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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节。今年的情人节在国图过，那儿僻静，没有人找得到你，也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被营造得越来越特殊的日子，你一个人过；去年的情人节跟老爸在人堆里抢年货，情人们的甜蜜淹没在年三十到来的喜气洋洋中，老爸也不懂这满街的玫瑰说的是什么；前年的情人节一个人在街上遛达，满怀耐心地等待着关了手机、呼了也不复机的男友来跟你共进晚餐；大前年的情人节正当年轻，呼机上显示一个又一个“情人节快乐”的祝福，男男女女都不相信你会独自在家……
       人就是一年一年地晃到了30。30岁单身的苦恼并不是周末和节日里若有若无的孤独，难堪的是日久天长之下亲朋好友或与你了无干系的人们，同情和惊异总是不自觉地喷薄而出，“啊?还没结婚呢?!别再挑了……”那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眼光那么高于嘛，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本文要关照的正是都市里这样一个人群，他们条件优越，工作努力，甚至生活态度都还积极，却被动单身，迟迟走不进婚姻之门。
       其实单身人群正日渐庞大。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1982年我国的单身户是1745752户，到了1990年有800万以上的人没有婚配；1990年前后，北京的单身男女在20万以上，现在仅南京市这个数字就达到40万，京沪两地更在百万之众。社会学家们很早就提出过4级理论，即按素质将男女分为从A到D四个等级，A男找B女，B男找C女，C男找D女，最后只落得A女和D男无法婚配。如果以1990年单身人群中男女10：1的比例来看，女性择偶应有余地，但残酷的是，占据单身人口总数90％的是处于社会底层或偏远山区的D男。
       大龄单身女的尴尬境地四处可见。以北京红枫妇女热线主办了8年的周末单身俱乐部为例，在这个以大专学历为起点、最高人数达到1000多人的俱乐部里，40％的未婚者会员，女性占到了70％。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1999年初为越来越明显的雇员单身问题建立起的俱乐部，从初创时的10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600多人，相较于单身占主体的外企2．6万名员工，这个数字还小得可怜。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于。男女会员的比例是4：6，且男性年龄偏小。
       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关于沪市婚姻状况的演化有一组数据：1980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是12万对；1997年是10万对。递减趋势从某个侧面说明，无论男女，晚婚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北京芍海公司1998年12月份对796位北京市民做了一份调查，其中讲到女性的理想丈夫是事业有成，男性的梦中情人要温柔漂亮。
       “事业有成”到底让男人付出了什么呢?就业风险自担，医疗养老保险自担，住宅、教育自担，使得婚姻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负显而易见起来。据调查，先立业再成家已是当今男人的首要选择。
       在IT公司就职的冯建，春节一过，就是他的31岁生日了，来北京3年，无数个包括周末在内的夜晚都是11点才离开办公室，而像他这么拼命的比比皆是。家里妹妹的孩子都两岁了，奶奶却盼不来个曾孙子。冯建为此内疚不已，但是他说，“现在一个男人不挣下10万、20万的有什么资本娶妻生子?再说，事业做不好，马上就是生存问题，可是事业要想做好了，又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陪女朋友?我们这圈子，多少老板离婚了，不是有外遇，就是忙，老婆受不了!”失去平衡的两性，都在为他们所要争取的过度的独立或依赖付出代价。
       问题是，同为单身，男女的处境和心态却决然不同。在被称之为女人的“圣经”的《第二性》中，西蒙·波伏娃曾尖锐地指出，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意义，就是婚姻，“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惟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这些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话在今天读来仍是有意味的。
       男人几乎就不存在着女人从畅销到贬值的压力。已近36岁的张仿至今仍因没空恋爱保持单身，如日中天的生意不仅让他有了4套房子，还买了辆桑塔纳2000。张仿说，他这个层面交往的人，男男女女单身一大堆，女的都是年薪20万的大款，大家虽总在一起玩可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感觉，“我们不会选择她们，两人都忙，家还不成了旅馆了。”张仿的目标很明确：年轻、漂亮，以他为中心。尽管他的故事分明是个金钱与爱情不可兼得的例证，但事业的成功，使他的价码节节攀升。
