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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明廷雄
       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少年时，爸爸就极力劝阻我将来成为一名啤酒商。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当地的啤酒厂酿制啤酒，却差不多难以糊口，就像他父亲和祖父酿酒为生所遭遇的一样。他甚至不想让我靠近啤酒缸。
       所以我按照他的愿望行事；我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哈佛大学，并于1971年攻读研究生，得以同时学习法律和商务两个专业。
       在研究生院读二年级时，我突然有所感悟。我想，除了上学，我还从来做过什么事，却要去为今后的一生作出职业选择，由此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很荒唐。未来会过早地将我一网打尽，比我希望的要早得多。
       于是在我24岁那年，我决定中途退学。不用说，我的父母认为这是一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可我强烈地感到，你不可能等到65岁时才去做你一生中想做的事。你必须设法去找。
       我卷起铺盖，踏上旅程，到科罗拉多州的“走向野外”组织当了一名教员；这是一个野外教育项目。这份工作我做起来得心应手。由于要进行大量的爬山登岩训练，我四海为家，攀登个不停，从西雅图郊区的山崖到墨西哥地区的火山，都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我从不后悔花时间来“发现自己”。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二十几岁时用上5年时间来决定我们今后的有生之年到底想做什么，那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幸运得多。否则，我们只会作出别人替我们作出的选择，而不是自己把握命运。
       在“走向野外”组织干了3年半之后，我准备重返校园。我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到波士顿咨询集团谋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个智囊机构和商业顾问公司。然而，我在那儿仅仅工作了5年，便又并始满腹疑虑。我将来50岁时还会想做这份工作吗?
       我记起从前的某二天，爸爸在清理我们家的小阁楼时，曾偶然发现了写在已经发黄的纸片上的几种古老的酿制啤酒的祖传配方。他曾对我说：“如今的啤酒基本上都是水，上面漂浮着一些泡沫而已。”
       我也这么认为。如果你不喜欢喝大批量生产的美国啤酒，那么你就只好选择时常是已经跑了气的进口货。我想，美国人在花数目可观的钱，买到的却是劣质啤酒。为什么不就在美国本土为美国人酿制上乘的啤酒呢?
       我决定辞职，去做啤酒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爸爸时，我原指望他会高兴地搂住我，为酿酒传统的复活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可他却说：“吉姆，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没劲的消息！”
       最后，爸爸像当初坚决反对我一样，转而全力支持我：在我1984年开办波士顿啤酒公司时，他出资4万美元，成为我的新公司的第一位投资商。我则把自己的10万美元积蓄投了进去，另外还从朋友和亲戚那儿筹措了10万美元。我走出原先豪华的办公室，去做一个啤酒商、这个过程有点像爬山：兴奋、自由、恐慌。我所有的安全网络都已不复存在。
       啤酒酿出后，我还面临着一个撮大的难题：如何把它送到啤酒消费者的手中。批发商们不约而同地说：“你的啤酒太贵了；再说也没人听说过你有什么牌头。”于是我便琢磨，我必须创造出一个新的品牌：美国工艺啤酒。我需要一个高雅而且能够得到公认的名字，所以我就以那位
       曾经帮助发起过“波士顿倾茶事件”的酿酒商和爱国英雄塞缪尔·亚当斯的名字为我的啤酒取名，叫“塞缪尔’亚当斯”。
       我意识到，要把这个名字推销出去，惟一的办法就是直接将啤酒卖给捎费者。我换上自己最好的名牌西服，用公文皮包塞满啤酒和冰袋；便开始向各个酒吧出击。
       大多数的酒吧招待员以为我是国内收入署的工作人员。不过只要我一打开公文皮包，他们便留意起来。我跟我见到的第一位酒吧老板讲述我的故事——我是如何想到用我爸爸的祖传秘方开这间小小的酿酒厂的。他听了之后说：“小伙子，我喜欢你的故事，不过刚开始我还不相信你的啤酒会真的那么好。”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时刻。
       6个星期之后，在“了不起的美国啤酒节”上塞缪尔·亚当斯波士顿淡啤荣获美国啤酒最高奖。其余的事情就不说了，都已成为历史。当时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究竟是什么使然？——不过最后，我注定做了一名酿酒商。
       我给予所有年轻创业者的忠告非常简单：一生的时光很漫长，所以不要急于为将来作出决定。生活不会让你把什么都计划周全。
       (聂勇摘自《现代青年》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