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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何亚威
       曾在世界职业网坛排名第一，20世纪最伟大的黑人网球选手阿·拉什(Arthur Ashe)，1983年因心脏手术输血而感染艾滋病，1993年2月去世。虽然早已无法在网坛上再现光芒，但拉什以运动员独有的智慧与能量，在人生的最后5年里，为美国职业网球协会、黑人自觉、艾滋病预防等议题努力奔走，期望在生命的战场上，将所有荣誉与成果贡献给妻女与国家。
       染上艾滋病对我是很沉重的打击，但并没有把我击倒。我从报道中知道很多感染上艾滋病的人都因绝望而企图自杀。
       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绝望是一种精神状态，我拒绝向它投降。因为我知道它们是怎么坐大、怎样蚕食着意志消沉的人。日常生活和世界级的运动竞赛其实很相像。运动场上的胜负关键往往在于能否控制会导致失分的心情，而个人亲身体验让我清楚地知道信心动摇的可怕。一旦它展开行动，就像几块掉落的小石头也可以引起雪崩一样，让人溃不成军。面对生死关头，我知道自己必须尽一切力量阻止致命的情绪开始“雪崩”。千万不能沮丧，一秒钟也不行。
       我可以自豪地说，染上艾滋病的消息不曾打击我，也不曾把我带入苦涩的回忆和沮丧中，连一时半刻也不曾有过。
       人可以把自己准备好，面对錄亡。我把死亡当做一个具有动作的事件，而不是静态的。生命终止的生理现象只是引导人到死亡过程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一步而已。在走向最后终点站的过渡时期，我们仍然能使生命活出最大的意义。
       除了家人以外，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感染疾病专家兼艾滋病专家莫瑞医生。
       他从一开始就很礼遇我，鼓励我阅读各种关于艾滋病的书籍、了解各种新疗法，还鼓励我毫不拘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的问题多得不得了，而他从来不厌烦。
       我相信每个人的健康都是5根重要的梁柱支撑起来的。第一是能顺利找到愿意治疗、愿意倾听、提供病患建议、态度专业的医师；第二是找到要用的药和疗程；第三是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第四是要有好起来的意志，愿意和他人合作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第五则有赖健康保险，因为没有人可以不举债而负担重病账单。我相信拿掉这5根梁柱的任何一根，人的健康架构就会开始倾圮。幸运的是我这5根柱子一应俱全。
       有些人自从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我却必须在科学的援助下为生命奋战。每个人都免不了上死，我也许会因为艾滋病的关系，比大多数人更早死，但我还是决定要打一场硬仗，就像在网球场上一样。
       没错，这场仗和以前的球赛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我的目的是不要输，而不是要赢，因为不输就是赢。敌人也不一样，它幽暗而神秘，在人类文明自以为几乎从此摆脱神秘的野兽时，它又出其不意地猛踹了文明一脚。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冷静而清明的思想与它对抗。我知道我一定要驾驭自己的想像力，不要给艾滋病增添原来没有的属性，面对艾滋病的威胁，我必须尽量果断，考虑周到。我告诉自己，即使它不断以死亡相逼，我绝对不能屈从于它、害怕它。
       1992年4月8日宣布自己罹患艾滋病以后，我一连生了好些天闷气。但等妻子简恩和我认为必须告诉女儿卡蜜拉时，我把怒气吞了下去。
       有一天晚上，我问卡蜜拉：“你有没有注意到家里最近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有，”她说。
       “哪里不一样?”
       “电话，”她说，视线仍然停留在电脑上，她正在玩我的电脑，“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爸爸要上电视，跟大家说我生病了。爸爸得了艾滋病。”
       “什么叫艾滋病?”她看着我问，“是不是像你得痢疾一样?你早上会觉得不舒服?那是不是艾滋病?”
       卡蜜拉的直觉让我和简恩很吃惊，她知道的比我们想像的多多了，她注意到了，也有联想，这是我们没想到的。5岁的卡蜜拉只能听懂我们所讲的一小部分，但我们要尽力让她懂得艾滋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希望当同学和其他孩子嘲弄她的时候，她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卡蜜拉，如果有人说你爸爸得了艾滋病，你会怎么说?”
