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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
       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通道理不听良言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我开始意识南部，是在一九九三年一场台湾岛南部水资源研讨会上。“官员”和像“官员”的学者轮流上台，用不同但互补的观点论证美浓水库的迫切性。核心论述是二○二一年高雄工业的需水量将是目前三倍多，而台湾岛丰枯比率由北往南递减，北部是七三或六四比，南部则可达九比一，亦即八九成雨水下在四至十月，因此需要更多大型水库以“蓄丰济枯”。
       那时我感到胸中被插了一刀。我们几个人举手，激愤地申问：既然你们知道南部的水文条件最差，为什么还把最耗水的工业集中在南部？既然你们知道南部的水文条件快撑不住，为什么还要增建高耗水的大炼钢厂与“八轻”？你们知道美浓水库大坝离最近村落不到一千米、离镇中心只有三千米吗？你们知道这些工业耗水在南部、污染留南部，却管理在台北、缴税在台北吗？
       七年后当我设想《菊花夜行军》专辑，我慢慢知道那愤怒乃由被离弃的寂寞经年交迭发酵而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别离常以全部突然不见的方式呈现，譬如这样：阿叔押着卡车驶进合院，在家耕田的阿婶明明高兴异常却默默忙进忙出，阿叔松爽应付各种叮咛与好奇，他们的孩子面对困惑的玩伴显出压抑的骄傲；一个房搬空，卡车驶出，你知道合院的某个部分像树林被砍空一块，从此长不回完全。
       接着别离会在除夕下午用零存整付的方式安慰你：这房那房的孩子换了新装回来，虽然长辈开心地说这个变白了、那个变得好聪明难免令你的眼神茫然心中自卑，虽然在重建的游玩领域中你自动变成导览者与服侍者，但热闹冲昏了整年的寂寥，再添上年初二早上远嫁的姑姑们带回不仅又白又俊又美又聪明还学美术舞蹈钢琴小提琴的表弟表妹，世界简直，简直成了大统百货公司童装部加玩具部。然后别离在当天傍晚又会以高两个八度音的寂寞逼你用伤心眼神询问你那困在厨房三天两夜努力加餐饭的妈妈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出去？
       反水库运动让我明白，那股急切想要伸进来盖水库的力量，跟这几十年来不断造成别离的力量，来源、性质同一，且同样大到令人窒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当局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让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农的生产力，造就了岛内有史以来最大的自耕农队伍。之后十几年间，台湾农村浮现过昙花般的荣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严肃的祖父翻滚在新铺的客厅水泥地上咧开牙齿仅剩一成的嘴巴叹说好凉好平的快活景象；以他早年的困紧，那该是天堂的地板了。
       但喜悦很快被偷走——随之而来的“肥料换谷”、田赋、水租、“低粮价”等政策大量挤走农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借之累积原始资本以发达官营及私营企业，更压低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以确保利润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农业走入黄昏。同时期，“出口替代策略”的旗舰计划——加工出口区与石化工业区落脚高雄市。高雄市之所以中选,不只是因为拥有天然港的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周围的屏东平原与嘉南平原拥有岛内最多的农村劳动力。一推一拉之下，南部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快速大量地往高雄流动。一九七○年始，农业收入占农家总收入掉至五成以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的中年开始；我的童年结束。那些别离以孤寂为题，早已定了我的生命风景；但在父亲的风景中却混含着忧郁与自由、不满与惬意。作为长子不得不留乡的父亲与他的伙伴们明了，他们将是千百年农业家族历史中最后一代务农者——不会有后人继承他们的产业，他们也看不出有传承的价值。农业前景是黯淡，但手足离乡不也免除、降低或延迟分家析产的痛苦？何况外出者还会拿钱回来分担服侍老人家的责任，再者大一点的孩子贡献的薪水也让他们可以预期晚年无后顾之忧。而农村孩子前往的高雄正处在制造业大肆扩张的时期，就业充分，即使劳动条件恶劣，但黑手变头家的美梦以及处处可寻的转业机会，均可安抚不满；再不济，农村仍不失为缓冲之地。在南部，正是这样的奇妙混合让当时的“党外政治”既有某种程度的民怨基础，但又不易有激进的扩张，只能骂骂国民党，要求政治清明，因为群众并不要求更具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经济诉求。
