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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爱人”和“同志”两个词放在一起读，你一定可以感觉出一种滑稽；但这种感觉一经过去，随之就会唤起我们咀嚼橄榄似的经验味道，到最后就品味出苦涩了，那是一种哭不出也笑不出的滋味。因为爱人和同志，原本是一对平时不苟言笑，而且十分矜持的男女，硬被人逼着上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表演，却怎么也不像那么回事。我想这应该是人格上的“歌德巴赫猜想”之类的政治数学命题。假如有这样一门学科的话，就凭我们这些人现有的认识水平，也是没有能力解答的，我们只能体会出这里的幽默，而且有点政治波普的意味，听上去好像是在和什么人开玩笑。我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同事，他的儿子总是当着许多人的面称他父亲，我听着总觉得别扭，以为是他儿子在和他开玩笑。直到有一天问起，才得知他们父子在家里就是这么称呼的，是我少见多怪了。我们这地方，一般对外人谈论起自己的爸爸的时候，才用父亲这个词，是出于对父亲的敬重，还表示我们已经成年疏于叫爸爸，是一种成年男人的腼腆。而“爱人同志”，两个词硬揪在一起。似乎是把一对正经的男女硬拼在一起，让他们无地自容。
       可是，1975年的他们，的确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的。我说的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去建学农分校的王老师与她的丈夫李老师，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爱人同志”，说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同志加爱情，相敬如宾加革命友谊。想想当时流行的“同志加兄弟”的说法，爱人同志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老师是农校第一批的带队老师，轮到我们第二批的时候，她说她想农校想得厉害，于是就来了。
       从面相看，王老师不是喜欢触犯禁忌的人，人不漂亮，却是一副迷人的慈蔼相，让人过目不忘。怎么看也不属于性格倔强、专爱死钻牛角尖儿的那一类人。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王老师的爱人李老师竟然也来了。莫非李老师也想我们的农校?
       李老师说我是想你们的王老师。
       王老师说李老师是和她吵架来的。
       哦，我们虽然懵懵懂懂，但是我们知道王老师和李老师闹别扭了。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王老师在窗口掌勺为我们分饭菜，又高又瘦的李老师就夹在我们的队伍里。这天中午吃的是面条，等排到李老师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把饭盒递了上去。王老师却像没看见，头也不抬地对后面的同学喊着：“下一个。”李老师就说：“下一个是我。”
       王老师把眼镜后面的双眼瞪得滚圆，问：“你是谁?”
       李老师态度和蔼地说：“你的爱人同志呀!”
       王老师用汤勺轻轻敲盛面的盆边，说：“交伙食费了吗?”
       李老师笑得跟朵花似的，说：“一起算，一起算。”
       王老师沉下脸来，严肃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李老师媚着脸说：“你说的对极了!革命不是吃饭，而吃饭是为了革命!”
       气氛挺紧张的，我担心这一对爱人同志会因为这讨论不清的简单问题而真的吵起来，一个要吃饭，一个要革命，而我们这些学生下午却要干活，不吃午饭下午就没有力气干活——最简单的革命道理。
       王老师终于一箸一箸地把面条捞到了李老师的饭盒里，恶声恶气问：“够了吗?”
       李老师笑答：“多乎哉，不多也。”
       那时候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几乎就像名言警句一样挂在我们的嘴边。这是孔乙己在用茴香豆下酒的时候，向前来讨要茴香豆的孩子说的话。想想当时身着长衫形容枯槁仿佛冬树一样干瘦已是十分落魄的孔乙己，再看看眼下这位又高又瘦的李老师，我们大家就都被这一对“爱人同志”逗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在夫妻之间使用爱人的称呼，实质已经消灭了性别的，如果在爱人的后面再加上“同志”，性别就更是被忽略不记的了。
       但是，那个年代性别真的被我们忘记了吗?恰恰相反，被空前地强化了，青年男女之间不能谈恋爱，夫妻之间不能讲爱情。而既是爱人又是同志的说法，似乎尚能“差强人意”。词语的意义被空前突出地强调了出来，看来这正是做知识分子的老师的发明，在词语的缝隙间，找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既成全了革命，还照顾到了爱情，两全其美。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智慧。但是，汉语呢?汉语的词语呢?汉语词语的本质呢?
       吃饭的时候，一对爱人同志就端着饭盒和我们大家蹲在一起。李老师和我们男生在露天吃，一阵一阵的笑声，从王老师所在的那群女生的堆儿里传过来；我们往那里看过去，正巧所有的女生也在往我们这里投过来一片愉快的目光。我们就看李老师。李老师视而不见，闷头往嘴里扒拉面条。
       过了一会儿，李老师就说：
       “你们的王老师，也就是我的爱人同志，她这会儿正在讲我的笑话呢。”
       同学中的嘎小子就说：“您不会也说她?”
