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追求
重述神话的创作设想，会勾起当代读者强烈的崇高愿望。因为神话题材的远古庄重，区别于当下的私人写作、历史戏说、经典篡改和网络恶搞。文学表达不排除娱乐的消费功能，但是一个时代不能唯娱乐是尊。一个时代应能产生激动时代的作品。
重述神话提供了这种契机和满足崇高愿望的可能。尤其是重述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这种崇高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因为这种愿望还与中国汉民族缺乏民族史诗的心理隐痛紧密相连。有学者经过多年研究，通过中外“英雄与太阳”叙述的比较，复原出可能存在而又消失了的汉民族的史诗：羿作为汉民族太阳英雄的民族史诗（见《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叶舒宪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这种苦心经营的学术复原，修改了后羿射日神话中后羿与太阳的对立，体现出中国学者重建汉民族史诗的内在冲动。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也有人曾经从神话取得材料进行新的表达，像鲁迅的《补天》和《奔月》就是这个方面的尝试。
《后羿》的故事好读，如果回到重述神话的设想，《后羿》保持了所述神话故事的完整性与原初性，名副其实地切合“重述神话”的创作动机。小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后羿射日的壮观情景，以及嫦娥奔月的最终选择。这点相对于当下的历史戏说与经典删改，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当下需要的不是对中国传统和经典的“恶搞”与颠覆，而是应当从世界性的视野下创造性地解读中国的经典，而这种创造性建构的基础应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严肃态度。《后羿》尊重了中国的古代神话，但是重述不是照搬，而是富有想象性地叙写了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明显的要算改变了自古以来嫦娥“窃”药的情节，这个情节直到鲁迅的《奔月》仍然保持完整。在神话叙事中，嫦娥窃药是为了长生不死，在鲁迅的《奔月》中，是为了追求比大地上美好的生活。不管怎样，嫦娥独吞灵药的自私非常突出，而《后羿》的结尾却是嫦娥在后羿“根本不在乎她”的绝情背叛之下，无奈痛苦地吞下灵药，离开了后羿，离开了大地与人世，独自去苍茫冰冷的世界承担孤独与寂寞。嫦娥主动快乐的奔月成了被动悲情的奔月，就叙事的逻辑来看，这样的结尾毫无僵硬之感。
《后羿》设置了后羿与嫦娥从名义上的母子向真实的夫妻的转化，以嫦娥的受难带出后羿的出世。作品在元初远古的人类图景上，塑造了后羿成长的一系列的奇异故事：从坚硬的葫芦里诞生，被阉后送到孩子学校疯狂生长，神射的日常化展示，与长狄三箭对决拯救了有戎国的壮举，后羿在梦中接受西王母的云雨之法，继而在与嫦娥的交媾中获得力量，完成射落九日的惊天动地神话；此后在嫦娥的运作下，后羿成为有戎国的国君，位居权力的中心。后羿征战、猎杀怪物，沉溺于酒色之中，被玄妻迷惑之后，几乎忘记了嫦娥，嫦娥在后羿的绝情之下离去，后羿最后惨死在逢蒙与玄妻的桃棒之下，就此完成了后羿从神到人以及最终作为人的悲剧和嫦娥奔月的悲剧。
然而，这样一个好读的故事，并不能从重述神话的人类学意义上让人满足。如果把后羿与日对立着看，后羿射日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具有同等的人类学意义。后羿射日的具体过程，小说完成得相当出色，但从整部作品来看，射日只是小说的一个阶段。《后羿》附录的“关键词”中认为嫦娥被爱放逐咀嚼痛苦是故事的“支点”之一，而在后羿与嫦娥爱情背后纠缠的是后羿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性。在上卷《射日》中，射日、爱情与性三重主题在后羿与嫦娥之间结合得水乳交融，然而在下卷《奔月》中，后羿与嫦娥、末嬉、玄妻三个女性之间，剩下的只有活跃的性，爱情之火已经熄灭。《后羿》虽然很想把嫦娥作为重点刻画，但是嫦娥这个形象却因而没有真正具有艺术上的感人力量。因此，我认为小说处理后羿最后在酒色之中惨死的结局尽管也是取材于史料，但多少遁入了历史的平庸化叙述。后羿似乎只是被动地成为性力量的释放机器，爱情与性的处理断裂了，后羿作为神也好，作为人也好，那种主体性的意志彻底沦没，其目的好像就仅仅是为了达到让后羿沉溺酒色之中来完成悲剧。