       极少数文艺作品能精准捕捉到高雄市在扩张阶段的景况与城乡关系；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风柜来的人》是其中之一。不带哀伤的离乡、劳动者为主角的街市景况、相互支持与再连结的乡族关系……没有侯孝贤另一部作品《恋恋风尘》中的乡下人在台北城市中所经历的那种压迫性的疏离、异域感与不安全感。《风柜来的人》让人觉得：高雄市是周围农村的延伸，或者，用客家话来讲，是“庄肚里”，用闽南话来讲，是“市仔内”。
       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因国民党当局放任资本炒作而涌现的几个趋势使高雄的都市性格丕变。首先，一九八五年七月始，股市一路欢呼，到了一九九○年二月十二日，指数涨到历史最高点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二点。接着暴跌八个月，至十月十二日止于二千四百八十五点，小额投资者的发财梦碎裂一地。第二，在土地的交换价值远远炒过生产价值之后，制造业大举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等新的低工资天堂。一九八九年，工资增长率首度转升为降，之后节节下滑——物价指数却逐年稳定增加，导致实质工资增长率下滑至负数，工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第三，股市崩盘后，游资涌入房市，一九九一年起房价飞涨，即使一九九四年之后供过于求使房价回跌，但都会区的住屋，愈益成为富人的特权。
       回到前面所谈的石化业，并非没有“技术官僚”忧心高污染、高耗能与高耗水的后果，始于一九八七年的“反‘五轻’运动”曾令他们动念要效仿七十年代的日本，冻结“五轻”之后的石化业发展。但制造业出走，催使他们反而更加拥抱石化业，于是推出每日耗水三十二万吨的“滨南工业区计划”——这便是美浓水库（预计可日供水七十万吨）计划上马的脉络与动力。
       这一切都使得中产家庭趋于悲观、保守，并使得基层工薪者眼中的高雄市越来越敌意深重、机会渺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大量年轻工人被失业、低实质收入逐出高雄市，依赖都市汇款以弥补不足的脆弱农村经济更显窘迫。正是这股摆荡于高雄市与周围农业地区之间的失落、不安与不满情绪，在一九九八年之后扩大集结，拥护被认作是国民党对立面的民进党夺下台湾岛南部各县市的“执政权”，并两次送陈水扁进“总统府”。
       二○○○年我在高雄的卫星都市凤山工作时，我的家族在高雄市的二代移民几乎都已去了北部或大陆。在高雄市访亲的感觉竟然也像回乡：因照顾好动孙辈而兴奋又疲惫的退休老人；多年前家里还热闹时最后一次布置的墙饰愣着、旧着，像是挂钟停在动力消失前的最后一刻；一谈起话不是温暖的从前就是茫然的未来。几年后，高雄“代理市长”的“施政报告”中有一段话道尽高雄的苍茫：“从人口变化观察到产业，高雄近十年人口成长其实已经呈现衰退。自然增加率（出生率）已经是负成长，社会增加率（城市移民）的大幅降低，以及高失业率，说明了产业衰退与外移的事实。另一方面高雄产业转型（高科技与服务业）的行动，事实上几乎没有成果……”而仅仅是二十年前，这里还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所以也就不必讶异台湾地区粮食生产面积最大的嘉南平原，其人均收入在岛内各县市是倒数前几名。二○○二年之后我在这里工作，最惊心的经验是因好奇或迷路闯进一个村落，突然某个景象从封存的记忆中跳出来挡在眼前，沉静地说这里的时钟三十多年前就停了。
       我不是要为南部申诉某些没被倾听的痛楚或没被体谅的举止，也不是要证明民进党终究不是国民党的“对立面”，或说服你相信两年后即使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也不会跑到现在民进党或过去国民党的“对立面”。我想说的是所谓“台湾经验”或“台湾奇迹”，它的核心是掠夺性的发展主义，从半个世纪前开始，它扫过岛内的西南平原，扫过高雄市，现在它前脚跨进大陆，后脚还在台湾岛北部。聪明的你可以努力拖住这只正踌躇着的脚，或者，与被它丢弃或正要丢弃的人们或区域，一起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