       “我应该怎么说?”她问。
       “只要说‘我知道’就好。”我们希望这个简单的答案可以平息其他孩子的嘲弄。
       得知卡蜜拉所就读的学校里，高年级女生对我得病很困惑、沮丧后，我花一个半小时做了一次学校访问。我先到卡蜜拉班上看一看，然后在体育馆和一群较大的孩子见面。我尽力使她们了解艾滋病是她们生活中要面对的新势力，而且她们可以有所作为，遏止艾滋病毒的毁灭性力量。
       虽然我对“被迫现身”真的非常生气，但怒气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完全消退，或者说“几乎”完全消退了，因为我已经去面对人生的新阶段。自1988年9月起，艾滋病就是我生活中的现实，现在我要尽量平顺地把它融入自我认知内。
       现在世人对我的看法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我极力避免胡思乱想，但还是认为自己比以前更能察觉出别人在耳语和指指点点。大多数人对我都很好，只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多了一点以前没有的忧心、关心，甚至怜悯。我原先害怕很多人会因为我有艾滋病而疏远我，结果还好，没有。
       从某方面来说，我的公开声明使我解脱了。现在我不需要再想各种借口向不同的人解释为什么健康不佳，也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否认自己有病。现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谈论艾滋病的细节，我很感激自己能拥有这种自由。
       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我几乎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又成为公众人物。我觉得新闻报道要把我淹没了，演讲的邀约是以前的3倍，会议、晚餐、颁奖仪式之类也戏剧性地增加。世人第一次这样想知道我的事。我看了其中的两难，一方面，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带着我生病的故事在外面晚餐；另一方而，我等不及要告诉别人艾滋病的故事，因为这样大家就会了解它的危险、迷思和真相，我已经决定不会从世界撤退，也不会腼腆地逃避舞台的灯光。除非病入膏肓，像很多末期的艾滋病患者一样变得骨瘦如柴，油尽灯枯，否则我不会遁世。“你会知道时间太短，”我告诉一位记者，“你面对的都是非常状况，你必须加快脚步。”
       还有多少时间可活，我不知道，也没有医师能够告诉我。在知道自已得艾滋病的前两三年，我还会跟自己说，借着医学的帮助、强壮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我有可能战胜病魔，而且会是战胜艾滋病的第一人，不然也许可以苟延残喘好多年，那样也差不多等于战胜病魔。其实医学界认为我已经算很长寿的艾滋病患者了。
       当我愈来愈深入生命的新阶段时，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愈来愈意识到一种震颤，甚至是一种兴奋。没错，我会觉得疼痛，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但也因为自己正在有目的、活
       力无限地和疾病打仗，而感受到一种愉悦。我在球场上常吃败仗，但从来没有放弃过。知道自己正在输球，但是我现在打得很顺，我的头放得低低的，出手的时候眼睛紧瞪着球，不能有一点松懈。运动员的经验让我知道危急的时候，要用信心、权威和冷静来回应。
       当我把球场上学到的那一套用来对抗疾病的时候，太多看起来无望的挫败都奇异地有了转圜的余地，有时候甚至奇迹似地转危为安。我相信生命是一连串蓦然形成的阶段，也是一连串崭新的开始；为了这些开始，每个人随时都要做准备。
       除了那些健康状况欠佳的少数时日外，1992年夏天我过得相当愉快。
       这年夏天我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了，而且是在纽约“爱睡山谷”乡村俱乐部。那里可能是这段时间带给我最多喜悦的地方。我喜欢自己开四五分钟的车前往，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碧草如茵间追逐小白球，我的球技进步神速。
       我现在常常旅行，有时候一个星期要坐3次飞机，但很少离家超过一夜。我不能忍受和简恩、卡蜜拉分开太久。
