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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顶，曾经生长过一根一尺多长的小辫子。那是我父亲的杰作。
       我本有3个哥哥，可是我一个也不曾见过，他们都差不多在一两岁的时光，因同一种连乡间最高明的郎中也说不出名目的水肿病而夭折了。我爹我娘肯定撕肝裂肺地恸哭过，因为从我能记事起，就发现他们的眼睛一见风就不停地流泪。
       37年前早春的一个黄昏，我降生了。爹后来告诉我：你小狗日的那时候又白又胖，老子格外稀奇你，就坚决不让你妈下地干活了，你妈就再也没有下地干过活，一心一意地在家侍弄你。
       然而，我到两岁的时候，也患上了那种连乡间最高明的郎中也说不出名目的病，腰肚肿得发亮，绿莹莹的，似乎用手一碰就会哗哗地流出水来。我爹急了。我妈急了。
       请来不少游医。他们游来了就一本正经地望闻问切一番，然而没有一个人敢开方，敢吃饭，敢拿钱，只是摇摇头就又游走了。
       父亲绝望了。也许绝望了的人什么都敢想，都敢做。他一口气为我的命运出了丑个“点子”。
       第一个点子是破身放水。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没有麻醉剂，父亲无声地从碗架上取出一个细磁的新碗，在门口的碾盘上“砰”地一声摔碎，挑出一块长而尖利的碗碴子，在我浮肿白亮的腰上连划了十几道一寸多长的口子。在我拼命的哭嚎声中，一道道黄水汩汩涌出，湿了一大片床褥。至今，我的腰间还可以清晰地看见十几道白细的疤痕。
       爹的第二个点子，是给我取一个贱名儿。那名儿贱得至今我想起来就脸红，以致与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也不知道我有过一个何等贱的小名儿。
       第三是为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对象”是我妈的亲侄女、我的亲表妹。长大后当然让“优生学”给拆散了。
       接着是将我“拜继”给别人当干儿子。我的干爹叫齐建山，一位勇敢的志愿军退伍战士。
       我爹的最后一个点子，便是让我像女孩子一样留了辫子。他还背我上武当山金顶向祖师爷跪下许了愿：这辫子一定留到12岁。
       父亲的点子产生了奇妙的效果，我奇迹般地逃脱了三位兄长的厄运，活了下来。
       然而直到6岁时，有一天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比别的男孩子多了一样东西——辫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一群男孩子在禾场上疯玩，不知为什么我就和一个小伙伴疯恼了，真拳真脚地踢打起来。开始我还占些便宜，可是打着打着，对方竟冒着挨我一脚的苦头，猛地向我扑来，右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辫子。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发炸，像给人抽了筋似的，手脚便不再灵便了。要不是有大人及时赶来，我那一回不知要吃多大的苦头。
       我回家大哭大闹，目的只有一个：剪掉头上的辫子。结果，当然是小孩子的“无理取闹”屈服于父亲的权威。母亲也一脸地虔诚：辫子留不到12岁，你会死的。
       这一次的屡战屡败，一使我后来对中国近代史有了特殊的兴趣，我比同龄人更早也更深切地明白，清兵敌不过洋鬼子，除了政府腐败，除了抽鸦片，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头上多了一条辫子。
       男人有了辫子，除了梳头、扎辫子，还比女孩子多一件麻烦事——剃头。剃头匠挑着担儿，一头冷，一头热。冷的是刀剪、磨石，热的是炉子和水，没到村口就开始吆喝，我妈便给我一角钱，或是一个鸡蛋，催我去剃头。剃头的把我脑袋四周剃得青光发亮，惟独头顶的独辫却纹丝不动。每次剃头，我都在心里祈祷，但愿师傅是喝多了酒的，一时高兴得忘形，将我的独辫子给剃了，哪怕削伤我一点头皮也行。然而每个剃头的人都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不见一个得意忘形的。
       头上的辫子还无形地剥夺了我在可以说点谎的年龄说点谎的资格。上学后，学校严禁我们中午到河塘游泳，下午上学时专门有人在教室门口检查，方法是在你的胳膊上用指甲轻轻一抓，有一道自印儿，便是犯了规，要罚你在毒日头下久站。可是我们偏喜欢游泳。
       若想游得快活又不罚站，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游过之后需在路上急跑，出了汗，用手一抹，老师就抓不出白印印了。我却不行。我游过之后，跑步出汗，也用手抹了，虽然抓不出白印儿，可头顶上的辫子却泄露天机——它在阳光下晒了，却因盘成发髻，一会儿两会儿是晒不干的。老师逼我承认，逼我承认之后便逼我供出同伙，逼我供出同伙之后便是逼大伙一起罚站。我除了受头顶上的赤日毒晒，还要受同伙们怒恨的目光的烤灼，苦不堪言。
       上了二年级，突然间有了羞耻感，怕别人特别是怕女同学看到自己的辫子，甚至怕别人谈论自己的辫子，颇如阿Q忌讳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甚至忌讳说“光”说“亮”一般。除了盛夏，我头上总要戴一顶帽子，盘在头顶的发辫便在帽子里隆起，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清国留学生，“头顶隆起一座富士山”。可是越怕，越有同学出你的洋相，往往上课时节，老师背过脸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后面便有人猛然间揭走了我的帽子，接着是一阵嘻嘻哈哈的浪笑。后边的一笑，前边的扭过头来，陡然看出了名堂，也跟着哄堂大笑，甚至有笑出了泪笑岔了气的。惟独我和老师不笑，老师板着脸瞪着眼开始训人，我却满脸通红，低了头不知所措，我想哭。从此我便有了好脸红的毛病，上课一被提问就脸红，一见到生人就脸红，别人一笑我也脸红，直到十几年后才略有改观。
       9岁那年，我读三年级。一次课间，几百个学生一起在教室外戏耍，一个高年级的恶作剧者突然当众揭去了我的帽子，我红着脸去追，他便起劲儿地逗我在人群里乱跑，人群里便发出海啸般的哄笑。我不再追了，也忽然有了勇气，有了主张，一口气跑回家，找出剪子，左手握住发辫，右手持剪，对着辫根，“咔嚓”一声，将辫子连同满头满脑的耻辱一剪了之。我当时竟一点也不害怕，想，我就是立刻死了，或被父亲毒打一百次，也比留这个丢死人的辫子强!
       父亲回来，听说我擅自剪了辫子，大发雷霆，一把从竹笤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对着我屁股猛抽三下，然后跪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他以为我很快就会死掉，因为我未将辫子留到12岁，得罪了祖师爷。
       可是我并没有死，而是一天比一天高大滋润起来。不过，在父亲的眼中，我虽然少了一根有形的辫子，却永远多了一根无形的辫子——逆子。
       父亲十分勤劳，农活做得很精。他常自豪地宣称：给我一把锄头，我就可以活着，很自在地活着。我没有继承父亲的锄头。16岁那年，我告别了那个宁静的山村，到省城去念书，4年后在另一座城市执起了教鞭。然而我最珍爱的，却是我手中的这支笔。我想对父亲说：给我一支笔，我就会比你活得更好。
       几十年来，我走了许多也许不该我走的路，做了许多也许不该我做的梦，干了许多也许不该我干的事，说了许多也许不该我说的话，写了许多也许不该我写的东西，因而也常常被人在头顶安上一根又一根无形的小辫子。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根根深蒂固的小辫子，我自己却把它剪了。
       把不该加在你头上的小辫子“咔嚓”一声剪去，人生是多么畅快啊……
       (刘丹摘自《中华散文》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