       同样，对于女人来说，事业越是成功，享受的快乐和焦虑就越多、越复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已成为社会懒于争辩的流行观念。供职于外企的刘眉是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月薪1万元，但那种为了对得起职位的付出和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让她身心俱疲，“想不干的时候，连退路都没有”。一边是根植于社会的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男高女低，一边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刘眉说：“靠不上男人，靠自己吧，可是越独立，你就越发现男人不能容忍你。女人怎么会不期待有人爱呢，可是你看得越清楚，你就越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不能嫁。”
       刻薄的社会学家对大龄女有此形容：“她们的择偶条件过高，求全责备，有的甚至希望对方‘长得像演员，身体棒得像运动员，学问做得像研究员，说话声音像播音员，对她态度要像服务员，职位不低于中高级公务员’。”他们给出的忠告是：对男方外表多些宽容，求爱方式上多点主动，择偶条件上多点灵活。社会学家测算过，一个30岁的女研究生，如果按传统标准择偶，她的选择面只有0．2％，而按三不计较(年龄大小不计较，学历高低不计较，婚丧离异不计较)择偶，选择面能有20％。
       可是再三说服自己单方面不计较，现实也让女人屡屡碰壁。王行娟女士在谈到俱乐部内有花无果的普遍现实时，不胜感叹，她认为现代男人过于急功近利，“来周末俱乐部的人目的性都很强，恨不得抓一个马上就结婚，可是往往有些人都是7年的会员了，还什么都没找到。为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占主动地位的男人都有一种‘麦浪效应’，刚觉得这个女士不错了，下次又看到新来的更好的，就像那麦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挑过去。”
       类似的失望和难堪会强化女人对婚姻的要求。很多单身女性都抱着“宁可让父母担心一阵子，也别担心一辈子”的想法，“既然已经挑了这么久，所以才要好好挑”。然而，越想好好挑，就越丧失了挑选的余地，怪圈仿佛专门是为女人设立的。
       女人们宁缺毋滥的谨慎也许与到处都是离婚率逐年上涨的消息有关。8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1980年离婚率为0．7％：1995年离婚率为1．8％；而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中，离婚占据首位，1990年81万多件，1991年86万多件，1994年103万多件，1997年达
       124万多件……地球另一侧的情况更加不妙，欧洲理事会最新年度人口报告说，欧洲国家居民的结婚率已普遍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离婚率则上升，私生子女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尤以北欧国家为最，它们的离婚率几乎为同年结婚率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婚姻已不再是每个成年男女所必须要完成的“事业”，但负面数字并未抵消人们进入婚姻的热情。“婚姻对于双方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这是一种共识。社会学家们也给出过好的信息：家庭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生活中，具备心理调节功能，譬如一个快乐完满的婚姻会让人感觉像每年多了6万英镑的存款，而男人会因婚姻而长寿、心态更平和，受雇率、升职率更高……这是这个新时代给家庭和婚姻赋予的最新功能。
       国际咨询专家、精神心理学家丹尼什说：“人们每一种状态都既是生理状态又是心理状态。”因此，尽管已婚者往往对单身者的潇洒自在心怀向往，但即便是以令人艳羡的“单身贵族”的状态生活着，“常态的、稳定的两性关系的长期缺失，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刘眉说。刘眉和她的几个同在外企工作的大龄女友，现在热衷于一件事：移民。她们确切地相信，在异乡他国，独身、同居、结婚、离婚，老外的成见不会指向个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没有那么多别人的标准搀杂到自己的情感里来。”
       女人争取独立的第一步是经济，然而以婚姻为代价的独立，经济会转而成为巨大的重负。刘眉们如果不能出国，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买房(租房在北京一样花钱——而租来的房子永远都不是家)。“人一旦长大，都得有自己的空间，这是保持一个好心情的前提。我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天不嫁人，他们就要愁一天，觉得你把该由你丈夫负担的东西压在他们身上了。”刘眉无奈地说，“要是两个人呢，不是轻松多了?”
       结了婚，才像是有了根。婚姻会让人感觉繁琐、窒息，缺乏自由，但婚姻也让人安宁、成熟，许多进入婚姻的人都认为：“婚姻是最能让人成长的，没有经历过婚姻的人。人生就是一种缺陷。”
       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所新近发布的一份调查说，那些成熟的、有职业并做了母亲的妇女在1997年时，有49％的人感到自己应该像待在家里的母亲那样，与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高达68％。家庭是女人心灵的归宿。对于男人也一样。永恒的规律就是“逃”，从单身逃向婚姻，再由婚姻逃往单身，不肯移动的人少之又少。
       (黄晓洁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