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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下班回家，必经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旁边的土城路。由于车多路堵，排队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甚至更长。两年多前的一天，在停车等灯时，一个眉清目秀、身穿褪色花衣、斜挎黑色小布包、左手抱着三四种报纸的小姑娘向我的车走来，用一种征询的目光注视着我。正在这时，突然下起了“泥雨”，只见黄泥雨落在她的头上，小姑娘迅速把所有的报纸揽在怀中，低下头遮挡雨水，并迅速穿过三个车道向路边跑去。从那时起，我对这个小姑娘有了一份牵挂，常常担忧来来往往的车撞了她，每天经过这里时，我都更加注意她的一举一动，看到了她心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今年冬天的一场雪覆盖了整个北京城，路上的积雪没有融化，雪花还在飘落。中午11点我经过此地时，看到小姑娘背靠在隔离带的铁栅栏上，身上那件绿色羽绒服已经被雪水打湿，冻得通红的小脸正在冒着热气，雪花落在睫毛上，化成水珠流至面颊。正在此时，我前面的一辆车由于避让右边的来车，向隔离带打了一把轮，顿时吓了我一身冷汗，只见那小女孩来不及转身，用后脚跟踩到铁栅栏上，一只手扶着隔离带，另一只手还紧紧抱着那一摞报纸。两年多我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但一直有跟她谈谈的愿望。她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卖报纸?今后打算干什么?但当我决定采访她时，这个小姑娘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依旧没有看到那瘦小的身影。此时，我开始担忧，莫非她受伤了?
       直到前几天，我经过这个路口时，眼前忽然一亮，那女孩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她正奔波在车流中向司机们兜售报纸。我们约好时间，这个叫赵玉霞的辽宁小姑娘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想读书，不想卖报纸
       我今年18岁，来北京快三年了。说起为什么到北京卖报纸，真是难受。我家有5门人，除了爸爸、妈妈、哥哥外，还有一个多病的奶奶。
       我是16岁不念书的，只读到初中二年级。那年，我们家背了2万多元的债，我每年上学要交1000多元钱。家里有14亩地，是我们全家活命的来源，种大豆和高梁，一斤大豆和高梁只卖7毛钱和5毛钱，加上还要买种子和化肥，一年下来，村里要交很多没有名目的钱，我们那儿的人也不懂法，人家要什么钱都得给，剩下的只够家里吃口饭。我爸爸没有办法只得到本溪煤矿上打工，挣点家里的零花钱。后来煤矿也不行了，家里的生活就见天感到困难了。
       1997年的暑假，我父亲对我说：“以后你就别上学了，家里已经供不起你读书了。”听了父亲这样说，我哭了。
       但是哭也没有用，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乡里只有一所中学，每天上学有40分钟的路程。我所在的初中二年级有4个班，我是我们班学习比较好的，没有下过前5名。在学校我最喜欢语文和英语。可以说，我的英语是我们班里最好的，每次考试都在90多分。(为了测试她的外语水平，我拿出小学五年级儿子的英语试题给她看，小姑娘的语音、语调很准确，生词也基本上都会。)英语老师每次到朝阳市出差都买英语课外书送给我。我一心希望自己考上大学，因为我们乡里已经有10多个大学生和中专生。
       当家里决定不让我上学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学校，我必须要跟老师告别。我们是9月2日开学，我是8月28日到学校的，因为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不读书了。
       我跟班主任说明了情况。我的英语老师专门到家来找我父亲，我一见到老师就委屈得哭了。老师对父亲说：“家庭条件再不好，也应该让这个孩子把书读完。”父亲当时不说话，老师走后，他很生气地骂我不懂事。
       我有一个同学在海城的一个针织厂打工，我父亲也让我到棉纺厂打工给家里挣钱。我一点都不想去，父亲非常生气地骂我，最后我还是去了。父亲送我上车时我哭得很厉害，心想：这一走，也许一辈子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我们的劳动保护特别差，没干多长时间我们就不干了，又回到老家。
       在家里时我了解到，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卖报纸，她介绍说老板管吃管住，一个月可以挣300元钱。我想，如果到北京卖报先挣点钱，然后再学点知识也不错。就这样，我决定来北京。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么多的车子中卖报，如果不来北京我一辈子恐怕都见不到这么多的汽车。
       初来乍到北京城
       1998年过完春节，我跟着我现在的老板离开家乡，在北京的街上开始卖报。
       北京看报的人真多，人们花块儿八毛买报纸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在我们那儿就要寻思寻思这些钱是买盐还是买洗衣粉。开始时我只卖《北京晨报》，那时这个地方只有两个人卖报，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人。开始卖报时，看到这么多车非常害怕，也不好意思走到车跟前，但是没多久我就适应了卖报的工作。
