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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佳，有人找!”前排同学喊我，带一丝惊讶。
       门口，果然是他，一件红白相间运动衣，越发衬托出他的明眸皓齿；翩翩然的样子，俨然就是handsome的生动注解。
       “你回不回家?”他问。
       匆匆收拾好书包冲出去，把一些疑惑的目光撇在身后，特别是薛维的一瞥，我注意到了。
       一路走着，和他的谈话不特别投机，也不算乏味。我和他的家隔着一条路遥遥相对。在路口，他说：“明天还去找你?”他不用任何语气词，听起来又像问话又像叙述。我说：“当然。再见，假惺惺。”“假惺惺”，是我给他起的绰号。
       第二天中午，我和薛维照例散步聊天打排球。人围成一个大圈．球被传来传去。江东得了球，总是恰到好处地传给薛维，也传过来莞尔一笑。偶尔传偏了，球飞向我，我就干脆把球径直打回给他。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好，但我一时无法说服自己。
       打完球回去，薛维的脸红扑扑的，一副茫然而又快乐的表情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
       “假惺惺”出现得很是时候，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却拍着一个篮球，不伦不类的。
       “嘿，艾佳!”他向我打招呼，总是一种随便的口吻。
       我故意亲热地抢过他的篮球拍了几下，和他开着玩笑：“穿西装打篮球，真潇洒!”他粲然一笑，接过篮球：“放学见!”薛维回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我装作没发现。
       外语卷子发了下来，我和薛维又是平分秋色，都是班里的最高分。下课后，江东走过来找前桌的薛维问问题，不知说了什么，逗得薛维笑个不停。江东是个风趣的男孩。文科班是典型的阴盛阳衰，男生人数不到女生的一半，有气质的就更少。江东是文科班男生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高个儿，相貌不错，学习也好，做着体委兼宣传委员。物以稀为贵，何况江东又的确出色，他赢得了几乎全体女生的好感。
       晚自习，江东坐到薛维旁边，说是做功课，却总有笑声传过来。我坐到最后一排，头也不抬地做作业。
       “艾佳，有人找。”
       门口，是“假惺惺”，“我去打球，走的时候到后操场找我。”
       “好。”我尽量柔和地笑一笑。
       “是谁?”薛维终于忍不住了。问我。
       “哦，高三的。”我有意含含糊糊。
       “是不是上次独唱比赛得亚军的那个男生?”江东问。他也看见了?
       “对。”我淡淡地回答，清楚地看见薛维目光闪烁了一下，欲言又止。
       江东什么都好，就是五音不全。
       心里有一种快意泛起来，虽然酸酸涩涩的并不舒服。我背起书包去找“假惺惺”，忽然一个念头冒出来：艾佳，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自己清楚吗?
       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到初二，我一直是班里最得宠的学生。因为我学习好，人长得好看，又总是活活泼泼的，玩游戏有了我总是格外有趣。我也习惯了这种受宠的甜蜜日子。直到薛维初三转来我们班。
       薛维的成绩总和我不相上下。这个圆脸女孩唱起歌来十分甜美，就像她甜甜的模样。
       她一到，我的“一枝独秀”就变成了和她“平分秋色”。各方面几乎同样的出色使我们投机而且默契．我们很快成了极好的朋友，令人羡慕、珠联璧合的一对好朋友。
       而同时，我是班长，她是团支书。成绩单上的第一名不是我就是她，各种竞赛，有了我就肯定少不了薛维，有了薛维也不会没有我。那种在暗中处处都要争个高下的对手关系，在我们之间早已心照不宣了。
       考高中，我俩双双考进这所全市最好的高中，又分在一个班。高二文理分科，我和薛维又都进了文科班。
       几年来，就像跑一场马拉松，只要有一点儿落后于薛维，我就咬牙赶上去，薛维也同样。从小潜移默化养成的骄傲好强使我无法容忍自己输给薛维一点儿。阴差阳错，为什么我会遇见她呢?就像针尖和麦芒，就像诸葛亮和周瑜，就像一山中的二虎……
       这场马拉松一直不分高下地并肩跑下来。突然，江东闯了进来。
       不知从哪天起。江东开始没话找话地和薛维说笑。薛维的谈话中也越来越多地提到江东，津津有味地讲他的许多琐事，语气又快乐又带一点陶醉。
       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而我的心情却越来越糟。至于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并不是对江东有什么非分的好感。十几天以前，我也不会想和他有比学友更深的关系，但现在却不同了。有人欣赏总是一件很幸福很足以自豪的事。难道我什么地方比不上薛维吗?为什么……这种想法卑劣得我自己都不敢仔细去推敲。自己难道真这么浅薄，这么浮躁吗?会只因一个男孩对自己好朋友的关注和爱怜就难以自制地心动神摇?
