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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丧归来，
       我几乎是不吃不喝满含热泪写下这篇文字，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也是我第一次勇敢地向世人提及——
       母亲终于没能跨进新世纪的大门，在我匆匆从部队赶往老家的路途中溘然长逝。
       长逝的母亲双眼微睁，双唇微启，似乎在诉说一个尚未实现的心愿。垂泪的姐姐说，母亲是在等着你呢
       母亲一生充满了劳累与辛酸。3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几乎夺去了她年幼的生命。重感冒刚好，一位喝醉了酒的庸医又将活泼可爱的她治成了呆坐无语的弱智幼童。看着傻笑着一问三不知的母亲，姥爷几次三番下狠心把她弃到荒郊野外，又几次三番被心软的姥姥抱了回来。姥爷说，这将是害了她呀，何苦呢?姥姥说，好歹是我心头的一块肉，我舍不得……姥姥说这话时，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的姥姥保住了母亲的一条生命，却保不住母亲艰辛的一生。
       母亲有兄弟姐妹11个，她排行占二。母亲在自己还站不稳时便开始带弟妹。余下的六弟兄三姐妹几乎全是母亲一人背大。母亲穿的是大姐穿剩了的衣服，吃的是弟妹们吃剩下的饭食。弟妹顽皮，常常在她背上拉屎拉尿，把她的小辫子扯得乱七八糟，而微笑着的母亲永远不会发怒。心疼她的姥姥哽咽着说，我的傻闺女有一副好心肠呢……
       到了22岁那年，乡亲们都说母亲交上了好运，因为一位鳏居多年的老石匠看上了她，要娶她为妻。老石匠虽然爱喝酒脾气暴躁，但家资颇厚。乡亲们都说母亲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善良的乡亲们只看到了老石匠的有钱，却哪里知道他娶母亲的真正原因啊!老石匠五代单传，传到他这一代延续香火的大事已岌岌可危。他曾经有过两任老婆，皆因产不出子被他一锤打出了家门。算命先生说，他祖上缺德，需娶河对岸杨家的傻女，方可传宗接代。半信半疑的石匠下了聘礼，懵然无知的母亲嫁过了泥溪河。
       石匠早晚一壶酒，喝了酒的石匠便要找人使性。他觉得香火艰难的罪过在于母亲，于是将一腔怒气尽情发泄在母亲身上。寒风凛凛的大年三十的夜晚，母亲却穿着薄衣打着赤脚在雪地上被石匠撵得飞跑。母亲受了无数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产下一子。姥姥一家都以为母亲这回真正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时，男婴却在数日后偶伤风寒一命呜呼。愤怒的石匠再次挥动铁锤，把母亲赶回了娘家。
       母亲回到家中已体无完肤。姥姥搂着苦命的女儿眼泪滂沱。她发誓：宁愿自己受苦，也再不让女儿受罪!
       然而一年后。又有媒人踏上门来，说的是坎上的我父亲家。
       伤透了心的姥姥坚决反对，她说我的女儿才脱离虎口，又怎能再入狼窝?姥爷听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语劝姥姥说，陈家二小子性情温和，又不过分挑剔，怎算是狼窝呢?你不让女儿去，正是耽搁了她的幸福。他不顾姥姥的眼泪。硬把母亲推上了花轿。上了花轿的母亲什么也不知，依旧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殊不知，陈家之所以愿意娶母亲，也是因为算命先生的话。
       陈家二小子性情顽劣(由此可见媒人的话有多假)，从小叛逆，心比天高，不甘寂寞。20岁那年，自己做主，找了邻村的武家姑娘，两人信誓旦旦，非彼不婚嫁。然而陈家家规甚严，家主棒打鸳鸯，撵走了武家少女，硬娶了杨家傻姑。因为算命先生说，父亲命里缺水，与母亲正好相补，而武家姑娘呢，则命硬克夫，万万娶不得。
       母亲命运的几次波折皆由算命先生的话起，由喜剧开始，到悲剧结束。
       愤怒的父亲面对痴傻的母亲伤心欲绝，几次想破窗而出追随武家姑娘，都被看守甚严的爷爷捉了回来。几次三番的失败和武家姑娘的很快出嫁终于消磨了父亲的信心，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上天”赐给他的涩果，把倔犟的脖子套进生活的枷犁。
       屈服了的父亲对付不了残酷现实接踵而来的打击，先是爷爷去世，接着奶奶患病致残，家业一天比一天衰败。父亲不是一个耕种的好手，母亲亦不懂生活的操持，最终的结果，是全家生活举步维艰。父亲无力挽狂澜，只好天天上街喝酒麻醉自己，把一大堆烂摊子推在什么也不懂的母亲身上。
       每天清晨，母亲便早早地起床做饭喂猪，然后跟着乡亲们扛着锄头到山地上劳动。母亲不会做精细活儿，只会干些担粪挑水的粗活，好心的乡亲们便采取给她换工的方式，帮她把农活做完。
