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或者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习惯了优先接受既有文学史必定要排列出来的一些权威作家，他们的作品与文学活动被认为是“伟大的”，起码也是“重要的”，“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没有太大争议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典律。如果有一部文学史列出韩邦庆、李伯元、李涵秋、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向恺然、程小青、张恨水、还珠楼主、秦瘦鸥一系列作家的作品，用他们去和上述另一系列抗衡，它必定是一个“另类”，如果“不幸”地让这样的文学史成为“另类典律”，倒是值得让学界人脑筋为之一振/痛的。我们刚刚有可能与这样的著作打个照面，它就是范伯群教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通俗”大众的文学与“精英”文学历来不被置于同一视域中。即使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提倡“重写文学史”，以一群通俗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史也是出乎意料的；即使是态度开明的文学史，容许通俗小说“聊备一格”地占据有限的章节，也仍然是把它们置于边缘，绝对不可能让其占据主流。范伯群教授的工作是将边缘上的人们作为主体来呈现，一本近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告诉人们：边缘上人满并且足以和主流相当。凭什么让这些人的那些作品入“史”？合法性在哪里？它如何与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对话，回应已成为“典律”的研究法则与格局？如果承认了这样的文学史的合法性，甚至赋予它一个与权威相当的地位，将会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何种影响？
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一本文学/文化生态史，不同于既有的现代文学史的以“观念”统帅作家创作的格局；它又是一本通过文人生产进入文化市场与读者互动的历史，没有了既有现代文学史的现代革命的历史面向。前者呈现了更完整的历史生态，后者则是以一种文人/市场的文化偏至替代、弥补革命意识形态的偏至。这二者的结合给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文化研究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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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降的理想治史方式是秉笔直书，“直”陈历史生态也应该是一种，但是我们所见的文学史，绝大多数都是观念的产物。秉承着各式意识形态观念，治史者可以笔下超生，也可以下笔草菅人命。治文学史者为凸现一种文学意识，就得让一批文人和曾经有过强盛生命力的作品销声匿迹。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被部分人诊断为死亡，在文学史中注销了身份。范教授要起死回生，要恢复、正视历史生态，他心目中的现代文学“良史”是精英与通俗文学的“两翼齐飞”。他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刚刚亮出了一个丰满的翅膀，他心目中的另一个翅膀是既有的文学史、还是另外什么模样，翅膀与躯体（它又是什么？）之间如何设计，还不容易想象。
范教授的文学史纲目设计中见不到“思潮、运动”的字样，取而代之的是通俗文学报章刊物的一潮又一波，在波澜激荡中活跃着一群又一群的写通俗小说和其他通俗文类的文人，呈现着一批又一批的通俗文学作品。在难以计数的小报与刊物中寻找代表，以其为时间标识，这样的历史时段的安排举重若轻，但是其间还有斟酌思考的空间。通俗文学作品历来受訾议者主要在“意识”，与既往历史书写中的主流之间的最大的舛错也在“意识形态”的认同，通俗作家中的大多数也在力求“改良”（但不能否认有人改而“不良”）。对现代文学精英与通俗的区分，范教授择其大而别之，称：“借鉴革新”与“继承改良”。我看前者擅“兴风作浪”，后者善“随波逐流”。对随波逐流的通俗小说家的历史安排，借刊物的兴灭起落来标识，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难以审慎区分、明示各阶段作家之间的良莠不齐，正如观念变革难以统率所有作家的活动一样，有一利必有一弊，文学史不好写、不易写，在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正是一样的。