       有一次，卡蜜拉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我们陪伴下，一个人到佛罗里达去了天，我们原本希望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但结果却是恨不得她早点回来。11月时，简恩带卡蜜拉去迪斯尼乐同玩，把我丢在家里(其实我一两天后就去和她们会合)。我想念她们，一定要再看到她们才快乐得起来。我喜欢早上帮卡蜜拉准备上学，晚上陪她入睡。我喜欢和她一起坐在地板上，看她画画、玩游戏，只和她谈谈天也好。
       我很高兴卡蜜拉喜欢我们全家出游，或是父女联袂外出。
       有一天晚上，简恩不太舒服，我带着卡蜜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精华”(Essence)颁奖典礼。卡蜜拉穿着长袖的碎花洋装，系着绿腰带。这是我宣布得艾滋病两天后的事。我让卡蜜拉坐在肩膀上，她居高临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进场了，当我们走向前排的座位时，全场都为我们起立鼓掌。后来有4个女儿的影星丹佐·华盛顿走下舞台，向卡蜜拉打招呼，卡密拉不好意思，竟偷偷坐到地板上。“宝贝，”扶她起来的时候我告诉她，“妈妈会很嫉妒你见到丹佐·华盛顿而她却在家里没来。”卡蜜拉成长，我也跟着成长；她活着，我也是。和她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她的青春活力，她有时候确实是我的负担，但我心甘情愿。1992年10月，我经历到生命中一次很普通的奇迹——卡蜜拉第一次为我读完一整本书，我几乎要流下眼泪。她给我太多要活下去的理由。
       几天以后，简恩、卡蜜拉和我，在我继母家度过一个幸福的周末，那个周末带我回到孩提时代和继母、兄弟强尼在一起的情景，很让我感动。我们躲过夏天的火气和艳阳，悠闲地在走廊上摇着摇椅抚今追昔；我也写了一些东两；卡蜜拉和她祖母的狗赛哥玩得很开心；我们也到父母的坟前吊唁。
       我有太多要感谢的，对一个罹患艾滋病，生命无时无刻都受到威胁的病患者来说，家通常是对抗焦虑和沮丧最重要的堡垒。我的家无时无刻不在做我的后盾。
       我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有尊严地而对死亡，我希望时辰到的时候我能坚强以对。
       我相信余曼博士说的，死亡只是生命诸多事件之一而已，“这些事没有一件能让生命枯竭或使生命终结。”我也相信“一个人发现生命的意义为何，不会因为他而对死亡，就需要有任何改变”。所以我会继续平静地活着，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我会尽量保持忙碌，以微不足道的努力继续奋斗，达成目标。
       我的信心一向都很坚定。我总是一上床就安然入睡，这到底是勇敢，还是拒绝认清事实?简恩认为我多数时间都在否定事实，但聪慧的她还是分得出否定有好有坏；如果我不理会胸口疼痛的征兆，不肯去看医生，就是坏的否定；好的否定是我拒绝沉溺在死亡的念头里，甚至不接受自己很快就会死于心脏病或艾滋病的想法，然而对我而言，这不是否定，只是承认病情而已。
       我是个有福之人。除了艾滋病和心脏病之外，我没有其他问题。我的继母健康良好；太太也很健康；女儿更是精力无限。我有一人把关心我的朋友，有医生护士支援；凡是钱能买到的东西我一样也不缺，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此外，我还有上帝的帮助。
       《我手中的线》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余曼写的祈祷诗，吟诵者说他手巾有很多根细长的线，来自四面八方，把我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每根线他都只握有一端，有的线是从生病、有烦恼的人来的，有的线和有理想、雄心勃勃的人连在一起，也有些线层层纠结，是吟诵者不了解，也解不开的，但有一根线与众不同。
       有一根线，一根奇异的线——是固守我的线；
       迷失的时候，拉它，就能找到方向。
       悲哀的时候，抓紧线，线头抖动，引我找到喜悦；
       当心灵流离失所，困顿混淆的时候，它变成发现生命新意的生命线。有一根线，一根奇异的线——是固守我的线；线的另一端，在上帝手中……
       (邱米摘自台湾《讲义》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