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名扬全球的科学家、艺术家，或是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知识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考上电影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 张艺谋
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进陕西国棉八一，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等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
业余时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隋唐演义》都一遍遍地看，至今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1998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借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咸的、薛子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惟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就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子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在电影学院，我跟其他同学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年龄大，我差不多是我们这一级里最大的，系里别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小10来岁；二是因为我的入学不是特别正规，因而总有一种沉沉的“编外感”。这两点不同，使我感到压力。
按照当时的行业氛围，我们从摄影系毕业后分到电影厂，还要做若干年的摄影助理，然后才能做掌机摄影师。我想想自己毕业就32岁，再干几年助理，三十七八快四十了才能独立摄影，就觉得不行，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是走出电影圈做摄影记者，尽快独立工作；二是转行干导演。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很少幻想什么，当时我已经着手联系陕西画报社；同时，我从大三开始便偷偷看一些导演方面的书。导演班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陈凯歌、田壮壮……甚至可能有人比我还大，这也是我想转入导演的重要原因，大家同时起步，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记得当时我是请导演系的才子林大庆帮着开的书目，一共20多本，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苦读，这期间还试着写了个剧本，请导演系的白虹评点……正是有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使我以后能很自然地由摄像向导演过渡，而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
我应该算是命运起伏比较大的人，20年前的我和现在差别很大。平常我们老说人是有命运的，而在我看来命运是受“机会”和“能力”左右的。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机会”是被动的，要受大、小环境和个人的位置制约，比较难预测把握；而“能力”则不然，在获取“能力”方面，人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我想正是因为自己通过学习获得了进一步把握机会的能力(摄影)，才使自己从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有出路的工人走到今天的。因而对我来说知识、学习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认为它们是“能力”的惟一来源。
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从矿工到双博士后 毕思文
因为出生在煤矿世家，我也很早就成了煤矿工人。
下井时我还不到16岁。1米44的个子，在井下一干就是3年。矿工的苦累和危险大家有目共睹，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同事被岩石砸扁，也曾在塌方前的最后一刻死里逃生，当时腿被支撑的柱子压住，怎么也拔不出来，而更大面积的塌方又在眼前，领导甚至已决定锯腿保人……次次惊心动魄的痛苦使很多人离开了矿山，包括和我同时进来的很多同学，通过各种关系，或者调力，或者想办法弄个劳保。
我一直留在井下，而且干得很卖力，那时被人称为“矿山小老虎”，说不上对工作多么热爱，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努力工作是我惟一能做的。我不甘心混日子。
