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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经常幻想走在红地毯上的我，被绊倒在砂石路上，我爬起来，负痛而行，那一跤，把我可走的路跌了出来。我意识到，对就业的路来说，再长的红地毯都是短的，而再短的砂石路都很长。
       ——尤微的话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尤微就从她办公厅资深秘书的位置上跌了下来，扫入了“待岗分流”的行列。没有过错，没有先兆，50岁的厅长挨个儿找分流名单上的人面谈，安慰加勉励，说他们都是好同志：可是现在的办公厅冗员繁多，“不是4匹马拖一辆车，而是16匹马拖一辆车，马儿们走路都要打架了，所以有些马儿要去耕田，有些马儿要去练习跨障碍、奔跑。”厅长为自己的比喻得当露出了笑意，可这对尤微们的说服力依旧是苍白的，尤微大惑不解“为什么这匹必须从车上解下来的马是我？我29岁，既不缺经验又不缺拼劲，我的文凭够，态度也勤勉，我又不曾恃才傲物，同事都是我朋友，我又没犯错误。我是个好下属，为什么偏偏是我?”
       被迫问得没有办法，厅长温婉地点拨尤微：“你是厅里有名的一支笔，我知道，写小说、新闻通讯是你的强项，你分流后不愁没有地方要你，而你所在部的同事，他们就没有你这样的才情，他们若被分流了，就一条路也没有了。”厅长像个世伯一样充满悲悯地看着尤微。
       强笑着辞别了厅长出来，尤微怔在了夏日午后燠热的风里，她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在这么热烫的天里，眼泪是凉的——怎么?就因为我有才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强者出局”的意外结局，赋闲在家等“分流后分配”的两个月里，尤微像个现代祥林嫂一般，把她为何遭分流的故事说给不下40个朋友听，她说：“我就是要一个说法。这样的理由公平不公平?”
       有28位朋友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说，当然难以接受，可从领导的角度来考虑，当然是对的——同样要裁36个人，他要保证对所有人的冲击面最小。所以。除弱者出局外，还得安排一部分强者出局——这部分强者(包括你)真实的志趣，恐怕也不在替办公厅起草文件上吧。”
       末一句算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尤微开始反思自己在办公厅的8年秘书生涯，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她收获的，也许是普通女性无法企及的地位在政府机关供职，有公务员的身份，她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对人情世故应付自如，遇事懂得按规章办，绝不情绪化。但是，同时她也在日复一日的公文化写作中损失了自己的一部分灵性，她养成了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不大乐意费功夫去交不同阶层的朋友，她养成了严谨有余条理分明的思维方式，思维的独创性和活跃性在降低。最近，出版社的退稿就是明例，说她的小说视野不宽，语言缺乏“原生态”的冲击力……尤微扪心自问我真的需要办公厅秘书这一象征权力和优越感的职位吗?不，也许我是留恋它保障的严明和身份尊贵，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而分流造成的损失，不过是打碎了我的虚荣心罢了。
       这么一想，尤微拿到分流分配方案时，心里好过多了。她知道自己不会在办公厅下属的招待所里服务很久，因此这件朋友普遍认为很压抑的工作，她倒也干得津津有味。她在招待所里做服务员的领班，兼团体会务组组长，工作做得很碎，整个人却变得年轻而有生气。她的公务员身份并没有改变，因为还在办公厅所属的大院里，这最后的一道屏障让她觉得宽慰。她跟一名真正的领班一样穿描有金绣的旗袍，从最初的错愕中惊醒过来以后，她变得有心思开自己的玩笑“你瞧瞧，我也许是全中国最有风情、最像40年代明星的公务员了。”
       她迅速发现了新工作给她带来的自由感。招待所的业务分旺季和淡季，一般来说，春秋季是旅游、会务的旺季，气温一超过35摄氏度，招待所来客稀少，大家可以轮着歇假，尤微刚去报到，第一个月就碰上淡季的尾巴，轮休两周，这对喜欢写作的人来说，可真的是黄金般的时光，尤微趁机开了一个中篇小说的开头，又替晚报采写“百姓故事”数篇。
       此时，尤微在报社的朋友也晓得她分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占做一个服务员的头儿，纷纷对她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替她留心起报刊的近期招聘来了。秋意刚刚驱散了暑热，一个在晚报做专刊编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说，报纸要裂变出一张晨报，马上开张招募兵马，来的都是年轻人，我去看了，一定对你脾胃，如今读什么专业的人都有兴趣做记者，难道你一介中文系毕业的女作家做不了记者?
       尤微找了大学新闻系的专业书来恶补，又从老妈那里抱来一尺厚的作品剪贴来，打的去了初试地点，又进了80人的复试行列。然后人事处通知尤微去办录用手续时，慌张兴奋的尤微方一字一句读清了此次招聘的身份待遇“所有编辑记者都为招聘身份，关系贮存在人才交流中心，不进报社。常规做法是一年签一次合同，表现突出者经社长特批，可签5年或10年的长期合同……”下面的条款尤微再也没心情看，出乎意料地，她对人事处处长说，对不起，我还要回去与父母商量。人事处长张大了嘴巴。
       其实尤微没有回父母家，而是回到办公厅分给她的单间宿舍。尤微的心情至此峰回路转、“多云转薄阴”起来。她没有料到一份合乎心意的工作要她付出这些代价她从此不再是公务员了；在医疗改革正式开始之前，石病不再享受记账的便利，而是要自己先垫钱石，而后根据所购医疗保险的数额报销有限的一部分，她等不到那套基本确认分给她的接龙房了，如果要有个舒适的家，必须贷款买房，还有，她永远成不了单位正式职工了，她现在，干着与她气质秉赋相去甚远的活，她被秋风扫落叶一样分流出来了，但她的身份，却还是“正式职工”；一旦她接受报社的招聘，她就成了“招聘职工”，似乎是介于正式人员和临时人员中间的阶层，招聘启事上不是写明白了吗？“享受七成福利待遇，不参加末次分房。”她那颗未经风雨的高傲的心，承受得起吗？
       尤微把她的顾虑说给大学时期的导师听——她不敢把这样老土的顾虑说给同龄朋友听，朋友会像看一条新世纪的恐龙一样打量她，认为她的脑筋“搭错了线”，现在谁还留意一个人是不足公务员啊！但尤微直觉老师会理解她。1996年，老师被迫从系里辞职，去干“电脑个体”，那会儿老师也不过32岁，已经拥有的丧失掉，老师懂得其中切肤的犹疑。果然，老师说“走惯高速公路的车子上了砂石盘山路，你现在，是这个心情吧？当年我也很犹疑，是在原来的地方捱下去，哪怕没有成绩、没有尊严，也算保住我依赖惯了的社会地位，还是从头再来，到陌生领域里去飙一回车，我开列了一张长长的表格，对我得到的与失去的一一打分，我失去了惰性、身不由己的苦衷，失去了与嫉妒我的人去拼消耗的无奈，我得到了辛苦、操劳，也得到了心灵自由驰骋的场地……你石，我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呢?”
       一席话，尤微有醍醐灌顶之感，她从前的一系列患得患失，都是建立在“心情是物质的附丽”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时一般年轻人的看法，物质保障崩溃了，心灵便无从寄附；如果反过来想就对了，“物质同样是心情的附丽”，如果不愉快，赖在原地又有何刚？尤微恍悟自己已到了从头开始的并口，她不能错失良机了。
       (夏生伟摘自《时代青年》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