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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这样评价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儿童的乐园，青年的战场，老人的坟墓。”进入硅谷之后，我更加深切地体验到，这个评价真是精辟至极。
       A
       硅谷是美国青年心驰神往的圣地，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而言，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淘金场。
       还在斯坦福攻读电子工程硕士期间，我就暗暗把硅谷作为自己走向未来的人生竞技场，所以，我在学校拼命地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拿到硕士证书之后，我义无反顾正式进入硅谷，成为一名打工仔。
       刚到硅谷时，我在一家公司编程序，老板把我的年薪定在5万美元。天啊，这个数抵得上国内一个普通员工30年的年薪了。我一下子找到了富翁的感觉。
       说来不怕别人笑话，我的富翁梦很快就破灭了。在理论上过多饶舌反而说不清楚，这里只算几笔大账，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富翁”是什么级别了。按年薪10万计算，上完税，只剩下6万，月收入也就5000来块。再看看每个月的花销：伙食800，房租600，网络电话水电各项杂费500，租车费500外加保险150汽油100共750，知识更新费300，服装费200，总共支出4150。轻轻一减，所剩无几，我年薪5万，充其量也不过是硅谷的一介贫民罢了。所以，我们这些寄人篱下的打工仔，都把硅谷称作“鬼谷”或“龟谷”，“鬼谷”者，魔鬼之谷也，“龟谷”者，打工仔生存的狭窄之谷也。在硅谷，身怀绝技的淘金者蜂拥而入，道路越来越挤，寸土寸金，一幢普通民宅少则四五十万美元。这个价格远远高出纽约的房价，随着房价的暴涨，一切消费都在急剧攀升。为了生存下去，人人都得拼命。由于租不起硅谷的房子，大多打工仔只能在数百望外的城市居住，每天，在通向硅谷的17号高速公路上，至少有六七万人长途奔波，从遥远的异地赶到硅谷上班。一开始，我就在这股长途跋涉的打工大军中，整天疲于奔命。
       正是凭借千千万万像我一样拼命的人，思科、英特尔、苹果等世界著名公司的办公大楼才能在硅谷拔地而起，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成批涌现。但是，财富只属于那些事业成功者，我们这些低收入的打工族苦苦挣扎在高消费的亿万富翁群中间，每周工作至少50小时以上，饱受工作上的高压和生活上的磨难，从精神到物质都无异于“侏儒”。
       硅谷的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平均18个月就要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这些人稍有懈怠，就要被淘汰。知识就是工作，知识就是财富，在硅谷无可争议。对于所有的科技员工来说，除了完成每天的工作，知识更新便是一门必修课。为了跟上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不得不废寝忘食，每天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在15小时左右。
       我在硅谷拼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将来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然后，我就可以和我的太太、儿子共享我的成果。
       B
       1999年的春天，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家新创办的网络公司聘请我为副总裁。
       一上任就忙得不可开交，家庭生活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守在岗位上，吃饭就在隔壁的休息室就餐。公司发给我一张折叠床，平时放在电脑桌的下面，累了困了，我就把床拉出来撑开躺一会儿，不分白天和黑夜，醒来以后继续工作。
       当时，我的太太在另一家公司当信息员，每周工作6天，每天回到家以后，只简单吃点儿东西，就得继续处理一大堆电子邮件，深更半夜常常被公司打来的电话惊醒。
       有一天，我正好有点儿空闲，临时决定替太太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我上班早出晚归，跟儿子难得见上一面，晚上我半夜三更才回家，他早已进入梦乡；天还未亮，儿子还没醒来，我已经出发了。我好不容易在一大堆孩子中间找到了儿子，儿子却不认我，傻乎乎地望着我，摆出一副躲避的架势。我们父子相见不相识的尴尬被老师发现了，带着疑问认真地检查了我的证件，当确信我不是冒名顶替之后，才允许我把儿子带走。
       那段时间，我们真是度日如年。为了保证我能在事业上更好地发挥，太太不得已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专门在家照顾儿子。我十分感激太太所做的牺牲，可是，不久，她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我每周工作近百个小时，如果不注意调节，就要影响家庭生活了。
       当时，公司正准备上市，我一连7周没休息一天，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正在公司加班，太太打来电话，说是儿子患了急病，叫我立即回家，送他去医院。我吓得不行，冲出公司，发动宝马，我一阵风似地往家赶。
       进门一看，儿子睡得甜甜的，根本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正想发火，太太却温情脉脉地附在我的耳边说，“亲爱的，你已经整整一个月……”真让我哭笑不得，她谎称儿子有病骗我来家，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细思量，可不是，我在公司忙得晕头转向，压根儿就没了这种欲望。实在是对不住妻子……10分钟之后，我已经驾驶着宝马返回在硅谷的高速公路上了。
       C
       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在硅谷，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硅谷也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流浪汉。
       1999年6月，风险资本家盯上了我们这家新创办的网络公司，主动注资900万美元，条件是增派一人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当时，在董事会成员中，只有我持反对意见，理由是，使用风险投资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自己的股份。在董事会上，我提醒大家注意：“假如现在我们投入1500万，一年以后升值为两个亿，为什么要出让那50％的股份?创业初期，越是由我们自己投资越好，今后赚回来的钱就更多。在这个时候要是用了别人的钱，公司将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幸的足，在表决时，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随着风险资本的注入，新董事也进来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我竟然被董事会除名了。后来我才知道，驱除我的关键性一票，就是由新董事投下的。我与这家公司一起成长，作为副总裁，当我失去自己职位的时候，我真的很痛苦，那种感觉与我失去儿子没有两样。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在硅谷经营企业，要想成功，你不可避免地要同风险资本打交道，他们会送你上天堂，也会打你入地狱，我平生第一次领教了风险资本家的心狠手辣。在硅谷，风险资本公司控制着大约300亿美元的资本，掌握这些资本的投资家每年都在抢夺一家家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把数以百计的公司创始人赶走，他们就像黑手党一样令企业家望而生畏。
       在硅谷，上帝与魔鬼同在。在每天诞生60个左右百万富翁的同时，也有成千上万人沦为流浪者，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硅谷的流浪者，学历之高在全美国都名列前茅。我亲身体验到一个高级主管沦为流浪汉的滋味，离开公司，我立即就成了2万多高学历流浪者大军中的一员，本来，我一年能挣15万美元，现在是分文没有。太太为我辞去了工职，一家人没有了固定收入，顿时陷入生存危机。
       我和太太重新踏上求职的艰辛之路，两个月下来，一无所获。于是，我们被迫从一套月租金1600美元的公寓中搬了出来，在一家教堂打地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之家。即使如此，我还足不想离开硅谷，因为这里提供的机会比任何地方都多。太太也不愿离开，她还戏言道。在硅谷，要能上能下，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
       好在硅谷的经济持续繁荣，1998年，平均年薪已达到9—58万美元。只要有知识，有技术，就能在硅谷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这里生活还是挺富刺激的。所幸的是，一个月以前，太太终于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软件店当销售员；我也暂时降低了身份，准备应聘一家网络公司的中层主管。
       “事业尚未成功，夫妻仍须努力”，当我把这个条幅写好贴在床头时，我和太太相视一笑。
       (施坤摘自2000年10月27日《特区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