌子，这次我轻松闯过大门关。负责人事的人接待了我。他告诉我，第一，他们的招聘期已过；第二，他们倾向于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因为后者可塑性不强。我问，能否解决编制?他说：如果我们觉得你是不可缺少的。答得委婉含蓄而不留余地。我只能留下简历，礼貌地告辞。
       拖着两条灌了铅一样的腿回到住处。正逢晚饭时分，不知足谁家正在做鱼，鱼汤的香味鲜得不可思议，我像阿凡提的故事里那穷人一样，就着走廊里飘来的鱼香，默默地啃着两个五毛钱的烧饼，吃完了我的梦想大餐。
       又一日，我来到一家小出版社。我所学专业是新闻，跟出版业只算得足远亲。不过，既然是找工作，自足漫天撒网。负责人事的是位中午男子，看起来是古道热肠那种人。他建议我等一下社长，跟社长面谈接收几率要大一些。于是就先跟他闲聊，聊来聊去，觉得这个人颇可信赖，就露出白痴本色，防人之心全无。他说：“你可以先随便找一个单位，先弄好户口，再跳出来。”这话正中我意，于是我一拍巴掌，两眼发亮眉飞色舞地说：“是呀!我就这么想的。”说完顿觉失语，但覆水难收，悔之已晚。这家出版社，就算是有点希望也没希望了。于是，我也不等社长了，乖乖地背起包，识时务地走了。
       去农业部的一家杂志社求职的时候，守门的年轻小门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明白这是他职责所在，怪不得他。但我在寒风凛冽的北京跋涉了三个多小时才来到这里，就这样过其门而不得其入，实在不甘心。于是千般恳求他，要他网开一面。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并说收发室里没有电话，要我出去打。自觉我那城墙般厚的脸皮已在刚才磨得纸样薄了，于是不再求他，转身离去，这里整个是农业部的内部办公区域，方圆十几米之内根本没有电话。其实这家杂志社也并非我志趣所在，这么走了，也不算损失，想一想那小门卫有些气人。不就是瞅着我无权无势无财无貌，可以让他尽情施展一下手中轻易不得施展的权力么?我偏要进去：气气他！正在绞尽脑汁怎么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一间房子似乎是这座大楼的地下室出口。地下室里应该有电梯吧?果不其然！于是尽情在楼里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小门卫的表情很诧异，“你是怎么进去的?”我爆笑着走出大门。
       一个月时间，我把北京大小媒体的门卫认得差不多了，也体会了研究生毕业前所不曾体会到的所有世态炎凉。我毅然离开北京，回东北做了一位以前不屑于做的大学老师。
       (张燕摘自《年轻人》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