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又到了星期二，老王一大早就来到了邮局。他在这个报刊零售柜台站了12年了。
       等到几大捆新到的报刊堆到他面前时，他便先抽出两份《体坛周报》放入抽屉，然后才开始分拣。快近中午时，报刊就所剩不多了。老王慢慢地拨着饭盒里的米饭，目光却注视着门外，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
       已经下午1点半钟，老王变得有些焦急。“平时这个时候早到了。今天怎么还没来?”老王暗自寻思。2点、3点……厚厚的门帘不断地被掀起，雪花也跟着飘进来，却始终不见那张天真熟悉的脸——看来他今天又不来了。
       那是半年前，卖了十几年报刊的老王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到星期二下午上班前，总有一个年轻人来买两份《体坛周报》，然后再要一个大信封将其中一份寄走，另一份自己拿走。连续五六个星期都是如此，从无间断，风雨无阻。有好几次他都想问问，最终也没开口，可那个年轻人的模样他记住了。
       很快国内新闻纸价格急剧上涨，很多报纸零售数锐减。《体坛周报》的数量也只有以前的一半，每次报纸一到，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那也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等到那个每周准时买报的年轻人来时，《体坛周报》已经售完了。
       “老伯，一份也没有了吗?”年轻人不甘心地问。老王摇摇头，说：“你可以买几份别的体育报纸吗?”“不，就要《体坛周报》，哪怕只有一份也行。”年轻人很固执。“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体坛周报》吗?”老王说着拉开抽屉，两份《体坛周报》露出来。他看见年轻人脸上喜悦兴奋的表情，自己心里也甜滋滋的。
       年轻人一边写信封叠报纸，一边告诉老王那个故事——
       “是给阿谭寄的，他是我大学的同学。今年6月毕业时，我们大部分人都留在了这个城市或去了内地，阿谭却一声不响地参军了，而且去了青藏高原。他当了一名通讯排长。一个月后阿谭来信了，他说他们的驻地在青海西部，背靠昆仑山脉，面朝柴达木盆地，海拔4000多米，含氧量仅为内地的70％，无霜期仅为80天，虽是夏季，山头上也能看到终年不化的积雪。他们的营部在一片荒芜的戈壁滩上，很艰苦。用战士自己的话说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一年三季穿棉袄……”
       年轻人拿着自己封好的信封出神，老王看见收信地址写的是青海西州某部队某分队。“可这与《体坛周报》有什么联系吗?”老王禁不住问。
       “是这样的，阿谭说孤独、缺氧、高原反应他都能忍受，就是受不了没有体育。阿谭是个体育迷，有关中国足球、篮球、围棋这些体育项目，他都能如数家珍地说上很多。而且他还有个怪论：不喜欢体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好体育使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在一起谈论体育，对《体坛周报》情有独钟，它有几个栏目其他报纸没有。现在我们只能书信谈论了。由于信息闭塞，很多体育消息他都无从得知。他们那儿离邮局很远，他8月9日步行1小时，又搭车到了小镇邮局给我打电话，问马晓春8月6日是否夺得了‘富士通’杯冠军。他说每次收到我寄给他的《体坛周报》就像收到情书一样高兴。他还说战士们都喜欢听他讲体育……”
       年轻人道声谢走了。老王却一直想着那个故事和一个叫阿谭的人。他小孙子也很喜欢体育，而且是个球迷，屋子里全挂的什么马要多拉扒撬把地踏(马拉多纳、巴乔、巴蒂斯图塔)，可是这跟做个真正的男人有什么联系呢?
       但是老王还是很喜欢那个年轻人，每到星期二，他都预先抽出两份《体坛周报》，下午上班前年轻人总是准时取走。快半年了，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从没间断。每到星期二，老王就感到很兴奋，仿佛自己要干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十几年来，他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可是，自上个星期二，那个年轻人再没有来。老王等到下班，最后还是自己按那个已经看熟悉了的地址寄了一份报。他想年轻人可能是出差了。
       今天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邮局里已不见有人来，老王失望地叹口气。大雪已纷纷扬扬。他记起年轻人说他在附近的自来水公司上班，就夹着两份报纸按着长相特征挨个打听，终于敲响了一扇单身宿舍的门。
       “请进——哦，老伯——您?”正是那个年轻人从一盏昏暗的台灯下抬起头。“你两个星期没来拿报纸，我想……”一时难以说清楚，老王突然感到不好意思，现出孩子一样的神情来。
       “老伯，用不着了——”年轻人让老王坐在椅子上，从桌上翻出一封信，声音有些异样。“阿谭再也看不到《体坛周报》了。”年轻人用手轻轻拍着信封说，“这是阿谭连队的指导员写给我的，他说前不久海西落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阿谭他们进山检修线路，不幸吉普车滑下山沟，车上4人全部遇难。他说阿谭是个好小伙，知道的事情很多，领导战士都很喜欢他……”
       不知对年轻人说什么才好，老王留下报纸走了。他一夜未眠，窗外雪花飘落的声音他仿佛都听得见，星期二成了让他难以释怀的日子。他爬起来看窗外的雪，雪落无声，雪落有声。
       (汪少恒、彭贵民摘自《辽宁青年》1999年第22期)