重述神话的难度在于塑造远古生活的图景时寄托现代人的思考。苏格拉底说：“我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重述神话的目的在于思考当代人的处境。现代作家中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都运用神话故事深思现代人的困境。中国的现代文学中缺少这个方面的力作，鲁迅的《补天》和《奔月》，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和《龙朱》，也许因为篇幅短小，都还缺乏深度。《后羿》作为长篇的创制，却在可能的入口处停步了。比如后羿与嫦娥的故事中，嫦娥偷走灵药是重要的细节，因为这个细节凝聚着神话中对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阿姆斯特朗说：“神话思维和仪式支撑着人类面对死亡和虚无。这样，当它们真正来临时，人类不致因毫无准备而惊惶失措。如果抽掉了这个支柱，人们将难以逃避内心的绝望。”（《神话简史》，〔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著，胡亚豳译，重庆出版社二○○五年版）《后羿》抽掉后羿对死亡的畏惧，是在后羿由神到人的转化中完成的，作为人的后羿彻底抛弃了对于死亡的畏惧，从而也失去了切入当代人处境的入口之一。
因此，那种崇高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激动时代的东西没有被呈现。
语言困境
《后羿》语言上的困境在于，创作上至少面临着三重语言的遮蔽。第一重遮蔽是对后羿和嫦娥的叙述散落在大量的古代语言资料中，《天问》、《庄子》、《
山海经》、《
淮南子》等书中都有记载，而后人根据这些材料的想象虚构就更多了。这些语言资料显示，后羿的每一个生活阶段都有多种可能，有多种叙述的版本。后羿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多种选择，而小说作者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并做想象与虚构。比如后羿的身份，《天问》中记载是“帝降夷羿”，那么羿就是神了，《淮南子·汜论篇》记载射杀河伯、风伯和九婴等祸害的羿是尧时的羿，不是有戎国的君主后羿。比如后羿的妻子，《天问》中提到的有雒嫔，即洛神宓妃。《
淮南子》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因此，庞杂的语言材料显示中国古代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并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完整和有秩序。选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弗兰茨·博厄斯说：“好像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再被打碎，以便从碎片中建立起新世界。”中国神话的散落状态与其说不需要再打碎，还不如说更加显示了语言的遮蔽。
如何选择这些语言材料，就涉及到语言的第二重遮蔽：语言与神话之间的关系。神话充满了语言的种种玄妙，语言展示了神话的多种可能。如果按照卡西尔的观点，语言和神话有同源关系，语言与神话表现出同一种理智领悟方式，与逻辑思维的形式背道而驰。语词成为一种首要的力量，所有的言语结构同时也是作为赋有神话力量的神话实体而出现。（《语言和神话》，卡西尔著，于晓译，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44页）这样就凸现出后人理解神话的方式，可能就是理解神话语言的方式。就中国语境中的后羿射日神话来说，首先就是对于“羿”这个字的理解。《天问》虽然是最早提到羿射日的故事，但是没有对羿做出解释，相反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议论中有所涉及：《
墨子》：“古者羿作弓。”《
吕氏春秋》：“夷羿作弓。”“羿”就是箭的意思，命名与功能同一，这正是神话的思维，也是最初语词诞生的方式。尽管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解决神话所特有的问题，就不能把神话当做语言来研究。神话只是人类言语的一部分（《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著，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他是从结构的角度探讨神话的，但是相对于语言来说，结构更抽象而不可捉摸。因此我宁愿从卡西尔指出的语言与神话同源的角度来看待神话。卡西尔说：“在神话思维中，甚至一个人的自我，即他的自身和人格，也是与其名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这里，名称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名称的负载者个人属性的一部分。”（《语言和神话》，73页）与后羿和嫦娥等有关的一系列人名如：逢蒙、夔、眩妻、女丑、嫦娥（原名娥）等显示词语的意思与人物的性格和能力相关。《后羿》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仍然不够。因此，重述神话的准备之一就需要对神话做一番语言的考察，以理解汉字的方式来进入中国神话的语境。
