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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一九九七年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争论趋于白热化。在这场经常被简化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核心的议题之一是如何估价中国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由于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的发展，自由放任、国家退出、“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等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场围绕改革道路的争论与重新发掘、阐释古典的或新古典的经济学的过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如何估价中国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至今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论证说，新自由主义问题只是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内发生的问题，与中国毫无关系，他们忘记了如下历史：新自由主义不仅表现为里根—撒切尔时代的针对社会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革命，而且在此前的拉丁美洲和此后的俄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均曾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肇端于智利将军皮诺切特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发动的、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小九一一”军事政变，在这个政变中，民选的左翼政府被颠覆，总统阿连德被杀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及其学说为皮诺切特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叶利钦时代，就像当年弗里德曼对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年轻的哈佛教授萨克斯与他在俄罗斯的搭档们一起推动实施休克疗法，一种新型的寡头经济在此过程中快速成型。中国的改革道路与上述各种模式均有巨大差异，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因此将中国模式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加以对比，说明中国改革的成就恰恰因为它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国的改革不能被整体地概括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它的成就建立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积累和改革时期的许多正确的经济政策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受到这个模式的影响，否则就难以解释正在我们社会发生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及社会保障体制和生态的危机。九十年代晚期以降，伴随着公共讨论的深入，中国政府迅速地调整其社会政策和发展策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解决这类问题的新政策，例如减免农业税、建设新农村、调整医疗改革方案、重建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这些政策调整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但上述转变值得欢迎。事实上，没有社会公正的发展或市场化计划恰恰是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失败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在新近完成的题为《斯密在北京》的著作中，著名的经济史家阿瑞吉论证说，正是由于中国存在着来自不同方面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力量，较之那些遵循着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接近于亚当·斯密的对于市场经济的设想。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奇特，也一定会引起各种争议，但它建立在作者对于亚当·斯密的重新理解之上。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最为尊奉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而这两个学派共同将亚当·斯密奉为鼻祖。然而，亚当·斯密的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他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是新自由主义挪用和歪曲了他的理论？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一回事吗？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是一样的吗？本期《读书》发表了两篇取向各异的文章，一篇探讨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它所评论的著作的标题本身就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而另一篇则呼应英语世界有关亚当·斯密的最新研究，对《国富论》做出重新解读。从作者的旁征博引中，我们得知：“看不见的手”其实并不是斯密思想的重要概念，它的含义也和如今许多人的津津乐道很不一样；亚当·斯密并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鼻祖，他是赞成有选择的干预的；公义和公正的论题与对垄断的反对贯穿《国富论》全书，在斯密的视野中，自由竞争只会在一个公平的管制架构之下，才有可能生长和维持。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带着自己的问题去接近历史，重新阅读那些被视为经典的著作。对亚当·斯密的重新阐释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和知识的兴趣，但更透露着一种在理论的层面开拓新的论战空间、探寻新的变革道路的意愿。这个亚当·斯密的新形象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