报章刊物的时段标识之外，如何处理文学史中的“人”与“作品”的论衡、“史”的脉络与作品的赏鉴、文人群落与小说类型，是颇费周章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通俗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作家流品溷杂，其占最大比例的通俗小说内部的类型边界就不很清楚。文学史不是录鬼簿，必须考虑择录标准与典范性。范教授历经二十五年的研究，大量资料的收集编撰，领导一个群体进行数十位通俗作家的《评传》研究，先期《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群体切块分割、总成，退休后近五年又全身心浸润在各大图书馆的通俗文学珍藏中（其时，范教授常常言必宣称要“凭史料说话”），才有今天的水到渠成。如果把这部文学史比作一幅水墨巨轴，范教授心中的山水布局、草木屋舍、线条墨色、款识安排早已成竹在胸。仅说通俗文学社团青社和星社成员，其于第三波期刊《新声》、《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紫罗兰》、《小说世界》的主编、主撰职责，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重要作品的关系就纷纭纠缠，范教授的叙述舒徐卓荦、落落大方而又井井有条。这样的历史叙述，决非一蹴而就。
其历史脉络的显幽曲直既显示着古今、现代性的贯通豁达，又谨小慎微。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确立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地位，其中包含的“晚清”与“五四”的先期与承续的现代性命题；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与“五四”小说的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之间的关联，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讨论之间的相互呼应，都是文学史“重写”的着力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一波”、“第二波”与“通俗期刊第三波高潮”之间的连贯与嬗变，线索自然明显，但是叙述嬗变的审慎更为重要；其“二十年代狭邪小说‘人情’、‘人道’化的新路”，更是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明代以降人情小说、言情小说的路向上前行拓展。从通俗小说受外来观念影响的“改良”到“张爱玲小说的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十九章一节），范教授既将一部文学史做得“改良渐进”、一气贯串，又注意着通俗小说的现代性的呈现方式。二十年代社会小说作家群“为都市传真留影”（十二章），侦探小说的中国化则“吹来一股‘科学’、‘人权’的新风”，通俗文学的指归也在“现代”。我应该没有说错，范教授的“两翼齐飞”论也内蕴着一个“殊途同归”的判断呢！
以文学史的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范伯群教授也处处显示其识见不凡。“都市乡土小说”的定义命名、概念内涵的揭示，其与鲁迅、周作人、茅盾对乡土文学的发明之间的一致与丰富、拓殖，显示了论者在“雅俗”两端都下过真功夫。而“黑幕”与“黑幕小说”的辨异，“黑幕”与“问题小说”的相关的处理上，处处见出叙述讨论的科学态度与求真精神，更甚者是与美国同时期文学“揭黑”的平行比较，简直是一篇比较文论，在击节叹赏之余，不由地要问：“史”中可否容纳这么大的“论”的空间？难说这是否用力太过，但总是难免不落痕迹。若论痕迹著明者，要数“‘立雪’宗将门下的白羽之武侠小说”（十七章一节），范教授着力强调宫白羽谒求鲁迅，除了强调通俗小说家宫白羽真正有所师承而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雅俗之间也！当新文学已经成为传统的时候，通俗小说家也在精英文学传统内汲取营养。强调宫白羽这一事实，只为出示证据给鄙薄“俗”文学者，不好随便说话！
这部文学史不以人名章，或者说没有专章作家，专节叙述的作家也只是以特色为标志。叙述的作家不代表观念符号而是行动着的活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平凡的文人，但却面目各别。文学史中很久难得见到活人了，文学史中写出一批活人来不是一桩容易事！除了告诫自己不把人写成观念符码以外，归因如下：第一，叙述者是性情中人，所以注重作家的性情，即使那些有烟霞癖的、出入平康的作家，也不为之讳，他们本来就不是“伟大的”；第二，现代历史的写法注重分期，但是范教授也注重中国的“史传传统”，所以“史”中有“传”，毕倚虹、何海鸣、向恺然、姚民哀作为传主，都能在纸上活起来；第三，范教授长期生活在苏州，苏州曾经是通俗小说家生活的大本营，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与他隔着一代以上的，他与许多作家的第二代都有过联系；第四，范教授对“文字劳工”的劳动有一种尊重，自身经历使他对被意识形态贬斥的人有一种惺惺相惜，不愿意让活人为意识形态符号框范。这批文人，从科举不得意的、由科场中抽身而退的，到秉承新旧文艺双重传统的，他们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经历是中国一个特殊人群的生命历程，范教授给予他们同情之理解。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史也不应是无情物，文学的生态本应包括文人的情感活动，这是一本有“情”的文学史。范教授的学术生涯差不多一半付与了通俗文学，学术对象与学术生命联系如此之紧密，焉得无情！
