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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集体旅行或聚会，主持人很有创意，为活跃气氛，他提议大家做一个游戏，每一个人讲一个成语，具体要求是：“新婚之夜，我说＋（一个成语）。”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恶作剧，一个语言陷阱，你说它是语境或语意场也行，大家尽量躲避这个陷阱。甲说，“新婚之夜，我无可奈何”；乙说，“新婚之夜，我多快好省”；丙说，“新婚之夜，我怒发冲冠”；丁说，“新婚之夜，我一针见血”；戊说，“新婚之夜，我一言难尽”……面对这一开口不离脐下三寸的敏感话题，说话人极力回避和身体、性有关的床笫之言，可最终还是无一幸免都落入这个坑里。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和秘响旁通的点评。
       这个搞笑的游戏，每个说话人都被假定为洞房花烛夜里的新娘或新郎，这个“假定”就成为疏而不漏的天网，语词成为特殊语境必欲捕获而后快的嫌疑人，在天下滔滔的语林中语词无处藏身。因此，言说者使用的每个词语或语词，都受到了这个假定语境的规约，词语从自己的身体起飞，向晦暗不明的婚床上着落。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究竟是哪只看不见的手导演了这场捉弄说话人的事件?是谁赋予他“假定”的权力？福柯把这一游戏的规范者追究为“权力”。福柯进一步追究把这种“假定”合法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谈到了“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其实，“真理的生产”和这场游戏的过程与规则一样的荒谬。他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实施”，而强制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罗兰·巴特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同样看到了权力对语言的根本性支配。他称这种现象为“语言法西斯”。“权力作为支配性的力必多”，无所不在，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使语言在其结构本身中包含着一种必然异化的关系。人们说话与其说是用作交流，不如说是用作让人屈服。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在《恋人絮语》里，他使用了相近的术语：“语言恶魔”、“语言绳索”、“异己的语言”。福柯的表达更精辟：“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们不要把真理当做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绝对控制之下的？”
       在接下来的探讨中，巴特和福柯二水分流了。为了有效抵制“语言法西斯”，巴特提出“本文乌托邦”。他认为“本文乌托邦”属于“非权力”的自由天地。这个表述是不是类似巴赫金制造的“民间语言狂欢”呢？巴特企图“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去克服可能出现的“语言法西斯”现象。借此人们得以在权力之外领会语言倾听心灵，而文学正是通过“弄虚作假”实现“本文乌托邦”的最好媒介。正是通过“弄虚作假”使自身空洞无物的文学，为摆脱语言深层中的法西斯暴力，从而为打开属于自由的天空创造可能。或许是由于这样的梦想，巴特钟情于描绘一幅结构主义“文学科学”的图表，他试图进一步将结构主义观念运用于文学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之中。他首先提出“零度写作”，反对表现社会思想观念的价值写作，以此揭示意识形态所构筑的现代神话的欺骗和荒谬。他的理论不仅对“文本”的写作具有启发性，而且还肩负着启蒙指导读者阅读的责任，为此，他提出“作者之死”的命题。他认为“文学作品中至关重要的是使读者不再是本文的消费者，而是本文的生产者，读者的诞生必定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福柯则致力于“真理的生产”过程中“权力的效应”研究，提出了“权力系谱学”的研究方法——“调查在权力关系中隐藏最深的是什么；把它们定位在经济基础之中；不仅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以科学形式出现的权力，在物欲性的活动中发现它们的踪迹”（见《权力与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狼狈为奸，纠集为一个疏而不漏的天网，驾驭着整个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的规范条例，使该社会的所有活力都受到这种特定“语境”定义的强制执行。福柯绝望地发现，在“真理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权力的效应”挟制，“人死了”。在这里福柯又和巴特的“作者死了”陌路相逢。斯科特·拉什在《谱系学与身体：福柯/德勒兹/尼采》中把德勒兹和福柯看做孪生兄弟，他说：“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作为一位谱系学家无可非议地具有与福柯同等的地位，尽管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可思议，他们两人的著作确实是难以互相分开的。”利奥塔在他的《话语，形象》里，对“帝国主义式的”符号学和黑格尔理论展开了批评。他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倾向于贬抑感观而颂扬理性。西方哲学总是围绕着一组话语或形象、话语和感观、说与看、阅读与知觉，以及普遍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而组织起来。其结果是，西方哲学越来越推崇理性、系统性、总体性、中心性和同质性，排斥多义性和异质性。时代是怎样凭借着权力的名义建立其具有合法身份的宏大的叙事结构的？利奥塔的批判锋芒是要指向以形象感性的私人话语来瓦解公共抽象的理论话语，用异端的新的话语去颠覆陈旧的霸权话语。与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人之死”遥相呼应，德里达的解构更是彻头彻尾，他指出，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人的概念背着本体论的沉重负担，人受制于逻各斯的摆布。因此，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便是对“起源”和“目的”的摧毁，也是人的“终结”，而人的“终结”，也就是书的“终结”。在逻各斯的统治下，全世界只有“一本书”，就是解释逻各斯的书；只有一个作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书的世界只是逻各斯的世界，离开了逻各斯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德里达把解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他勘破天机地指出，逻各斯书写不出“观念意义”，所谓书写的“意义”只不过是人为的设定。“意义”从没有真正实现，就像康德的理念永远是彼岸的诱惑一样。
       不管是福柯还是巴特，不管是德勒兹、利奥塔还是德里达；不管他们是南辕北辙从地平线的何处走来，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斯芬克斯像前。他们不是尼采的信徒，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王国的叛徒，他们试图用不同的方法去完成尼采上帝死后未竟的事业。而二十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却占尽风光，他们像一群生来就会打洞的老鼠，在“五月风暴”里获得了灵感，把康德、黑格尔以来建造起的辉煌巍峨的哲学城堡给掏空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新的哲学时代开始了。
       迄今为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没有读懂所谓的“后现代”，但我们却遭遇了它，并且由此启示了我们。因为，福柯、德里达不愿意生活在他们手造的逻各斯世界里，同样我们也不愿意一如既往地摸索于道德实用理性的世界之中。
       刚拜读了李泽厚先生《循康德、马克思前行》（见《读书》，二○○七年一期），这位在八十年代曾经“点燃人们的理论热情”的思想家，在文章里说“福柯、德里达比马克思差远了，更无法比康德”。这语义不清的评判，多少让我有些迷惘，因为在我浅薄的理解中，在思想演化的迷宫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关公战秦琼的故事。谁会知道在福柯、德里达之后，新的外来物种或天敌在何时何地出现呢？
       （《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五年第一版，90.00元；
       《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