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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有一个应该遭到批判的偏见：对现代社会的那些女画家、女诗人敬而远之。她们一般都不够漂亮，而且容易有以艺术家自居所表现的神经质。
       我心中根深蒂固的这种世俗偏见，导致了认识孔雀之后，两个人之间一系列的争执与冲突。她是有资格跟我据理力争的：她是个画油画的，她很漂亮，而且更重要的，她是个女权主义者——这使她对我的反击带有圣战的性质，她仿佛要代天下的女艺术家鸣不平。
       我和孔雀的第一次见面可谓硝烟弥漫。我去圆明园画家村参加一班朋友的聚会，邻座是一位头发染黄了一绺的先锋女孩，我壮着胆子问她芳名，她淡淡地回答：“孔雀。”她确实像孔雀一样骄傲。别人忙给我解释：“这是她的真名。她是个画油画的。”当时她正抽出一支绿摩尔，好几个男士不约而同地揿亮打火机伸向她面前，她正为该选择哪一只而犹豫呢。我看不惯了，老毛病又犯了，风言风语：“这不足龙风颠倒吗?女人倒像皇帝似的。”女孩的嘴也像刀子似的：“皇帝不急太监倒急了。你没学过吧，这叫绅士风度——该补补课了。”我只好讪讪地笑了：“绅士也不能跟个跟班似的。”
       后来我按捺不住又吐露了爱智慧女神莫如爱花瓶式女人的观点，孔雀则不罢休，摆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式(撸了撸袖门)：“都怪传统女人的美德把你们这些妄自尊大的男人宠坏了。稍微给你指正一下，你就受不了了。女人怎么啦?告诉你，女人不足第二性。”后来我才知道，“女人不足第二性”足孔雀的口头禅，她在不同场合告诉过无数个听众了。那天的聚会快变成大专辩论赛了，我和孔雀各执一词，一番舌战，我屈居下风，最后似乎是她放了我一马：“我下次会再约你的，你到时候可别高挂免战牌哟。”
       第二天早晨，孔雀的电话就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她要求我立马赶赴三里屯酒吧：“谁不去谁是胆小鬼。”我想床后又是擦皮鞋又是打领带的，估计这世界上还没有谁会如此幸福地去参加决斗的——和一位美丽而任性的女权主义者的决斗。她向我抛下了白手套——因为我污辱了她也置身其中的女艺术家集体的尊严。她回敬我一顶小丑的鸭舌帽——“旧社会的小男人”。我听着虽不怎么顺耳，为从大局考虑，也忍气吞声将就着戴了——只有站在她的对立面，她才会重视你。要想做她的情人，先得做她的敌人。我满脸堆笑地走进三里屯酒吧。
       孔雀正“杀气腾腾”地坐候在里面，频频看表。我轻手轻脚在她对面坐下：“嘿，你还真生气了？”那天我完全换了一套战略：一个劲地躲避她的锋芒，一个劲地向她求和(求和是求爱的初级阶段)，就差赔礼道歉了；我这种。姿态使她很纳闷；有找不到对手而孤掌难鸣的遗憾：“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变色龙似的，一夜之间怎么就换了副模样——是胆怯了吧?”我只好如实交待：“昨天我如不激怒你，你今天能约我出来吗?”孔雀终于摸清敌情了，低头呢喃一句：“上当了。”
       真应验了“不打不成交”的古话；一来一往，我和孔雀有了许多次的见面，每次都以她冲我斗嘴开始、我冲她赔笑告终。我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比甜言蜜语要多得多——幸好俩人都有不错的口才，能勉强打个平手。有时吵着吵着，孔雀突然会含情脉脉地用那双丹凤眼凝视我，颇像个淑女：“我问你呀，一个大男人主义者跟一个女权主义者谈恋爱，会有什么结果??我沉思良久：“不是我改变你，便是你改变我。”孔雀抓住了话柄：“既然这跟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的，干嘛要谈恋爱呢?”我死劲搜刮着理由：“我主要想看看，谁改变得了谁。”孔雀当即强调：“你不可改变我，不信就试试。”我知道她又中计了：“试就试吧。”心里想的是——只要你给我试的机会……
       孔雀最欣赏披伏娃，她也老想干出一番事业给我看看——“气气你！”她惟一的一次要求打破AA制十足在自己的几幅画被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收购之后，口口声声请我吃西餐，其实跟冲我示威游行似的。她手拿刀叉，得意地欣赏我受宠若惊的样子，“从此，该对女权主义者刮目相看了吧?”她谆谆教诲。我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做出痛改前非的洗心革面状，从此她便更有理由指使我在她的工作室鞍前马后地侍候着，然后眉开眼笑地表扬我：“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嘛。想通了吧?”她甚至安慰我：“好好干。别担心——我的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
       这么看来，跟女权主义者谈恋爱挺累的；如果你改造不了她的话，也只能自己改造自己了。但说实话，如果让我放弃这份累，或因怕累而放弃对一个优秀女子的爱一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在我内心的十字路口，已经为这个女权主义者打开了绿灯。她可以通行无阻了。一带着她的美貌也带着她的理论。我是一个战败了的理论家，却是一个胜利了的情人。
       (子衿摘自2000年12月1日《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