       其实，如果江东以对待薛维的方式来待我，我并不会接受他。我不是薛维，我不会为江东的几句风趣话就头脑发热。我心里喜欢的是那种深沉稳重的男孩。而那样的男孩我曾遇到过，我为他的气质而心折，但他并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秘密，我宁愿把它埋到心底，独自守住它，等它发芽或腐烂。
       可现在。我竟无法战胜自己可笑又可悲的虚荣，居然为这样一件无聊的事折腾得不亦乐乎。而我真的不在乎江东这个男生，我也真的不在乎江东和薛维到底怎样。
       那么，我到底在乎什么，我又想要什么?或许只是一种情绪，一种被人欣赏、被人关注的情绪，一种让薛维知道我是有人在珍重着的情绪?我不明白自己，此时此刻。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假惺惺”，一眼就看出他是那种油腔滑调的男生，并不循规蹈矩，却又可以做个不上不下的学生。
       我不欣赏这种人，也就没把他放在心上。直到那天放学遇见他，我们竟是同路回家。我无意中说晚自习后回家天很黑，路又偏僻，有些害怕。他马上接口道：“那我去找你一起回家吧!”我一愣——从没见过这样自来熟的男生。扫了他一眼，高高大大，明眸皓齿，是一个很标准的令人仰慕的白马王子形象。
       刹那间，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很不好，但我无法抵御那份诱惑，面对薛维和江东将怎样扬眉吐气的诱惑。很像吸鸦片的人，明知那对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可为了一刻的快感，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于是，“假惺惺”开始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响亮地叫着我的名字，同时，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那样的男孩走到哪儿，都不会被人忽视的。
       那一天，薛维终于问起“假惺惺”的情况。我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注意着她的反应。(这种又狡猾又无聊的小伎俩大概每个女孩都与生俱有、得心应手吧?)“他长得真精神。”薛维这样说。
       这一句赞美居然一刹那就填满了我一直空落不安的心，不由自主地对她笑一笑，好像一块黑布从头顶揭开，阳光又洒下来了。莫名其妙!自己骂了自己一句，心底隐隐觉出一点悔一点恨和一点痛。
       而薛维和江东越来越亲密，颇
       有点我行我素的劲头。同学中虽稍有议论，但并没有人把它定性为什么。就算两人的关系不一般，毕竟还没有什么明显标志说明人家“恋”或者“不恋”。人家若只是好朋友呢?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老师和家长对这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友谊最头疼吧?
       而在这期间，薛维对学习却似乎不再全力以赴了，虽然成绩依然优秀。对薛维，我有一种敏锐的直感，那不会错。难道，抓住这个机会超过她吗?或者，作为她的好朋友提醒她一句，怎么办?一个不大的问题居然就那么弄得我心神不宁。
       正在心烦的时候，“假惺惺”又来找我。紧身的白夹克衫，肥肥的牛仔裤，这身装束使他看上去分外清新。不得不承认，他很懂得用服装突出自己的优点。
       “走吗?”他问。“不走，你先走吧。”女孩真善变，几天前还那么热衷的游戏，现在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我等你好了，在篮球场。”不料他却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有些惊讶地抬头看他，他在笑，一反我见惯的油滑的样子，柔和，清秀，很动人。我看呆了。
       我走的时候已打过退校铃许久，不知为什么会拖到那么晚。我只觉得心很乱。说不清到底想起了什么难忘的事或感受过的情绪，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滋味，只感到一个个温热的潮头在心底卷起又落下。好像想了很多，又一团麻般理不出个头绪，茫茫然地恰恰是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锁好教室门，皮鞋在水磨石地板上寂寞地敲出声音，突然想起“假惺惺”说过等我的。天早黑了，他当然不会还在打篮球的。我没抱希望，纯粹出于一种责任心，去他的教室找了一遍。人，早就走光了，在我意料之中。也没失望，做好独自走夜路的准备。
       下了楼，路过篮球场，忽然有人喊我。昏暗中，“假惺惺”走了过来。“你，你没走?”我吃了一惊。“说过等你的嘛，我向来守信用。”他仍是一副油腔滑调。
       我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大对劲。他递过来一件衣服：“穿上吧，晚上风大。”一件运动衣，大概是他为体育课准备的。“我不冷。”我说。他却不动，只固执地托着那件衣服，直直地伸给我。
       几乎完全凭直觉，我也忽然固执起来，坚决不肯接过来。两个人就这样对峙一会儿，他终于收回手，笑嘻嘻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只觉得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隐约预感这似乎象征着什么。
       “假惺惺”从那天以后再没来找过我。
       破天荒的，一天内我两次“赢”了薛维。
       一次是投票选举三好学生，我的票数远远多于薛维，这是从未有过的。薛维的群众关系直落千丈，原因在江东那儿。江东是文科班女生最关注的boy，因为他和薛维非同一般的友情，使薛维失去了占绝对优势的女生的拥戴。这原因太微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另一次是数学小测验，我竟比薛维足足高出十分，这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我并不高兴。中午，徘徊许久，还是决定劝劝薛维。在图书阅览室找到了她。她正在看一篇写中学生的报告文学。我把她叫了出来。
       “那文章写得好吗?”我尽量使话题自然。
       “反正左早恋，右早恋。只要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感情好一点就给你划到线那边，而且一恋就准是成绩下降。先发现这定律的人真该去申请个专利。”薛维嘲笑着说。
       我一怔。是啊，你艾佳怎么劝人家，说人家越轨吗?人家只是友谊。说人家成绩下降吗?考试千百回，谁没有失误?你怎么敢说这不是失误，你怎么敢确定是这“友谊”影响的?这种情形，不是当局人，谁真正明白?这种情形，你局外人说浅了无关痛痒，不如不说，说深了，就算薛维不想你是在嫉妒，以后你和江东怎么相处呢?艾佳啊，你可别办傻事啊!