下矿井时我初中还没有毕业，爸爸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说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有用，让我自学。那时我一天要在井下8个小时，还要经常加班夺高产或者政治学习，常常12个小时不得闲，一天下来人困马乏。即使这样我也每天坚持读书自学。夏天蚊子多，我就穿起长袖衣服，戴上帽子围巾，再把脚放到水盆里。在这样的“重重封锁”下，蚊子倒是不咬了，人却被热得头晕脑胀了……
因为肯吃苦，工作努力，干了3年采煤工后，我被送去学了半年的采煤技术，后来又到中专学地质，再后来就考上了大学。四年大学我一共修了三个专业，当时校长、班主任知道我选那么多课都很不满，觉得我会耽误专业的精进，不少同学也觉得我在出风头，而我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拓宽自己的专业面，打一个好基础。而且，那时的我对于学习有一种如饥似渴的热爱。
那时我的时间总不够用，宿舍晚上10点半熄灯，我就买上一打蜡烛，每天都要点到夜里两三点，早晨5点半就又起来，一直到中午休息10分钟——三个专业，80多门课，我必须抢出比别人多三分之二的时间，否则根本拿不下来。大学结束时我做了三个毕业设计，参加了三个专业的论文答辩，这一时期的苦学，为我今后在地球科学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我回矿山，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这样我又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而“博
士”的理想却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不仅当上了博士，而且还拿到了北大、清华两个专业的博士后。
父亲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跟我说，“这只是科学道路的开始，不能只看学位，要名副其实”——应该说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要求。1997年我与一位德国科学家在藏北海拔5700米的高原上发现了一片黑色的岩石，当时德国科学家认为可能是油页岩，后来我经过走向追踪，确认其为煤矿。这片煤矿一半在湖里，一半在山上，而且共有五层，其中一层有5米多厚，对于自古缺煤，一直以牛粪为燃料的西藏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这种找矿的快乐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我们还曾在藏西北海拔4600米处发现过一片玉矿，开始都以为是石膏，经确认是玉矿后，我激动得想让全世界都分享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现在还在煤矿，即使再能干，充其量一天也只能出30立方煤，而从参与找矿到现在，我已经为国家发现了3000多万吨煤，我感谢矿山赋予我的吃苦精神和勇敢，同时更感谢知识赋予我的报效祖国和成就事业的快乐。
一根稻草，两种命运 肖琴 肖燕云
如果不是那根稻草，肖琴这时有可能已经大学毕业，可现在，肖琴每天要伺候地、放牛、打猪草，经年累月地生活在曾梦想飞出的窄小天地里。
一个人的命运，难道真的会悬于一草?
那一年，肖琴5年级，妹妹燕云2年级。两个喜欢读书的土家族小姑娘在欣喜地盼到开学的9月时，却在妈妈手里攥着的两根稻草前呆住了——“家里只供得起你们中的一个上学，这两根草一长一短，抽到长的去上学，短的留在家里做事……”妹妹本能地先跑上去，之后便是光明灿烂的笑。
草被抽出的一刻所凝固的美丽是短暂的，在姐姐几乎同时进出的泪水中，才只七八岁的妹妹第一次体会了“快乐不仅是快乐”的人生况味，面对成就美丽的痛苦的平台，妹妹的泪水淹没了她光明灿烂的笑。直到今天，每次想起、提及，燕云都会泪水潸然，一颗年轻的心负荷着本不该的沉重，而读书，不是她的权利吗?
到底该怪谁?
那一次妈妈握着手中剩下的草，对肖琴说：你认命吧!
可那根草真的是肖琴的命吗?如果当时妹妹抽到的是这一根，而不是那一根，自己就真的会看着更小的燕云从此放牛打草，自己读书上学吗?
而对感慨于此事的人来说，姐姐读书、妹妹辍学不同样让人悲从中来?所以有人提起，她总是淡淡的，说自己是姐姐，说妈妈很好，她没别的办法……
劳作一天之后。坐在门口横生的老树上，内向、不事张扬的肖琴偶尔会目光空茫：她的成绩曾那么好，比妹妹还要好。考试从来不出前三名。妹妹说：“如果姐姐读书，一定能考上大学，而且肯定比我好得多。”
妹妹考上吉首大学后，姐姐跟着去了一次，并且住了一天。很少表达自己的肖琴说：“进校门的一刻，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这样说时，她微低着头，眼里有莹莹的亮。到底该怪谁?对肖琴家重如泰山，而对挥霍者不及一盘凉菜的学费，真的有权改变这样一个热爱书籍热爱生活的姑娘的命运吗?那普及多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又“义务”在了哪里?而在已经这样之后，我们的社会又能给她提供怎样的继续教育的可能?
燕云哭着说：“现在我还没有条件，等将来毕业后，我一定要让姐姐的小孩上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不让这种悲剧重演……”
而肖琴想得比较多的是怎么多赚一点钱，帮妹妹读完大学。妈妈身体不好，出去打工对肖琴来说仍是遥远。
——肖琴，想过自学吗?
“各方面环境条件都不太好，……很难。”
——如果可能，最想做什么?
“读书，做老师。”
——为什么?
“我喜欢和孩子在一起，而且，当老师可以帮助一些没有条件的孩子读书。”
(周明摘自《知识改变命运》，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