       那时母亲的气力甚大，无论帮哪家干活，都不会偷奸耍滑。她用的背篓是全村最大的，她用的粪桶是全村最重的。乡亲们都喜欢跟她一起干活。因为母亲永远不会欺负任何，二个人。
       母亲没有一身好衣服，也没有一双哪怕是破烂不堪的鞋子。天气冷了，她不知道添衣服；天气暖了，她不知道减衣服。遇到刮风下雪，她只会缩着头，哆嗦着身子往大树下躲。无论春夏秋冬，她永远是一件单衣一双赤脚、一个背篓一担粪桶在风雨中穿行。这为她以后致命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1975年春季的一个雨天，母亲扛着锄头与乡亲们一起到泥溪河边劳动。时过正午，母亲与邻人语说，要去方便一下。邻人并没在意。过不多久，忽闻草丛中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邻人甚异，急唤几人同去探望。只见一男婴横卧草丛中啼哭，母亲下身鲜血直流。众人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做成一副简易担架，抬着母亲急往家中赶。回到家时，母亲已呈昏迷状，而此时遍寻父亲不见，急得小脚的奶奶手足无措。醉醺醺的父亲被人找到时，正在街中与人猜拳打赌。
       母亲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嚷着要看婴儿，而奶奶始终不给她看。奶奶在谈起这件事时，总是说，如果不是她把我与母亲隔开，也许我早就不在这个人世了。奶奶说，有段时间她生病，母亲把我弄去带了一个星期，却两次差点把我弄死。一次是洗澡，母亲舀了一盆开水就把我往盆里放；一次是烤火，母亲直接把襁褓中的我往热灰里搁。这两次皆因我的痛哭奶奶的警醒转危为安。后来奶奶任母亲哭得两眼通红也坚决不再把我让给她带。
       我们三姐弟都是在奶奶的怀抱中这样长大的，直到可以在地上蹦跳的年龄，奶奶才放心地把我们交还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重新获得喂养权的母亲十分地爱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她都要翻山越岭寻找可吃的野果，用鲜嫩的桑叶给我们包回来；每次到亲戚家做客，她也要揣回大包小包的糖果糕点，一一塞进我们的口袋中。现在我还记得当地有一种称之为“屈丝袍”的野果，外形有点像野草莓，颜色红艳鲜亮，吃起来十分香甜，但长在满身挂刺的荆棘上。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母亲就天天上山为我们去采摘。采回“屈丝袍”的母亲十分难看，头发蓬松着沾满了树叶，干裂了的手背上鲜血直淌。不用说，这一定是挂刺的“功劳”。但母亲看着我们吃“屈丝袍”的神情却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双眼微微地眯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这种微笑，也只有在纯真的儿童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除了“屈丝袍”，母亲上山掰玉米，也一定要给我们砍几根甜甜的玉米秆回来。玉米秆刮光了叶子，削了头，剪了尾，像一支箭羽，斜斜地插在母亲装满了玉米的背篓边上，随着母亲负重的颠簸而轻轻地左右摇
       晃。母亲老远地就会喊我们的小名：大姑儿、和儿、三儿，快来拿“甘甘”(家乡把甘蔗叫“甘甘”)。“甘甘”的一头必有咬过的痕迹，这是母亲一根根尝过的(玉米秆有甜、苦甜、淡三种，母亲砍回来的必是根根蜜甜)。此外，无论谁给母亲好吃好玩的东西，她也一定要给我们揣回来。
       渐渐懂事的我们却不喜欢甚至怨恨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傻子，致使我们在小朋友中间经常遭到嘲笑。小朋友一见我们就会喊“瓜儿瓜儿”；大人见了也会说，瞧，这就是杨瓜瓜的娃儿。我们上学，最怕老师问及母亲的名字，常常是我们还没开口，下面就会喊“杨瓜瓜”。于是在成年后，我们三姐弟便各奔了东西。姐姐远嫁他乡，我当兵去了重庆，弟弟打工去了深圳。家中又只剩下母亲一人(奶奶早已去世，父亲仍没改变天天赶集的习惯)。我们厌恶回家，厌恶见到一片凄凉的房屋和带给我们悲惨命运的母亲(愚蠢的我们总认为贫穷的家庭是母亲一人造成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脸面选择逃避。
       而母亲的身体渐渐地大不如前，重担已肩负不起，农活也力不从心，只能放放牛割点猪草什么的。乡邻们一见她就会逗她：你想不想你的大姑儿，想不想你的和儿?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收了笑容，呆呆地立一会儿，然后说，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听父亲讲，母亲那时吃饭总要摆上我们的碗筷，总要到外面去唤一唤我们的小名。