       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从6点开始卖报，一直卖到中午12点，那时路上的司机基本上都在吃饭，车很少。中午时，就坐在马路边的树阴下吃四毛钱一个的包子，在路边餐厅水管子里喝点凉水，但是也不经常去，怕人家不愿意。大多数时间是喝不上水的，有时渴得难受，就自己买矿泉水，来北京快三年了，最奢侈的一次是一天买了两瓶矿泉水。吃完饭以后接着卖报纸，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一天下来，我一个人最多可以卖200多份。为了多卖，我使劲往前跑着卖。我们卖得再多也没有奖励，但是我“发傻”。
       我卖报一个月可以挣到1000多元，但是我要把钱交给我们老板，因为我们也有分工，有人专门管取报，加上老板管我们吃住。我的工资已经从原来的300元涨到400元一个月。《环球时报》一个星期两期，我们要卖1000多份，星期一版的一份可以赚三毛多钱，星期四版的一份可以赚五毛钱；《北京青年报》一份可以赚两毛四；《北京晚报》赚一毛钱；《北京晨报》赚一毛五。
       每天在车流中卖报，汽油废气可难闻了，所以头晕是正常的。中午热的时候喝不上水，浑身没劲、头疼，就在树阴下歇一歇，然后站起来接着卖。有一次我生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天。
       除去头晕之外，在车流中卖报纸很危险，去年4月份我被车撞了。在车流中卖报纸，一般是红灯时进到车道中，等到绿灯亮时马上出来。那天，我在东面卖报，绿灯亮时我没有来得及出来，一辆黑色红旗车没有看见我，一下撞倒我，我摔在了左前轱辘边，司机猛地刹车，没有压着我，报纸撒了一地。这个司机没有骂我，还下了车说：“多危险呀!撞着了吗?”但由于是急刹车，后面的车差点撞上前面这辆，后面的司机下来张口就说：“干什么不好，非在这儿卖报纸，没撞死你小东西呀!”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就哭了，心里委屈极了。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北京人”
       在北京近三年的日子，
       心情天天都很低落，开心的时候很少。我没有最高兴的事，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就是1999年的冬天，我家里来信说我可以不给家里寄钱了，可以挣钱后在北京学点东西。父亲的话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那天，我和小伙伴出去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汉堡包。但是高兴之后，马上又灰心了：家里现在不用钱，并不是以后就不用了，2万多元的债还没还上。
       前不久你没见到我，因为我回家送钱去了，我奶奶生重病住了医院。奶奶得了脑血栓，家里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家送钱去。我下了火车就直奔乡医院，这是奶奶病倒的第三天。回家我才知道，我爸爸又借了1000块钱先把奶奶送到了医院。我带了2000元，奶奶看病花了1500元。后来奶奶的病好了，但是我不敢多花钱，每个月的工资我都攒起来，存三四个月一起寄给家里。
       三年来，我从未休息过一天，别人过节我们还要卖报纸，除了生病的三天。北京什么地方都没去过，什么商厦呀，就连动物园这么近都没去过。我特别想出去玩一天，想去长城和颐和园，但是没有时间。
       由于我们在机动车道卖报纸是违章的，所以每天卖报纸都是提心吊胆。我们一方面要看着车不出交通事故，另一方面要把报纸卖出去，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抓走。虽然我的警惕性很高，但我还是被抓着了。1999年“十一”之前，北京清理外地驻京入口，那时我已经办了暂住证，也有户籍证明，但是没有用。我给抓到联防队，要把我们送出北京。联防队的负责人看我小，加上我们老板也托了人情，最后我留了下来。
       北京人一般都比较文明。有一天特别热，一个小姐打开车窗送给我一瓶冰镇矿泉水，特别亲切地对我说：“姑娘给你一瓶水。”那时，我觉着北京人真好，让我特别感动。在冬天的时候，一个大姐看我冻得慌，就送我一件羽绒服。但是也有买报纸不给钱的人，假装掏钱，一直等到绿灯亮了开车就跑。有的时候我也被人骂，被骂后就在道边上哭，这种情况很少。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北京人，我经常看报纸上的职业介绍栏目，想在北京找个工作。
       “我的未来是个梦”
       由于我卖报纸，所以不太忙时特别爱看报纸。这几天正赶上高考，看到别人高考，心里非常难受(说到这里，赵玉霞已经难受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我才知道，我的那股心劲还在心中。《北京青年报》在头版登了高考递条的文章，我不理解：他们都有机会读书，也可以参加高考，条件这么好还作弊，真不应该。如果现在有机会让我读书，我还是愿意读书，可是现实太残酷了。
       在街上卖报纸，看到人家开奔驰车，买报纸时打开钱包，钱特别多。那时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多钱?看到这些，有时候特别激发我要好好干，心想，如果我有这么多钱，非把老家治理得好好的，让全村人喝上自来水，让像我奶奶一样的老人和孩子有病可以看得起病，让像我一样上不起学的孩子可以实现他们的心愿。
       但有的时候也很灰心：我连学业都没有完成，生着还真不如死的好。
       至于今后我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如果非要我说，就是我想上大学，然后当村长。我想上大学，用科学知识让我们的老家致富。别只种高梁和玉米，种点挣钱多的农作物。我一直想让我家乡富起来。我想当乡里的干部，带着乡亲们致富。现在说这些就像作“黄粱梦”一样。
       我打算再干几个月就不干了，我想找一个地方读点书，或者学电脑打字、会计什么的。但是人家告诉我，就是学完了也找不到工作。我现在很迷茫，也很灰心，也许我可能会像我父亲一样种一辈子地。
       (李一丹摘自《瞭望》2000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