《后羿》面临的第三重语言遮蔽就是我们当下使用的汉语，已经远远不同于神话诞生时的汉语，用现代汉语去理解神话语言就有了难度。用现代汉语去叙写神话的可能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认为在重述神话中是核心的问题。重述神话只可能、并且也必须用现代汉语。但是作为重述神话的叙事者来说，必须对使用的现代汉语有自觉的警惕。
从晚清林纾和严复翻译外国著作开始，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交锋就开始变得异常激烈， 抛开中国开通民智寻求富强道路的因素对于汉语的影响不论，仅仅就文学中汉语的发展看，西方语言对文学汉语也造成了巨大影响。从“五四”文学开始到现在，如果按照文学汉语的发展看，在小说领域存在着两大潮流：欧化的潮流和汉化的潮流。汉化的潮流一派是：从鲁迅开始，尽管鲁迅激烈反对文言，顽强地主张“硬译”，他的语言也有欧化的因素，但是从整体看，他的语言是以汉语白话为本位，熔炼古代文言（或者说鲁迅无法摆脱的文言）和欧化因子而成的文字。接下来是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阿城，这个系列的特色是把汉语的诗性发挥到极致。欧化的潮流是从“五四”时候的郁达夫开始，郁达夫的小说语言在铸造抒情词语的同时也更多吸收了欧化的因子，接下来的是茅盾、巴金、路翎、王蒙、张贤亮、莫言等作家，他们笔下的汉语尽量吸收西方语言的营养，把汉语改造到极致。另外还有一个系列值得提及的是翻译小说，尤其是西方的名著，任洪渊在《重新发现汉语》中说：“如果没有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傅雷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戈宝权的普希金及巴金、萧珊夫妇的屠格涅夫，肯定没有我的汉语写作。”可是对于当下的文学汉语，已经受到了很多作家和学者的质疑。郜元宝清理汉语的工具性、洪治纲探测汉语的污染源、韩少功孜孜不倦地寻找汉语的最本真的表现方式，都显示出对当下汉语的不满。任洪渊更是从比较的角度说得发人深省：“为什么是庞德的英语发现了汉语的‘意象’，是艾森斯坦的俄语发现了汉语的‘蒙太奇’，是布莱希特的德语发现了汉语的‘间离’，是阿波利奈尔的法语发现了汉语的‘回文’与‘图像’……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汉语本身有着潜在的艺术性，而中国人缺少发现的眼光。
从晚清开始，因为人们的体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现个体的体验，这是文学汉语不得不变的内在冲动。我们还是回到重述神话的创作该如何使用现代汉语的问题上来。因为前面两个层次的语言遮蔽说到底都是在幕后完成的，那是读者看不见的，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重述神话的使用语言，这不仅是作者重述神话的方式，也是作者思考神话的方式，同时也是读者从当下进入所述神话的方式。这对《后羿》的叙述是一个绝对严峻的挑战。
语言搏击
《后羿》的叙事明显地意识到了语言的边界问题。嫦娥被吴刚带回家后，称为“七氏”，她听不懂，因为这是有戎国的语言，不是她的母语；末嬉、嫦娥、后羿在后羿初次射箭时对话用的是他们自己部落的语言，而不是有戎国的语言。最显著的是造父他们在给羿拟封号的时候，对“帝”、“皇”、“后”三个字进行了语言学的解释：“帝”像花，“皇”像灯，“后”像一个人说话。这是从字形来解说汉字的意义，回到创造汉字的方式之中。“帝”像花，“皇”像灯，可能是更多小说家的想象，而缺少语言学的解释。但是“后”像一个人说话，却是有根有据的。《说文解字》：“后，继体君也，像人之形，从口。”《尔雅·释诂》：“后，君也。”段玉裁注：“后像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这样的阐释是想把“后羿”的名字与他的身份统一起来，回到汉字的源头，后羿即君羿，表明羿是君主，这在中国古代的神话叙事中有一个人物系列：后羿、后稷、后夔等等。
《后羿》试图通过人物的设置构造一个中国先民的生活图景，《后羿》中出现的人物都在古书中出现过：力牧是黄帝的丞相，造父是古代著名的车夫；末嬉是有施国嫁给夏桀的女子，长狄是中国北方五狄之一，这些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了《后羿》的叙事中。玄妻在《左传》中是有仍氏的女儿，因为“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玄妻就是头发黑美的女子，玄妻被乐正国的后夔娶得，生儿子伯封。《后羿》基本上沿用了《左传》的材料，其实与玄妻同音的还有“眩妻”。出自《天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寒浞是后羿的相，娶纯狐氏的女儿为妻，“眩妻”是眩惑妻子的意思，寒浞与妻子一起谋杀了后羿。但是在汉词的“眩妻”，可以是被动态的，即迷惑妻子，也可以是主动态的，即能迷惑他人的妻子。《后羿》舍弃了《天问》的说法，《天问》中寒浞与妻子谋杀后羿的情节，在《后羿》中演变成逢蒙与玄妻的谋杀。
