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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中总是满含热泪，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脚下这块土地……
       要认识何家庆，先得认识一种植物：魔芋。早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一位学者提醒过人类：“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作物，那就是魔芋。”
       真正认识魔芋是了不起的作物，在中国大约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那时，人们知道这种高产作物可以换外汇，日本大量收购，各地便纷纷成立起了“魔芋开发总公司”，山区农民，一哄而起，到处栽种起魔芋来。
       就在市场看好魔芋的时候，安徽大学生物系青年教师何家庆，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颗植物“新星”。他调查研究魔芋的生长性能、栽种技术、加工方法、市场开发。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学术著作《魔芋栽培及加工技术》、《魔芋栽培新技术》，翻译了《日本国魔芋的开发利用》。一个研究植物分类与实用经济植物的学者，成了“魔芋”专家。
       何家庆看魔芋，多半是用了社会学家的目光。他说：“魔芋适合于山区阴凉潮湿的土壤生长，分布面宽，便于推广，栽种技术含量低，文化不高的山区农民学得快，用得上；产量高，一亩地高的可以收获八九千公斤，收入够供一个大学生上学，有利于穷困地区人民尽快脱贫。”
       选择了一种植物，对于一个植物学家来说，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16年来，何家庆废寝忘食，别妻离子，出生入死，都是被魔芋诱惑着，激励着。围绕魔芋，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人格以及精神的各个层面，都展示在阳光下。魔芋像一条路，从那里通向的不是个人名利的高峰，而是通向山区穷苦人民命运的改变。
       1984年：跋涉大别山
       从1949年出生，到高中毕业，何家庆是在清贫艰难的家境里长大的。安庆小城同样躲不过“文革”的浪潮拍打，何家庆从贫苦的城里到贫苦的农村去插队，当农民，直到1972年被调到安庆医药公司当上月工资18元的“职工”。推荐上大学的风潮，又把他推到安徽大学生物系去学习。何家庆以他的坚忍和执著，赢得了人们的赞扬，1976年，正式被调入安徽大学生物系当了教员。
       何家庆的心目中有一座山。他不多说话，默默地向那个目标攀登。在安大，图书馆是他惟一有兴趣呆下去的地方。每天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
       何家庆并不满足书本上的知识，他想到大别山去，到实践中去认识、发现和掌握活生生的植物形态，揭开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奥秘。
       何家庆要去考察，这是萦绕在他心头多少年的梦，妻子挡不住他，同事劝不住他；年近八旬的父亲清苦一生，靠拉板车供养儿子上了大学，得知他要去考察大别山，却将仅有的4000元积蓄全部给了儿子，以示支持，聪明的老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从1984年3月到11月，何家庆从大别山最南沿的宿松、黄梅北上历经3省19县，沿着山脉采集、观察、实地搜集资料、记录沿途采访，前后共225天。
       途中的艰难困苦，是坐办公室的人难以想像的。阴雨连绵，霹雷闪电，森林里随处暗藏杀机。悬崖洪水，野狼出没，都与性命攸关。水沼里的蚂蟥，草丛里的“皮虱”，也埋设着一道道“陷阱”。暑热、风寒、饥饿、疾病，随时可以让何家庆倒毙在大别山的荒山野岭。
       何家庆却以坚忍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这一切。从大别山走了回来，他的行囊里是采集到的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3117号，近万份标本。他把这些植物分为12大类，有传统的、有新发现的，为研究大别山区的植物分布规律、特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翻越的35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为国家1971年出版的地形图纠正和补充了许多地名。
       翻山越岭，穿林越溪，何家庆也变了一个人，蓬头垢面，面色黝黑，须发飘然，衣衫褴褛，完全像一个“野人”。
       从大别山回来，何家庆的性格变了，变得更内向、更沉默。开始，妻子以为他在山野呆得太久，与人沟通少，变孤僻了。慢慢才感到，何家庆对生活的欲望比以前更淡泊了。总是穿着1972年做的一件外衣，不愿更新，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足矣。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该知足了，看看山里的穷苦农民怎么生活，我们这是在天上过日子。”
       的确，225天的大别山生活，山区人民的真诚与困苦，像刀子刻在何家庆心里，让他难以摆脱。在他就要摔到山崖下粉身碎骨的时刻，山林里的猎户援之以手，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当他生病偷偷住进山民的牛棚时，是山民扶他躺在床上，端汤递水。谈起这些人，他就忍不住落泪。这个经得住大自然里霜刀雨剑的硬汉子，在这些父老乡亲的真情与苦难面前，却心软得像个孩子。
       刻骨铭心一本账
       爷爷拉黄包车，父亲拉板车，弟弟妹妹捡破烂。何家庆，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1949年，伴着新中国的诞生，何家庆来到这个世界。拉板车工人声泪涟涟，国家之庆，何家之庆啊!就叫家庆吧!