       于是父亲分别写信给我们，恳求我们回家来看一看母亲。父亲检讨了他历年来的“罪行”，决心今后永远陪伴在母亲身旁。而我们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外面闯荡着自己所谓的独立生活。甚至在别人谈及母亲时，依然嚼着谎言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修养颇深的知识女性。
       去年年初，父亲接连来了四封信，说母亲想我想得茶饭不思，整天呼唤我的小名，还经常到泥溪河边呆立，要我无论如何赶回家一趟。而那时我正为女朋友知道了母亲的真相要分手而烦恼，于是便很愤怒地连写了三个大大的“不”字快件寄回家。虽然过后有些后悔，但终于还是没有动身。
       去年11月，母亲下地干活，不小心脚拇趾被一块尖利的石头撞了一下(母亲长年赤脚，我们寄回去的鞋她也不穿)，鲜血直流，当时她并没在意，只是按别人教给她的经验找了一点干土浇在上面止血了事。不料数日后那只脚居然肿了起来，先是脚背，接着脚跟，最后整个右腿肿得如水桶般粗。成年后从没得过重病的她终于躺下了。接到消息赶回家的姐姐和弟弟悔恨交加，立即抬着母亲到乡卫生院去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打针吃药，脚肿虽然消下去了，却又吃不下饭。转到县医院治疗，县医院说是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让家里赶快准备后事。这个消息像惊雷一样震撼了全家，大家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姐姐把母亲拉了回来，按照医院开的药方坚持每日给母亲服药。大家都虔诚地相信福大命大的母亲一定会挺过这个灾难。
       然而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母亲终于不行了，她早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谁问她的话也不答，谁喂她的药也不吞。姐姐无法，便对她说，不吃药，就会死，死了，就看不到你的和儿了。不料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顿使她紧闭的嘴唇张开来，慢慢接那苦涩的药水。无人时，母亲就会咧开嘴无声地哭泣。姐姐说，母亲那时一定疼痛难忍，但为了见我一面，在苦苦地硬撑着。
       而当时的我，却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与报道员们谈笑风生，妄谈文学中的母爱。甚至在接到姐姐打来的三次告急电话后还想，这点小伤，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当我终于慢吞吞地赶回阔别七年的老家时，眼前的情形却使我大吃一惊：家中灵堂高设，姐弟哭得两眼通红，母亲孤苦零丁地躺在临时造就的棺木里，嘴眼不闭．执著地表示着她未完成的心愿。我像被雷击般颓然跪倒在灵前，悔恨像一条条毒蛇，慢慢地爬满了我的全身。我终于嚎啕大哭……
       弟弟默默递过来一张影迹模糊的照片，说是在母亲床前拾到的。我哽咽着一看，更是剜心般地痛。这张照片是我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在新兵营的操场前留的第一张影。照片上的我军棉衣裹身，憨气十足，是我所有军旅照片中照得最真也最丑的一张。父亲说，照片一寄回家母亲就要过去了，谁要也不给。直到临死前，还不忘把照片放进她的枕头下。
       她真的是想再见你一面啊!红肿着眼的父亲再次说。
       2000年元月1日奔丧归来，我几乎是不吃不喝满含热泪写下这篇文字，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也是我第一次勇敢地向世人提及我的母亲。
       长期以来，我不敢正视母亲的呆傻，更不敢向别人谈及自己的母亲，怕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从军几年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认真地回报过哪怕一丁点儿母恩。等我恍然惊醒时，方知一切都太迟了。
       因这篇文章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故事，所以在署名时我曾考虑过用笔名。但很快我便自责了：我还有什么顾忌的呢?我伤母亲的心还不够吗?
       (卢晓、张庆华摘自2000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