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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淙　流
       今年年初，当我打开起居室的门时，门把手留在了我的手里。我去找锁匠，请他来我家修理门把手。那个锁匠长得胖胖的，没刮胡子，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着什么，他说第二天中午过来。我等着他，但他没有来。我又去找了他。
       “你不是说昨天来修我的门把手吗?”
       “我准备今天去那儿!”锁匠由衷地轻拍着我的肩向我保证。
       这是一种亲昵的表示，因为锁匠并不会拍谁的肩膀——只是对住在附近的人才会这样。我等了整整一下午，他都没来。我跟妻子一起去度了周末，星期一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锁匠那儿。
       “哦，你去哪儿了?”锁匠跟我打招呼。
       “我等了你一整天!”我谦恭地回答，因为锁匠盯着我，眼神里并没有太多的诚意。
       “我们第二天去你那儿了，按了半小时的门铃!”锁匠严厉地说。
       “我们度周末去了……”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锁匠冷漠地盯着我的脚，因为我正在紧张地踮着我的脚。
       “请你现在跟我一起走吧。一起走吧，这样就不会误会了。”我建议道，善交际地拍拍他的肩膀。
       “好吧。只是我得先到隔壁一个女士那儿停一下，然后我就去找你!”锁匠同意了，开始把工具装到他的黑袋子里。
       我从早上10点等到半夜——他没来。第二天他等着我，说话时很足生气：
       “那么，这一次你是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意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等了你14个小时！”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玩多米诺骨牌?”锁匠吼叫着，抬了抬眉毛，好像是同他的徒弟说话。
       “我不明白。”我真诚而温和地说。
       “我也不明白。我至少按了10次门铃，据说你是在等着我!”锁匠用怀疑的眼神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你在哪儿按的铃?”
       “在第三层你的门口。”
       “我住在一层。”
       “从什么时候开始?”
       “至少10年以前。”
       “你的名字是穆斯扎?”
       “不，我的名字是哈德切克，穆斯扎住在三层。”
       “圣母玛利亚，”锁匠咬着他的黄牙诅咒道，“那么我按错铃了！”
       “让我们约一下时间吧，”我绝望地建议，“今天1点钟来吧。”
       “不行明天1点吧。”锁匠结束了谈话，他再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意味着他已经原谅了我这次误解。
       第二天1点钟，我为他准备了咖啡和自制的梅子白兰地，咬着我的指甲，一直等到晚上10点。第二天我像头狂暴的疯狗似地跑去找锁匠，我在门上看到了一张便条——“立即回来”——我回来了7次，但是这张便条——“立即回来”—一依然留在那儿，无人触碰。又过了一天，它依然在同样的地方。第三天，我从隔壁的理发匠那儿了解到锁匠已经去海滨了。
       他鲜活而又健康地回来了，他那圆鼓鼓的肚子就像受过：了严格训练的年轻人那样充满弹性。
       “你曾烤过乌贼吗？”他在门口向我致意。
       “没有。”
       “那是带有神性的东西，但是只有当你用好红酒把它冲洗；干净时才能感觉到。”
       我怯怯地提醒他我的门把手的事，我怕谈论烤乌贼也许会弄糟他的宗教经验。
       “我们会立即去看。我正好要在路边那些人那儿停一下……有个恶棍堵住了他们的水管，那儿流了一晚上的水。”他指着一所房子——那些住房摇着他们的胳膊就像是一条沉船上的乘客那样。
       我承认，一个门把手与大洪水比较起来，毕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最迟半个小时以内；我到你那儿!”锁匠以一个男人的热心保证道——他的肚子里填满了海特产，现在他有足够的力量去满足人们的需要。
       我等了两天，在我已经决定去找另外一个锁匠时却在大街上撞着了他。
       “你的门把手修好了吗?”他心不在焉地问我，就像一个不知道把自己的雨伞忘到哪儿的教授。
       “还没有。”我不太友好地嘟囔道。
       “好了，那么你在家等我吧，10分钟以后我到那儿。”他热忱地拍拍我的肩，进了一家酒馆——那儿有一个小派对，愉快的人们向他招着手。
       我从窗口看他出来了。当酒馆关门时已是夜间了，他只打算穿过街道坐进他的车里。我祈祷上帝他不会去造访我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也许会花一晚上来修我的门把手的。
       两天以后，我低着头进了他的工作间，好像在教堂里那样，友好地请他解决我的门把手问题。
       “我一直有这些芝麻大的小事，”锁匠气势汹汹地说，随后又冷静地补充道，“除了你之外我不会为别人干的；一个门把手不费吹灰之力。”
       他答应星期四过来；我等了一—上午，但他没有来。
       那天晚上，我们请客人吃晚饭，我在全体客人面前感到很难为情：起居室的门——他们被款待的地方——没有门把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却很令人烦恼，即使在猪圈的门上。
       一位客人——工程师——在吃饭时注意到没有门把手，便提出要修一修。他拿了一截粗线，用一把锉刀锉着，不到10分钟，把手就在门上闪闪发光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们打开了一瓶进口的香槟——这瓶香槟我已经存了两年了——来庆祝。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锁匠来到了门口。他高贵而又自信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对我施恩的人。他带了他的黑色工具包，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大使要把一个装有协议的公文包递给一个国家的总统。
       —
       我向他解释：门把手已经被修好了。
       “听着，海德扎克先生(他又将我的名字弄错了)，”他生气地抱怨道，“我可没有时间!你求了我来，可是又把这个工作给了别人。”
       我无法向他解释。他朝我转过身，明显地被激怒了，他像一头熊那样嘟囔着，朝着墙吐唾沫。
       结局不错。他本该拿他的工具修理我的脑袋的。
       (王勇摘自2000年7月11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