应该看到的是，《后羿》叙事的语言意识缺少了生长和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吴刚给葫芦里蹦出的小孩取名“羿”时，《后羿》的叙事是毫无知觉地带过去的。正如上文指出的，神的名称就是神的本性，人的名称就是人的能力。“正是名称首先使人成其为个体的。见不到语言的这种区别性的地方，也就是此人的人格轮廓消没之处。”（《语言和神话》，74页）《后羿》叙事对许多古老人物的名字熟视无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新奇感。
小说也试图给人物语言赋予一种“神话色彩”，比如写后羿第一次说话：是在决定把他送到孩子学校去的时候，他对吴刚喊“爹”；第二次是有人说到女人时，他说了一句：“什么叫喜欢女人？”但叙事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因为缺乏对神话以及古代汉语的有意识的思考，作品在叙述中当语言灵光乍现的时候就熄灭了，这就使得重述神话无法深入到汉民族的原初性中，因为这种原初性在叙事的层次是通过故事（神话）彰显，而在意义的层次只能通过汉语词语来彰显。这是重述神话如果要回到汉民族的原初性思考必经的道路。《后羿》如果意图在当下的文学中表达我们时代需要的精神东西，从语言学的语词理解神话以建构重述神话的价值观念，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应该说，讲好一个故事并非重述神话的全部动机，好故事还应该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愿望。
缺乏对神话语言的思考反映到《后羿》本身的叙述语言，就表现为一种概念化倾向。概念化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用抽象性词语来叙事。如“进攻的一方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部落的女人进行着殊死和有效的抵抗，她们把防守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正面的山门方向”。加着重号的词语属于抽象性的词语，一般用在论说文体中，用在神话叙事中，特别别扭。
第二种概念化的方式是运用滥调的成语或者四字词语：如“有戎国的男人通过连绵不断的征战，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好处，他们因此变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穷兵黩武。”三个加着重号的词语，大大削减了叙事的力量，即使改成“有戎国的男人连年征战，获得了巨大好处，他们变得越来越好战”。也要比原句简洁有力。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中就有一条是“不用滥调套语”，提倡自铸新词来表现真实的情感，因为滥调套语会扼杀情感和形象的表现。
概念化的第三种表现是解释性和说明性的段落比比皆是，代替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具体展开过程和叙事的具体过程。小说中并不是不能有解释性和说明性的段落，但是叙事者的声音过于强大，掩盖人物的声音，会减弱叙事的魅力，让意义浸润的具象图景，一一化为一览无余的说教。比如：
长狄磨磨蹭蹭地将第三箭射了出去，他知道这一箭不同寻常，必须置羿于死地。但是长狄心里也明白，这一箭很可能不会奏效，因为羿既然可以轻易地射落前面的两支箭，就同样可以击落第三支箭。在第三箭刚放出去的那一瞬间，颇有心计的长狄已想好了下一步的招数。他注意到羿只有三支箭，一旦用完了这第三支箭，就会毫无招架之力。长狄将第三箭刚射出去，第四支箭便已架在了弦上。那边羿也射出了最后一箭，双方第三支箭再一次在空中相撞，再次跌落到路边。就在这个时候，长狄的第四支箭呼啸着射了出去，直扑羿的面门。羿显然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下意识地去找箭，可是情急之中哪里能找到。长狄的箭说到就到了，只见羿的嘴一张，那箭直奔他的喉咙。
在两军阵前，有戎国的神射手布败于长狄手下，整个国家的命运悬于一丝，这时羿跑出来要与长狄比射，这一情节的设想很富有创造性，改变了后羿神话中后羿与逢蒙比射仅仅在于师徒之间的个人恩怨，成为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叙事的解释性语句在上述段落中，不仅使得整段的叙述有些乱，而且让长狄的动态活跃的心理流程，彻底变为叙事的阐释。
“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从内涵上讲是神话，这神话凝聚成语言，在今天读来还是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灵的想象与丰富。从《后羿》的附录《一个老掉牙的故事》的精彩叙述来看，《后羿》本应该是完全能够满足读者的崇高愿望的。
（《后羿》，叶兆言著，重庆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