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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我的心中硝烟弥漫。手持华东政法学院的毕业证书，我第1001次问自己：留沪还是返乡?这是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而城市的诱惑最终输给了故土亲情，贫穷的苏北老家像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在千里之外呼唤我归来。就这样，我成为家乡小镇上“利民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由于我在一年之内连续代理了几宗关系到百姓利益的棘手案子并胜诉，尤其是将镇长之子——一个狐假虎威恶贯满盈的地痞也告进了牢房，使我一下子成为小镇的风云人物。我感谢那些善良的人们对我的厚爱和褒扬，为他们伸张正义是我的职责和梦想。我之所以放弃城市的繁华回到故乡，就是割舍不了对这片土地的血脉深情。我要学我勤劳的父母，用犁耕耙耘的细致和虔诚，在家乡的土地上播下“法治”的种子，让我的父老乡亲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约束自己。
       我们的小镇很小，所以稍有能耐的人就显得声名显赫，享誉全镇——包括我在内。那次镇上搞国庆文艺演出，同事小张指着“医院代表队”的领队对我说，那是何院长，咱们过去打个招呼吧。小张的话让我的眼睛亮了一下，因为何院长也是这个镇上的名人，早就听说他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人称“何一刀”。只是我向来怯交名人，总觉得名人有太多傲气，所以暂不打算与他正面接触。然而，我未曾料到，不久之后，我却因为他而陷入环环相扣的恩怨中。
       那天夜里，母亲因腹痛难忍而进医院急诊。睡意蒙眬的值班医生初步诊断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让我们等到天亮医院上班，用B超确诊——“再说，即使动手术，现在也不行，主刀的何院长休息了，不便打扰。”可是，母亲的疼痛在加剧。她脸上的皱纹完全脱离原先的轨道，拧成一团痛苦的麻，豆大的汗珠纷纷滚落。而值班医生习以为常的麻木表情让我感到愤怒和绝望。在惨白的灯光下，我猛然发现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份医院职工的电话号码表。我2．0的视力立即把“何庆林”从那一串名单中剔了出来。我不顾一切地操起桌上的闭路电话就打。像送出一张名片一样，我自报了家门，并恳求何院长救救我母亲。没想到何院长在短暂的蒙眬之后立刻恢复了神志，用一种很荣幸的口气一连说了好几个“你好”，并让值班医生用电话通知有关科室的人员立即到班，自己随后就到。40分钟后，母亲已被推进手术室，何院长还把我贼一样塞给他的红包插进我的上衣口袋，笑容可掬地说：“心领了，心领了——手术你放心。”
       一个小时后，母亲被推出手术室。何院长一边摘口罩一边对我说：“一切顺利。”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看见何院长不再年轻的脸上写满疲惫，眼睑有些浮肿。他的腰背因俯身太久，像拉力过猛的弹簧，一时恢复不了原先的状态，仍然向前弯曲。他用一只拳头在自己的后背轻轻地拍打……一种感动蓦然涌遍我的全身。何院长吩咐护士看护我那麻醉未醒的母亲，然后让我随他去办公室领取第二天的医嘱。他给我开了医嘱后，又交代了母亲在饮食中的注意事项，然后竟跟我聊起天来。谈到我打的那几场官司，他说我很有锐气，是个人才……聊到天亮，我们已完全消除了初次相识的陌生感。因为话题投机，我们几乎成了忘年交。
       母亲的劫难终于过去，她斜倚在病床上喝着我喂的鱼汤。何院长不时会和蔼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关切地问母亲“感觉如何”，还拍拍我的肩膀夸母亲“好福气”，听得母亲心花怒放，背地里夸他是个“没架子”的大好人。
       母亲的身体日渐恢复。我的神经也从最初的紧张逐渐松弛，并开始关注周围的人和事。与母亲同室的病友是个年轻而早衰的女人，蜡黄的脸上常常可见风干的泪痕。有个中年男子在拙手笨脚地照料她。不难看出此人是她的丈夫。他们破旧的衣服上似乎还残留着上个季节的草浆渍，脸上挂着贫苦农民常见的忧愁。我从农村来，我的情绪一下子被他们感染了。我关切地询问他们是否付得起昂贵的药费，为什么多日以来他们总是默默无语。然而，我得到的答案令我大为震惊——这个女人是一桩重大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他们在为自己不幸的未来而担忧，而这桩事故的责任人，竟是我敬重的何院长!
       “4个月前，她因脾脏破裂而在这里做了切脾手术，回去后却一直感到肚子疼。为此我也来找过几回医生。他们说可能是腹腔炎症，给我开了些消炎药。可是她吃了总不见好，前几天，我带她来做了一次彩超，原来她的腹腔内有一把血管钳!虽然这第二刀的费用全免，可是她却再也干不了体力活了……”男人愤愤地讲着，却把女人“哇”的一声引哭了。她开始诅咒“何庆林”，用一种我不太听得懂的话发泄心中的怨恨。她的丈夫告诉我，她是云南人。
       虽然我不愿承认何院长会捅下这么大的漏子，但事实摆在眼前。我看见了那张彩超成像报告单。人有失足，马有闪蹄，谁能保证自己干一辈子工作也不出错。然而对于病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推托责任的理由。
       “你们向医院索赔了吗?”