       于是，一对爱人同志就摆起了擂台。
       王老师在女生那里究竟都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老师说的事情，时不时地让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开怀大笑。
       李老师说：“你们王老师说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她是三代工人阶级，可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却腻味大蒜，你腻味，我就偏要吃，你越腻味我越要吃。”
       说着，他把一大瓣儿蒜扔到了嘴里，嚼得咔哧咔哧响。
       李老师说：“吃完了大蒜，我就用她的杯子喝水，她就一次次地刷，没完没了地用肥皂去味儿，所以我们家用得最快的是胰子。”
       我们就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是1975年的夏天，这个夏天似乎比以前的十年老去了许多，不再似先前那般的躁动了，人也和整个季节折腾了十年，到现在已经有些筋疲力尽，连眼皮也抬不起来。敢情时代也和人一样，病得时间长了，或者折腾得时间久了，自己把自己弄得气血两亏，最后只好眯到一边去休养生息。我们这地方有一句土话，叫做“人躁有祸，天躁有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资本家狗崽子的李老师，就因为自己狗崽子的身份，既没有折腾的权利，也就没有生病的资格，所以现在他倒是状态最好的人了。那些折腾过他的人似乎已经不再有气力折腾他，因此他说起话来就显得放肆了许多。毕竟讲的都是他自己老婆的事，是爱人同志的事，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李老师也毕竟仅仅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却不是资本家，所以和王老师阶级关系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事实上，那个年月的所有关系，能够落到实处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以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根本和总和。直至今天，这种感觉就尤其刻骨铭心了。
       李老师说他自己硬是吃不下棒子面窝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勉强一点儿拉嗓子眼儿。李老师说我不吃粗粮按理说也不是犯法的事情吧，这是我的饮食习惯。可是王老师就写了一张小字报给我，说我作为资本家的狗崽子，不注意自身的改造；还用黄纸写了一条标语贴在墙上：“一个不吃粗粮的人，就是嫌弃工农兵的人!”
       于是爱人同志的家里，除了朝北的一面是玻璃门
       窗，另外三面墙上全都贴满了五彩缤纷的纸条。爱人同志明确协议：李老师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只能占有右墙，王老师是革命教师，理所当然就是左墙的占有者。然后，他们一个由左往右使用属于自己的那块左派阵地，一个从右到左进占属于自己的那块右派阵营。
       李老师说王老师总是当着他的面往地上吐唾沫．李老师就写了一条“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贴在右墙上；王老师见状也写了一条“去掉不良习惯，树立革命新风”的标语，贴到属于自己的左墙上。显然，王老师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因为她把在今天就连没有文化的大爷大娘见了都要罚款的随地吐痰，也当做革命的新风弘扬，可见其革命彻底性和坚决的态度。然后李老师在先前的标语旁边补充了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这一回李老师为了醒目，是用大红纸写的，王老师一把将标语捋了下来。
       王老师说：“红色是革命的标志，你一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只能用白纸。”
       李老师也不争执，白纸就白纸，白纸黑字更醒目。
       王老师写“改造资本家后代的思想”，李老师就写“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好的革命对象”；李老师写“每天吃一头大蒜有益于身体健康”，王老师写“不吃粗粮的人是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李老师写了一条这样的标语，几乎成了那时的“名言”：“吃粗粮的人爱放屁。”王老师也不甘示弱，写了这样一句名言：“吃细粮的人放屁又蔫又臭。”李老师就加了一条：“吃粗粮的人放屁没有质量，只响不臭。”等等，现在想起这些事让人啼笑皆非，但那时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正正经经这么做的。
       爱人同志家里的墙壁，无疑是1975年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弄清楚他们这种关系，究竟是爱人呢，还是同志?
       第二天早饭后准备下地劳动，这时，爱人同志们却穿戴齐整地走到我们跟前，向我们告别来了。我这个农校团支部书记，决定去送送他们。拐出村子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王老师回过头来朝后看了看，很“小鸟依人”地靠近李老师；李老师就把自己的胳臂交给了王老师，也有意无意地回了一下头。一定是没有发现我在“送”他们，所以王老师就乖乖地将她自己的胳臂伸到李老师的胳臂里，相互依靠又相互搀扶地渐渐走远了。
       这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热热的东西涌动起来，一直到现在这一刻……
       (赵平摘自《大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