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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爱情的理解很实际，就像我这个人很实际一样——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生儿育女，相伴一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和沧桑，我才知道，平淡而实际的婚姻也很难得到，像一些人追寻惊世骇俗的婚姻一样，充满辛酸和坎坷。
       1995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农业院校。当时我家里很穷，因为哥哥超生，母亲辛辛苦苦养的几只鸡娃也被村支书用脚踩死当下酒菜了。别说学杂费1500元，150元钱也没有。在苦水里泡大的我对磨难已经习惯了，揣着一纸通知书就去了学校。我向学校申请了贷学金，而没有申请贫困助学金。我不愿意看到别人的怜悯，我要与别人—‘样平等地生活与学习。
       到校不久，我就收到了家里的信。信中说邻村有个刚退了婚的姑娘想与我订婚，不要彩礼。我们那儿的彩礼很重，一般需七八千元钱。因为拿不出彩礼，我一直没订婚。父母很不安，常常说一些对不起我对不起蒋家祖宗的话，使我很心痛。既然有不要彩礼的好姑娘，就订了吧，了却父母一桩心愿，医治他们一块心病。我往家里回了封信，说我对这桩婚事没有什么意见。很快，我收到了那个姑娘的回信和一张200元钱的汇款单。原来，那个姑娘的父亲是个屠户，很有钱，他在汇票的附言栏内很大气地说：以后你的花费由我来供。我把汇票退了回去，并写信声明：我与你女儿订婚与钱无关，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
       我在学校里加入了篮球队，一个月补助的200元钱够我花销的；我又利用周末搞家教，挣的钱慢慢攒着准备还贷款。我的生活很清贫，也很充实。
       春节回家，村邻都说我攀了个富亲戚，以后花钱不愁了。我对这种话很反感。接着我又听到传言说我花了钱还嘴硬，人家都说已给我寄了2000元钱了。我就去了她家，跟她父亲说：“您不要在外宣扬我花了您的钱，我与您家女儿订婚绝对与钱无关。”她父亲说：“你和我成亲戚，不就是图钱吗?你是大学生，我女儿是农民。”还让我说什么呢?为了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选择了退婚。
       这段姻缘就这么简单，没想到那个姑娘竟然自杀了。更要命的是，她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是因我而死。最后经过很多人的说合，我又贷了2000元钱的贷款赔给她的父亲。这件事才算平息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精神上压了个沉重的十字架。
       1998年，我毕业后进了县城的一个文化部门工作。经人介绍，我与琳认识了。琳是一位初中教师，长得也不错。那年我23岁，她24岁，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见了几次面，我们就商量着结婚的事宜了、有了工作，再结了婚，这辈子不就安安定定地过了吗?可琳的父亲，一个机关的科长，非要让我在县城里认个干爸爸不可，说到结婚时让干爸爸出场体面。我有亲爹亲妈干吗要认个干爸爸?我爹妈盼我结婚眼都盼直了，难道我结婚时不让他们露面?我问琳的意见，她说听她爸爸的。这婚姻也只有泡汤了。可泡汤也很难，我们县城里阴盛阳衰比例失调，有学历有工作的未婚男青年少，况且琳24岁，已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但我绝不能与一位歧视我的家庭，歧视我的父母的人结合。琳的父亲要挟我：你小子不按我的要求办有你好看的。好看就好看吧，我与琳断了关系。我在县城里没有任何后台，琳的父亲多；少有点人事圈子，没过多久，我就“好看”了一下岗，回家种地。
       回家后，又有人给我提亲，是一个什么局长的女儿，残疾，说只要我同意了就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不是作践我吗?
       尽管我对爱情的要求不高，但绝对不能没有尊严。
       今年初，我娶了个农村女子为妻，生活很拮据，可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两个互敬互爱。
       (王骏，杨昌兵摘自2001年3月1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