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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和妈妈
       刚到爸爸身边的一段日子里，我想妈妈，后来功课一紧，就顾不上这些了。可有一天，爸爸突然对我况：“娇娃，是不是该给妈妈写封信。”我就动笔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我吗?我很想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这封信的后两句话，可以说是我代爸爸写的。我想，在这个时候，爸爸突然让我给妈妈写信，一定是他想起了妈妈吧。
       以后，我只要一放寒假，就到上海看妈妈。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盼寒假，盼过年。我发现，爸爸好像也在盼。
       每当我要走之前，爸爸不光让别人帮助我打点行装，他还亲自出马，为我前前后后地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特产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直到我拿不动为止。爸爸这是为谁呢?是为妈妈。因为爸爸知道，我从小就不爱吃零食。
       等我要动身走了，爸爸又一再提醒别忘了带上药。有一次，还特意让我把外国朋友送的香烟也给妈妈带去。我带去的仅仅是物品吗?我带去的仅仅是女儿的一颗心吗?不足，远远不足，我带去的还有爸爸对妈妈的热忱、真挚的战友情。
       开始几年，我在爸爸眼里或许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后来，爸爸看着我长高了，长大了，就不再像往常那样仅仅把我当成乖孩子，乖娇娃，还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己，他的朋友。
       渐渐地，我与爸爸开始了心灵上的交谈。而交谈的主题往往是过去，更多的是谈我的妈妈。当然，这种愉快的交谈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而且是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得高兴时，我们会同时笑起来。当然也有我们俩都很伤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是无言相视以表达我们心中对同一个人的思念。
       我记得，我到爸爸身边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爸爸的心情十分不好。我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他洗脚时，爸爸望着我，又想起了过去，又想起了妈妈。爸爸说：“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足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有脚上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也就不痛了。’‘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好了。”说着冲我笑了。
       我知道，爸爸的心情好了，爸爸该休息了，我端着盆走出房间。
       1954年，我正在读初中。一个周六，我回到家里，收到了舅妈的来信，她告诉我说：“妈妈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原来那天，收音机里播放爸爸的重要讲话录音。她听得发呆，舅妈说：主席的声音真洪亮。“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妈妈说。电台播了一遍又一遍；妈妈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她病倒了。
       舅妈不说我也明白，爸爸的声音对妈妈来讲，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妈妈会跟着这声音回到井冈山那难忘的战斗岁月；重踏长征那艰难征途；重回延安那似平静非平静的生活。妈妈的心太苦了！作为女儿，我可真不知道该怎落办才好。我恨不能马上悄到发妈妈的身边。我急了，找爸爸去，只有爸爸能帮助我。
       “妈妈病了。”我说着，把信交给了爸爸。爸爸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主一句话。看得出，此时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我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了。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明白，爸爸为妈妈的病而伤心。他一直在惦记着妈妈，眷念着他们之间那真挚的情感。
       我只好请假去上海看妈妈。因为妈妈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
       我是带着爸爸的信走的。爸爸在信土劝妈妈要注意身体；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要……
       爸爸对我讲：”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看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病的。”我点点头走了。我心里明白，爸爸比我更明白。我们都明白妈妈是为什么病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与爸爸一见面，我们就谈起妈妈的病情，讲妈妈的孤独，讲妈妈的寂寞、凄苦。有时候，我真想说爸爸几句，想责怪爸爸几声：爸爸当初就不该和妈妈分手；就不该和……但每每话到嘴边，总没有说出口。爸爸的神情已经告诉我一切，我不能再叫爸爸伤心了。
       庐山的相会
       人们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我爸爸曾与我的妈妈见过一面，那是在庐山预备会议召开之前。
       其实，这种见面，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们有过10年的共同生活，更何况他们足从生活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午代共同度过来的。
       庐山相会的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些说法是真实的，有些说法足编造的。人们这样说，我想可能是出自对我爸爸的崇敬与爱戴和对我妈妈的可怜与同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好意我理解，这种善必我领情。
       至于爸爸在这个肘候邀妈妈相会，是否想借此机会商讨我的婚事如何办理？我是不排除爸爸会有这种想法的，因为在此期间，爸爸曾让卫士长李银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
       我想爸爸可能要等征得妈妈的意见后，再为我办婚事。
       194g年，妈妈从苏联回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位老人未能相见。到1959年，已是整整10个年头，爸爸是否还想让妈妈回到他的身边?爸爸没有对我讲过。但从他们见面后看，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他很痛心。恐怕足相见不如不见。因为相见之后，反而使两位老人心里更痛苦，更凄凉。
       爸爸回到北京后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爸爸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我想再听听爸爸说些什么，但爸爸再没有往下说。
       爸爸见到了妈妈，妈妈也见到了爸爸。可结果呢?他们双方那心灵的伤痕又重新被撕裂开来，鲜红的血又汨汩而出，犹如在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所以，至今我仍认为，两位老人相见不如不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平平静静地过了那么多年，何苦又掀起情感的波澜呢?
       就在庐山相会后不久，有一天，爸爸把我叫到房里。他不说话，来来回回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我有点着急了。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爸爸心情沉重地开口了，“这次病得很重。你看怎么办?”
       我心里着急，恨不能马上赶到
       妈妈身边去。妈妈，妈妈生活得太苦，太苦啊!
       “怎么办?该怎么办?”爸爸似与我商量，又似在自言自语。
       “你先莫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爸爸说完又划火柴点起一支烟，一句话也不说地抽了起来。我知道，我该离开爸爸的房间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我的房里。心里很乱很乱。我一会儿收拾东西，准备随时离开家去看妈妈，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衣物放回原处。
       当晚，爸爸没有找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收拾好房间。就等着，等着，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了，爸爸还是没有找我。
       到第三天，爸爸仍没有叫我。中央办公厅却给我来了通知：专机已准备好，送我去南昌。
       我去看妈妈的心切，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日常用品，就要走了。细心的爸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你到南昌去，要好好照顾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爸爸对我说。我认真地点点头，表示都记住了。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渴，增加点营养。”爸爸又说，
       我又点点头。
       “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怎样。我怕你自己去了，遇到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请他帮忙。”
       到南昌，见到了妈妈，我吃惊了，我都有点认不出她来了。才几个月不见，妈妈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今的妈妈，形容枯槁，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
       我走上前去，慢慢地拉住她的手叫道：“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她理也不理我。
       妈妈不肯吃，不肯喝，不说不讲，是她的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这疙瘩一日解不开，她就不会去吃喝。
       妈妈这次生病，可能是由于庐山的那次相见引起的，是她的心里思念太切造成的。
       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妈妈和我回到祖国哈尔滨时，妈妈曾对他提出过这样两点要求：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现在，我只有想办法将她的思想从这些往事的记忆中引开，让妈妈多想想高兴的事。
       我就想法先使妈妈能吃点东西。以后，又帮妈妈洗漱，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由屋里转到屋外。我俩就天天这么走着，走着，看到什么，我就给妈妈介绍什么，妈妈听起来感到新鲜，对外界的事物渐渐感到了兴趣。这真是一大收获。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
       回到北京，我向爸爸讲了妈妈的病情和恢复的经过。爸爸仔细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最后，他语气沉重地说道：“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来承担吧。……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好由你来代替我照顾她了。”
       (萧宏摘自《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