       “提过，何庆林说出院后给我们1000元的营养费，我们明知这样很吃亏却没办法，自己没啥文化，跟谁去理论?……”男人沮丧地说。
       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和酸楚。人人都有同情弱者的本能。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心理援助立即向这对苦难的夫妇倾斜。出于私交，我应该维护何院长的声誉；而出于正义。我应该为这对卑微无助的农民夫妇讨个说法。所以，一个月后。我在母亲的责骂声中，作为这起医疗事故受害者的代理人，把我的朋友何院长推上了被告席。我看见何院长向我投来轻蔑的目光，或许我在他心目中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还有些不懂世故的傻气。虽然最终我为原告争得了1万多元的赔偿金，我却并没像以往胜诉时表现出成功的喜悦。原告夫妇互相搀扶着买来鞭炮在我们律师事务所门口点燃，千恩万谢地与我告别。而我百感交集的心里总是抹不去那个寒冷的冬夜，何院长走出手术室时略显佝偻的身影。他那捶背的拳头穿过记忆一下又一下砸在我心上。很长一段日子里，小镇的人们总在谈论这场官司，有人说我对；有人说我“迂”，莫衷一是。当我带着十二分的诚意提着一袋水果来到何院长的住处。请他谅解我的行为时，他的妻子杏目圆睁破口大骂，用拖把柄把我赶出了院门。
       我不怪她，我理解何院长及其家人的心情。生活就是这样。个人的得失会影响到家庭的安定和幸福。我突然想起那对夫妇，不知他们现在过得可好?
       星期天，我一路问询摸到20里外的农村，找到了他们的家。依然虚弱的女人正在家里拣菜，其余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我以为这个女人会立即把丈夫从地里叫回来，陪我聊聊天，再怎么说，我也帮过他们。谁知她在短暂的惊诧后突然向我跪下，泪流满面，要我帮她逃离此处。她是被人贩子从云南山区拐卖到此的：“我不愿意跟这个40多岁
       的老头生活，总是想逃走，可是我不识字，他们也不让我手中有一分钱。有两次我实在过不下去了，逃走了，可是被他们发现后又抓了回来，还往死里打我……现在我成了这副样子，他们才放松了对我的监视…一大哥，你是好人，你救救我!”
       我看着这个枯瘦的女人，思绪纷乱。我相信她的讲述是真实的，她的眼泪是由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多么痛苦。然而，我与她的丈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喝着同一条河的水。在这些物质和精神都还处于贫困状态的乡亲们心中，婚姻的目的还没有奢侈到爱情这个高度上，娶妻就是为了生子，为了过日子。我要是帮了她，就要被这里的人们群起而攻之。
       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也为了自己能够脱身，我让她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还煞有介事地记在笔记本上，让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在家等消息。我本想，离开这里上了班，我每天被所里的事缠着，终会把这件事丢开。可是我错了。每天我似乎都能看见那个女人在村口翘首以待的目光。我在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姐妹遭受这样的不幸，我也同样渴望在那个我并不知道的异地他乡有人挺身相救。在我无数次换位思考后．终于决定为解救这个被拐卖的女人尽绵薄之力。我给她所在县的妇联去了一封信，告之详情，请她们出面解决此事。不到半月，我便接到一个从云南打来的长途电话，核实情况后，当地警方来人到我们镇派出所，于深夜突袭将被拐少女救走。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还把镜头对准“好心人”，让我谈点感受。这终于暴露了我作为“罪魁祸首”的身份，在群众中反应强烈。从此以后，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失去老婆的农民兄弟早已记不起我顶着重重压力帮他向何院长讨回的公道，而是每逢有事到镇上来，总要跑到我办公室的门口指着我的鼻子要与我拼命。偶尔在街上遇到何院长，也可看到他满脸的揶揄和不屑。从镇上到村里，我已是不折不扣的“名人”，可人们对我已不再推崇有加。
       我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选择会让我活得如此尴尬，我一手揽在怀里的“善事”却被焐成一块烙铁，烫出一片通红的恩怨。可是，我并不后悔。我的家乡像一位更年期的母亲，她对儿女的迁怒有时并不完全正确。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道德和正义，我要维护母亲在一个异乡少女心中最后的文明。我们虽然贫穷，但不能野蛮，我要让乡亲们懂得，法律保护我们的某些权利，也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尽管我承受着太多的责难与误解，但我依然会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因为，我的信念是无法改变的，就像我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
       (王春玲、王月冰摘自《涉世之初》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