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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看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刊，介绍华人在外如何备受歧视的惨状，实在令我穿梭于鬼子堆中心有余悸，尽管我还没亲身经历过。
       1999年12月16日于我来说至关重要，我要到赫尔辛基去面试。因我受够了在家中孤灯只影的冷清，又听闻旧友旧识在国内都叱咤风云十分了得。逢人致电问及混得如何了，我总嘿嘿干笑数声日：“家庭妇女。”心中自觉惭愧。
       于是某日我对一旁揽镜自照的夫君说：“喂，我要独立了，明天开始找工作!”“你都是结婚的人了，又怎么可能‘独立’?”“怎么不行?以后大家各有各的账户各花各的钱，省得你要我买塑料花!”我恶口恶面，对他借口花粉过敏不给买花我早就耿耿于怀。说归说，当我接到赫尔辛基BESTSELLER服装集团的面试邀请时，他还是欢欢喜喜地把我送上了火车。这可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独自远行。奥鲁市离赫尔辛基600公里，火车得运行8个小时。芬兰的火车、汽车都非常准时，票上印的是10：00开车就不会10：01开。火车内非常干净舒适，一个个小间将男女客隔开，谁也不打搅谁。
       一直睡到半夜我的“室友”才上车，是两位芬兰妇女。见我睡了，她们便猫着腰用非常轻的动作把行李一件件挪进来，连灯都不敢开，只用打火机。我躲在被窝里不敢贸然伸出头来，怕吓着她们。这一路上上车的人也不少，但却安静得无法入眠。第二天早上我一探头，她们跟我照了面果然愕然。这儿的黄皮肤实在少之又少．我倒成了稀罕物。那较年轻的室友见我想下铺，马上一个箭步冲过来帮我放步梯——这火车为节省空间，梯子是挂在墙上的，很沉。她用手扶着梯子直到我双脚着地，我连声言谢。
       火车的每个单间内都设有洗手池和洗漱用品，还有赠饮的小杯矿泉水、一次性纸杯等。我这老土自己都带齐了这些零碎儿。室友见我费劲地从包里掏水瓶忙去打开洗手池上方的小壁柜，把赠饮的水递给我。过了一会儿，她们相互叽哩咕噜地商量着什么。然后拿了个小瓶过来问我：“对不起，我们可以用这个吗?你对这个过不过敏?”我看那瓶上图案像是发胶一类的，便说没问题!她俩这才轮番往头上喷。我感叹在国内坐火车时从来没有得过如此善待，当然我也未曾如此善待过我的同胞。下车各奔西东时，她们还浑身挂满大包小包艰难地扭过头跟我说：“Have—a—nice—dav!”脸红红的，似乎还为自己不甚流利的英文害羞，芬兰人确实是很腼腆。我猜想她们可能是一般的小商贩，刚从外地进货回来。
       出了站口才惊觉自己其实已坐过了两站!我看着如天书般的芬兰语傻了眼。这时才早上7点，一个电话打回家吵醒老公，好像不太够意思，还显得我很没出息，离开他寸步难行。管他呢，反正在这儿，四五十岁以下的人都能讲英语；我于是就放大了胆子去东打听西打听。结果意外地发现尽管每个人看起来都行色匆匆，但一旦你开了口，他们都极热心地给予详细的回答。最后我只花8马克又买了张车票10分钟坐回头。真不可思议，有的站间隔只有几分钟，这好像和坐公共汽车没啥差别嘛!