       贫困中的贫困，底层里的底层。何家庆打小就认识了饥饿和屈辱，也认识了同情和帮助。苦难有时有益于筋骨，这就使后来直至现在依旧瘦削的何家庆，得以战胜各种磨难。但是，他感谢这个社会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何家庆要去大别山考察，老父亲送来4000元，可是和钱一起包在布里的，还有一本四五个香烟盒纸粘在一起的账单。是父亲一笔笔写下的，记录了何家庆从上小学起，国家、老师、同学给他的一点一滴的资助：
       1955年9月编入永安街小学许维实老师班，许老师送旧胶鞋一双，练习簿四本，学费全免。
       1956年2月许老师班，学费全免，送旧胶鞋一双，洋袜子一双，练习簿三本。
       7日。不知名同学送来棉裤一条。
       1966年元月送助学金7元8角。
       本月10日张爱坤同学的母亲送来单蓝裤一条，短裤两条。……
       这本账一直记到何家庆工作后，包括单位送来的救济金、救济物资。
       回忆起父亲九十多岁去世的情景。何家庆眼里依然泪花闪烁。他说：“那些日子，我就像精神支柱垮了。”
       人们总以不解或嘲弄的目光看着何家庆穿着一件1972年做的中山装上衣。黑色卡其布已水洗日晒变成淡灰，他依然不肯脱下扔掉，没有人知道那其中的秘密。
       那一年，父亲拉着板车上坡时，车太重，脚下一滑，摔倒了，沉重的车辕轧断了老人的四根手指。他咬着牙，爬起来，把车拉到目的地。他用拉车的报酬，到布店为儿子买下这块布料，做下这件褂子。这一份情感，谁能体会得到!
       几十年来，这件衣服里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情感和一个做人的道理。穿着这件衣服，何家庆的心里有一股暖流，一份慰帖。他一生都忘不了那个拉着沉重的板车、艰难爬行在道路上的老人，忘不了他头上的汗、手上的血!
       
       他在笔记本上悄悄写下一句话：给我一杯土，还你一座山。
       清贫，但不失风骨
       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何家庆，活得坚强，也活得清白。
       要是走进何家庆三年前的家里。17平方米的小屋，除了3口人住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别无其他。昼夜与他共一室的是他采集的一万多份植物标本，这是他的生命、他的宝贝。室小无处放，他就在木板床的两边，钉上木柱，上面绷上木板，标本从木板直码到顶棚。夜里，他能闻见那草木的清香；清晨，一睁眼似乎能看见那些草木摇曳。从那标本的“山洞”里爬出爬进，他心里舒坦。后来，系里另给了房子，标本被转移出去。那一天，送走这些宝贝，何家庆在雨里失魂落魄，流了一个小时眼泪。
       如今，虽然居住条件改变了，两室一厅，女儿要考大学，独占一室，妻子为了不干扰丈夫工作和休息，便把客厅的沙发做了卧榻。何家庆的一间房子兼做书房，进去猛一看，还以为到了什么人50年前的故居。虽然整洁，却过分简陋。20年前结婚时的木板床，透着一种过时的寒酸。两个书橱，是厨房的碗柜改制而成。图书、杂志，委屈地挤在里边，伸不开腰身。一个小小的五斗柜，木色已显示出年头的久远。妻子说，那是何家庆的父亲留下的遗物。惟一可以装饰那柜子的是一排花花绿绿的牙膏盒钉在门腰上，里边分门别类地插着一些写字、画图的圆珠笔和钢笔。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像是一件古老的工艺品，装饰着柜子上的空间。
       供何家庆著书、备课的一张漆色斑驳的三屉桌摆在阳台上，桌子上是书稿和教案。很显眼的一个纸盒里，杂陈着一把铅笔头，长的不过三五厘米。这是女儿做作业用剩的，何家庆拿来再用，手捏不住就插在一枚子弹壳里继续写。
       一切，都透露着一种与这个繁荣与奢华时代的距离。