       薛维转过头来问我：“什么事?”我回答：“天气真好，我们散散步吧。”
       时间似水般流过，转眼期中考试了。我虽然考了第一，却仅比薛维高一分。江东的成绩也并未下降。任谁也找不出毛病来。薛维和江东仍在一处学习，同路回家，亲近并且快乐坦然。
       我早已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当初利用“假惺惺”来示威的事真是幼稚可笑到极点，简直是几岁小孩子的游戏。没有人愿意总提不光彩的事。所以对“假惺惺”，我总是能躲开就躲开。
       年末，新年晚会开到很晚，晚会结束时“假惺惺”来找我，“太晚了，我们一起走吧。”他淡淡地说。
       “好哇!”我仍沉浸在晚会的欢乐里，看了他一眼，他历来白皙甚至有些苍白的肤色，今天平添了一份红晕，倒显得格外英俊。后来我才知道那晚高三男生几乎都喝了酒，他喝得尤其多。
       一路走着，聊着天，尽是些快乐肤浅的事。“假惺惺”那晚话十分多，据说喝过酒的人爱讲话。
       他对我说起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是大家公认的有款有型的男孩，他自己也为此很自负。虽然有几个女同学对他极欣赏，虽然他平时也和女同学说说笑笑惯了，但他可从来没陷到什么‘恋’里面，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女生。”
       “噢?”我脚步一顿，有些惊讶于他郑重的语气，仰头看他一眼，他的表情很严肃，眸子闪闪发光。
       一个朋友的事?他从来不讲这么认真的事啊!我预感一种沉重的东西临近了。
       “那女孩相貌十分pretty，学习好，人又活泼，相当讨人喜欢。听起来好像十全十美，不太真实，是不是?但在那男生看来的确如此。而且让他惊喜的是那女孩对他也十分有好感。不是自作多情。女孩子言谈举止中表现出的亲热远远超出初识的人之间的点水交情，这很像化学反应，两种物质放在一起本不会发生什么剧烈反应，可要是放进了催化剂就不一样了。
       “那女孩明显的好感做了那男孩感情的催化剂，他那时根本不能自拔，只是尽力找一切机会和她在一起。”
       “起初的日子很快乐，女孩儿见到他很高兴。于是他就很傻很认真也很高兴地以为女孩子欣赏自己像自己欣赏她一样。可很快，那女孩突然开始躲着他，而他自问并没有做错什么。无可奈何，他只好等着，远远地在操场上注视着她，悄悄走在她身后。他等了好久，或者自以为等了很久，他终于没耐心了。”
       “假惺惺”停下来，用一种我不明白的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你很聪明，能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男生该怎么办?”
       我愣愣地站着，头脑一片空白。我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假惺惺”自己的，而那个女孩……我不敢想。
       天哪，仅因为我一时的荒唐念头，故意作出和他很亲近的样子给薛维看，竟会伤害了他。我错了，而且不可饶恕，但我又怎么向他解释呢?说对不起，这一切只是因为你的朋友长得太帅，成了那女孩满足虚荣心的工具?
       我不敢抬头看“假惺惺”，低着头，很快地说：“你们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告诉你的朋友别弄这些无聊的事吧!哪会有那么好的女孩，说不定她又自私又虚荣又别有用心，何苦浪费感情?万一耽误了考大学多不值得……”
       “假惺惺”的笑声落下来，打断了我的话：“我以为我们的政治老师来了呢!”我的脸一热，不能再说。
       两个人就这么无言走了一会儿。我问：“你的朋友会不会因此耽误学习呢?”此时，我十分内疚和不安，恨不得让他痛骂一顿才好。
       “假惺惺”肯定听出了我话里的不安，他笑笑说：“你总说我假惺惺的，不真实。我的那个朋友和我差不多，是个油腔滑调的坏男生。我想他不会太神魂颠倒。至少不会像你听说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神经错乱了，大学落榜了，从此茶饭不思什么的。”
       “真的吗?”
       “真的。”他看着我的眼睛，眸子淡淡地闪着光，脸庞上的红晕更深了。“是真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已到了分手的路口，他停下来转过身说：“好了，该再见了。小妹妹，新年快乐。”他眸子里有一种热热的东西通过他的目光直流入我的眼底，心底，弄得我鼻子酸酸的。
       独自走在街上，不知从哪家店铺里飘出一支稍稍变调的歌，模糊中反复着的只是带点感伤带点温柔带点迷惘的一句：“那一年我十七岁那一年我十七岁那一年我十七岁……”
       这一年，我——十七岁，我轻轻对自己说。
       回过身去，我掩面痛哭。
       (齐峰摘自《希望月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