       到了正确站点又傻了——TAXI在哪儿?一路上问了又问，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能听懂我的话，可她不能说英语；她显然很着急，两只手加上脸部表情比划半天，我也没明白。最后她干脆一把拽上我把我领到灯火通明的TAXI站方才罢休。这儿的TAXI也像公共汽车那样，有固定的站牌，要TAXI的客人站成一排，TAXI排成车队，先到先上，井然有序，寂静无声。
       我给司机递上写有地址的字条，他操着芬兰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我，我要去的地方其实很近，如我愿步行他可给我指路。我知道这儿TAXI贵，一坐上去就已经先20马克起价，但此时人已快冻僵，也顾不上那许多了，没想到真是坐都没坐稳就到了。这时也才七点半，离面试时间还有整整一小时!我瞪视着黑灯瞎火的写字楼一时没了主意。司机说： “还早呢．现在没人，你可以在我车上先呆一会儿。”“不了，约好时间是八点半呢!”我打开车门要下去，“噢!还差一小时!外边零下10摄氏度，你会冻僵的!要不……我载你去附近的咖啡屋好了!”看着我迟疑的眼神他旋即补充道： “我不计费。”盯着车窗外静谧的白雪、暗蓝的夜空和苍莽的树林，我脑子飞快地转着，一幕幕上当受骗的恐怖画面惊心动魄地闪现……正犹豫间，他发动了车子，说：“记住这儿有绿色的大标牌，写有ISKU。”以后每遇路标他便告诉我地名，让我记住。大约5分钟后驶达一亮灯处，他一直稳稳地驶至咖啡店门口才停下，说：“到了。起码里面能让你暖和，一个小时呆在外面实在太久。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于是他又详细向我复述比划回去的路线。我凝视他极普通的面孔，听着他极平实的话语，目送他最终消失在茫茫雪野中，胸膛涌起阵阵暖流。以后每想起这个陌生人总联想到小时候读过的《小橘灯》，那种亲切感历历在心。
       尽管在国内时曾经历面试无数，此时我还是紧张得手心直冒汗，生怕自己这张不善设防的嘴吐出什么不三不四的话来。接待我的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干瘦老头，大概是经理什么的，他只介绍自己叫EERO。他温暖的大手让我松弛了一点，并且帮我把大衣挂好，又端来热腾腾的咖啡，然后很随意地入座，开聊的都是些家常话。一起面试我的还有位名叫KATI的红发女士，性格也非常爽朗，从她开怀的笑声便能感觉得到。谈及工资问题时，他们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我要求的薪金高了点儿；尽管我在北京BESTSELLER(0NLY)时曾负责13家店的店面陈列设计，但在他们对我的工作能力全面了解前，他们只能付我9000，10000马克之间的薪水，并且要求我从基本的销售工作做起，和普通芬兰人一样，一切得从零开始，薪水和职位会随着在本公司服务的时间上升。我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状况。最后达成协议是：如我能把家迁到赫尔辛基，他们付我月薪(含税的基本工资，不含奖金)1000(3马克，并且保证半年后如我表现突出可获提升，把两个店的陈列展示交由我经营。希望我回家和丈夫商量妥后把决定告知他们。EERO还给我写了张简短的纸条，说如我想留在奥鲁，这是他写给他们奥鲁代理商的推荐信。该握手道别了，他突然问道：“你怎么会爱上个芬兰人并嫁给他呢?噢!请原谅，这并非面试的一部分，我只是实在好奇，如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的吗?”我哑然失笑。如此有趣的面试平生头次遇见!
       当我回到奥鲁打电话通知KATI我无法迁往赫尔辛基时，言语间对丈夫颇有微词。KATI反对我说：“赫尔辛基的工作机会当然比奥鲁多，薪水也高。但在芬兰，有一份固定的好工作很难而且搬迁费用高。我想这大概是你丈夫不愿搬家的原因，你最好还是要理解他。我明白你的心情，一个异乡人初来乍到，加上这时节天气比较恶劣，又冷又黑，一切都是不容易。不要紧，放松些，慢慢来，你会找到如意的工作。另外我们总经理EERO让我转告你，任何时候，只要你愿为我们工作。随时欢迎!我们有22家店，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可以拿着EERO的亲笔信去找我们的奥鲁代理商，他自会约你面试；如果他实在满员，你随时打电话来，我们会再把你推荐给相关的兄弟公司。最后，非常感谢你专程赶来面试，祝你好运。”
       我除了多谢不知该说什么好。放下电话我才省悟那天热诚帮我挂大衣、端咖啡的竟然是堂堂BEST-SELLER在芬的总经理!他们怎么会替我想那么多?我一个异乡人，在此地生活得好与坏又于他们何干?
       如果某天有机会为他们工作，不用他们多说什么，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这时蓦然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慈悲。所以懂得。
       (邵婧摘自《世界博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