       如果说，知识可以转成财富，这段距离在何家庆身边可以说是很短的。他尽可以到处去讲魔芋的栽培、加工，事实上，有许多地方请他去讲，聘他当顾问，何家庆从来分文不取。同样的，在这所大学有一位教师下海帮农民栽种葡萄，据说家资积聚已过千万。何家庆真傻。有人这样说。
       1998：大西南扶贫
       清点了账目，16年的工资外收入27720．8元成了何家庆大西南之行的经济动力。
       背上是那_-一个风吹日晒、褪了颜色、打满补丁的帆布背囊，里边除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还有些书和本子。怀里揣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和一张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县名单》。
       1998年，何家庆没有上课任务，他给系里打过招呼，2月12日孤身一人起程了。这一走就是305天。这一走就是30000多公里的行程，安徽、湖北、湖南、浙江、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02个地(州)市、县，27个兄弟民族，207个乡镇。426个村寨，都留下一个令人难忘、令人感动的身影。
       饥饿、疾病、抢掠，甚至误被收容。没有什么能挡住何家庆西行送经的决心。出门之前，何家庆对此行的艰难作过设想，但现实超出他的想像；他对这些山区的贫困也作过设想，但那里的状况也超出他的预想。茅屋、草舍、瓜菜当粮!不赶快消除贫困，怎么能说这些群众过着社会主义生活呢!
       宿野庙，睡地铺，甚至当乞丐，都没有使他打退堂鼓。有时，他得翻山越岭日行百里。一次，为了搭上一辆顺路的卡车，他被骗到深山，砸了一天矿石。那些荒野的小矿窑窑主要他砸碎一吨矿石才肯放他走。瘦弱的何家庆只好抡起铁锤．叮叮当当在无人的山谷当了一整天苦力。
       这一路，他为芋农举办技术培训班印余次，直接受训的有20000多人。他在芋园示范栽培，分析魔芋病虫害的原因，还深入到车间去解决魔芋加工技术、工艺流程等疑难问题。每到一处，那里的人就将他工作情况写上一纸证明。从那些笔迹各异的字行里，可以感受到农民对摆脱贫困的焦急期待，对于科技的急切盼望以及对何家庆的诚恳感谢。
       湖北省鹤峰县五里乡在放马场建有百亩魔芋种源基地，由于缺乏技术，百亩魔芋基本无收，损失20多万元。何家庆闻知此事，痛心疾首，立即到基地进行调研，对气候、土壤、环境进行了两天调查，订出了8条改进措施，冒雨讲课4个多小时。乡政府的信上说：“山区少数民族希望脱贫，希望技术，何教授您为我们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永远铭记您的这份真情!”
       何家庆后来把在各地得到的介绍信粘贴在一起，拉开来，竟有5．5米长。
       返回合肥时，下了火车，何家庆背着行囊，提着草鞋，拎着他采集到的野生魔芋新品种，在车站直挨到天黑才回家。他说，他怕自己憔悴的面容、怪异的模样吓坏了校园的师生和左右的邻居。
       在为全校学生作大西南之行的报告时，何家庆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爱国，是一切文明人的首要选择。”他说：“足球比赛可以激起人们的爱国激情，我的爱国激情不过是比球赛更持久些而已。”回答他的，是莘莘学子眼中的热泪和不息的掌声。
       逆风行船的人
       何家庆如此投入工作，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科学，献给了帮助贫苦群众脱贫致富，但却总有些闲言如冷风吹过。
       1990年6月何家庆上任绩溪县挂职科技副县长，县里几大班子设宴欢迎，县办主任嘱咐他务必出席。何家庆心想吃饭付费，天经地义，赶快到宿舍拿了15元钱拍在桌上。主任一看，连忙拿起塞回他的衣袋里。何家庆执拗地又一次把钱拍在桌上，主任怕别人看见影响不好，只好把钱收下，塞进了自己衣袋。吃罢饭，主任还给他5元钱说：“收你10元行啦!”