这批文人是生活在文化市场上的，写出文化市场与作家的互动关系的历史，应该说是范教授先拔头筹。文化市场上鬻文为生的文人，阅读消费的读者，经营、编辑刊物者构成的文化生物链条使这部文学史运行得生机盎然。文人如何由报人而成为职业作家，阅读消费的趣味及时尚如何被培养起来，读者对作家的要求，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与典型的范式，对上述种种的叙述，没有一部文学史能够如此主动自觉。这部文学史中有两个突出的人物值得多说两句：一个是书业出版的经营者沈知芳，一个是编辑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周瘦鹃。没有沈知芳，第三波通俗期刊的繁荣就缺少了标志性人物。因为他而拉住了严独鹤、赵苕狂等编辑家，世界书局和《红杂志》、《红玫瑰》等才会形成通俗阅读的时尚；因为他而挖出了台柱人物平江不肖生，拉来了北方的张恨水，一个奠定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基石，一个把社会言情小说推向了峰巅，小说家自身也红透了中国的南北世界。周瘦鹃的翻译因鲁迅的赏识而受奖，他编辑的《紫罗兰》杂志推出了“一鹃”系列的小说作家作品，更在后来为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发挥了作用。周瘦鹃自己的文人情调，风雅趣味更是一个特例。刊物的编者、作者、读者使这部文学史得以三足鼎立。
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承认，一度被我们认为是“典律”的现代文学史的权威性早已动摇，我们一时又找不出堪称典律的新论述。山穷水尽中不期而遇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它的论述对象、编撰方式、历史脉络等等，无一不显得另类，其间有许多成分却又是真正的历史论述，它的“另类典律”的身份恰恰构成对原以为是典律的文学史的争议性的回应。中国近五十多年的人文研究中的典律真是太少了，“另类典律”的生成也许正是促生典律的前奏。我们在一个无从产生大师的时代里呼吁大师，倒不如在争议中呼唤典律。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的有文学/文化自觉的教师们，其实都有把文学史教成了“文学死”的感受，何不在另类中寻找生机呢？
这部文学史的生产过程本身也有点另类，它是由一个退休的教授独立写成的，其间寓有深意。我已经习惯看到，“退休”常常是真正工作的开始，我们熟悉的另一个老师谭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也是退休后完成，并且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经典书目。一个在职的教授，往往会因为体制任务疲于奔命，把完成个人学术事业的精力消耗在注定没有成果的公共事务中。这让我们不由地羡慕范教授的退休生涯，为什么不能在没有退休的时候，把教授们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呢？独立著述，本来是人文知识分子天经地义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习惯地常见群体合作的科研成果，恰恰是范伯群教授，他在退休前承担过种种重大项目，他也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是其心愿规划仍然是“独立”写出这本文学史。他最大的感受首先应该是获得了主体的独立性，没有成为种种既成观念的俘虏。我们可以在各章中找到整节的作品的细读分析，这种写法也是另类的文学史写作，但是读这种内容一点也不空洞乏味。让细读赏析回归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正是挽救文学于既死的方法之一。
范伯群教授这部著述的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可能比文学赏析更重要，没有专章论述作家，却有整整一章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电影热与画报热”（十四章），真是别开生面！全书三百多幅图片呈现的“如画”的、“如在目前”的历史感受，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图志。感性的历史画面的呈现，独立的理性个人判断的提出，二者相得益彰，起码这一点就是独特的。我们真正需要这样的“另类典律”！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版，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