       何副县长下乡，开始是派车送，时间长了，他总下乡，加上每到一地。吃饭都付款，司机谁也不愿意跟他去了。这样，他干脆不是骑车，就是步行。
       挂职结束，又是宴请，何家庆躲不过，就坐在座上，不动筷子，看着别人吃。你说这别扭不别扭?饭罢，上级来考察的干部问何家庆：“我真不明白，你呆在这里两年了，这样做，和地方上怎么配合？”何家庆说：“我想的只是怎样配合老百姓。”
       何家庆没有讲错。绩溪人送给他一面锦旗，上书：“焦裕禄式的何县长”。
       在学校也一样。晚上，有人敲门，何家庆拉开房门，隔着纱门看见一位学生提着鼓鼓囊囊的两包东西站在门口。何家庆知道这个学生平时不用功，考试不及格，便问：“有什么事?”
       学生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来看看你。”
       何家庆说：“好啦，你这不是看见了吗?”说罢随手关了门。他听见学生一步步下了楼，打开门再一看，礼物却堆在门外。他随手拿回礼物，估计那学生快走到窗下，便将礼物从窗口扔了下去。
       何家庆以加倍的毅力，逆风行
       进。管不了社会，管不了别人，他能管住自己。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坚持慎独，完善着自己的人格。
       有话想对女儿说
       1998年2月离家去大西南的时候，何家庆心里有些痛楚和压抑。这次行动，他没有告诉妻子胡建群和女儿何禾。这是一次危险行动，告诉了谁，谁就会成为阻力。他明白，来路艰辛，告诉学校领导，谁批准，出了事谁得担责任。他日渐多病的身体和逼近50岁的年龄，都使他倍感家庭的温馨和依恋。他怕告诉家里亲人，温情会软化自己的意志。
       西部的贫困状况更严重，更需要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西部的呼唤在他耳边响了10年，他在心里答应了10年，也悄悄地准备了10年。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带上了，他要去实现自己的诺言：多做一些事，尽早尽快使更多的百姓改善经济状况。
       但是，他仍然无法割舍亲情。他有许多话要对女儿说，那其中有许多是父亲讲给自己的，是一些做人的根本原则，必须把它传下去，这是自己做父亲的责任：
       禾禾吾儿：
       ……中国有句古训：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孩提时期，我便誓言：谁能给我一杯土，我当还他一座山。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纷纷誓言：长大要当工程师、科学家。我只希望自己长大后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人民服务。有人鄙夷这是一种简单的报恩思想，在我看来若这种简单都不存在，哪会有对国家和民族的抱负。
       ……人活着要有点精神，物欲、情欲只能求得一时一己的享受、欢乐，这些对我已失去诱惑。人应该不断完善自己，追求崇高，健康向上和丰富人格，纯洁自己的灵魂，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具坚实的建设和创造力，如同一股明澈的清流，荡涤那些污泥浊水。反之，一个人欲壑难填，会丧失生命价值，社会必腐败堕落。
       这封两千多字的长信，很像一篇何家庆的人生宣言或内心独白。有教诲，有忏悔，也有浓浓的亲情。何家庆把这一行当做慨然赴死，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女儿，如果发生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最后交待”。他告诉女儿，“不论从事任何职业都要勤勉敬业，努力向上，做个好公民”。
       为了解除路上的孤独，何家庆把女儿过去写给自己的字条都带在身上，随时翻看，就像和女儿对话。
       这封信何家庆是托人带给女儿的。可几经延误到她手里，已是一个多月之后了。
       当妻子胡建群拿到这封信之后，才知道丈夫已经到了大西南。又是担心，又是埋怨，又是钦佩，万千情结都纠织在心头。她拿着信去找学校领导。
       安徽大学年轻的代校长黄德宽立即布置有关方面和各个省的科协电话联系，找到何家庆，保护何家庆。黄校长说：“何家庆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得不能再低了，他始终追求的是把自己所掌握的科技知识转化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工具，只知奉献，没有索取啊!”
       何家庆终于从大西南打电话到家里来了，妻子在电话里听出他的声音颤抖、衰弱，连声说：“你病了，快吃点药!”
       电话里传来了哽咽之声。何家庆后来说，一听到亲人的声音和关照，就忍不住落泪。人真是软弱的啊!
       安徽大学向全校师生发出号召，向何家庆同志学习。
       掌声、鲜花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从媒体上认识了一位“九死一生”勇闯大西南科技扶贫的英雄。何家庆却像沉浸在激流里的石头，明亮、清澈、坚定。
       何家庆仍忙他的魔芋栽培，他想让省里拨几亩地，建一个植物实验园。有很多宝贵的种子可以在那里发芽，包括思想……
       (杨莉君摘自《生活潮》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